刘国宣丨书籍史视阈下的《琉璃厂书肆记》

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0期，此据作者word版，较原文略有出入，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国宣老师授权发布。

书籍史视阈下的《琉璃厂书肆记》

刘国宣

摘 要：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历经近三百年而未歇的北京琉璃厂书业维系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交流甚至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的学术互动。由清代学人李文藻创作的《琉璃厂书肆记》是在北京琉璃厂书业鼎盛之始第一篇详实记述琉璃厂书肆、书商情况的作品，备受后世学者的盛赞。借鉴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维度，深层解读《琉璃厂书肆记》，在传统文献学视阈之外，全面地把握其社会文化史意义，别见天地。

关键词：《琉璃厂书肆记》；李文藻；书籍史；书肆；书商

出版于法国17世纪末的《菲雷蒂埃辞典》对“bibliothèque”一词的意义给予了三项解释：第一，“图书馆，用于放置书籍的场所或房间；装满书籍的厅楼。也可用来泛指存放一处的所有书籍”；第二，“bibliothèque也指一种文集，即多部同类作品的辑合，或同一作家群体论述同一主题的文章汇编”；第三，“图书馆馆藏目录也被称作bibliothèque”。此时正是法国文献学家们汲汲营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期，这三条释义充分反映了彼辈学者的学术追求。回目东顾，在同时期的中国，宗尚徵实、力行渊雅的考据学日趋鼎盛，嗜古猎奇的习气浸染了整个中国学界，稀见古籍的搜讨、公私丛书的刊刻以及目录的编著蔚然成风，[1]而《四库全书》的修撰，更直接导致了图书馆雏形的萌生，一系列若合符契的文化事业在东西两个文明世界中不约而同地展开。然而仅就图书馆言之，由清廷设置存贮《四库全书》以便士子观览的“南三阁”（文澜阁、文宗阁、文汇阁），在文化传播上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殊为有限；文献大家周永年耗费毕生心血构筑“借书园”，却终因无力维持，化为乌有，较之同时西方蓬勃兴起的图书馆事业，中国在此方面的发展黯然失色。

在这种境遇下，书肆林立、书籍萃集的琉璃厂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此项文化需求的缺失。明清两朝，随着北京文化地位在整个国家的上升，尤其自康熙以降，琉璃厂书业渐渐臻于鼎盛，学者辐辏，名流荟萃，成为北京这座文化中心的一大支点。在这所“无墙的图书馆”内，通过书商的经营与学者的访书购书，共同塑造了书籍流通的活动整体，端可视为18世纪中期中国书籍社会史的典型缩影。由李文藻（1730-1778）创作于乾隆中期的《琉璃厂书肆记》，是在琉璃厂书业造极之初，第一篇详实记述琉璃厂书肆情况的作品，受到后世学者的盛赞，缪荃孙、孙殿起、雷梦水等文献家更接其芳躅，赓续至《后记》《三记》以至《四记》。[2]借鉴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维度，深层解读《琉璃厂书肆记》，可在传统文献学视阈之外，更全面地把握其社会文化史意义，别见天地。

一、《琉璃厂书肆记》的创作与接受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769年6月26日），李文藻进京待选，寓居毗邻琉璃厂的百顺胡同——这已是他举进士第的第九年，直到当年十一月初七离京南下，赴任广东恩平知县，在京前后居住了五个多月。这五个月里，除去签选、引见、领凭以及与同志师友的交游外，[3]李文藻几乎天天与书为伍，他“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1]在他亲笔誊出的一份在京购买、抄录书籍的清单上，罗列了“在京购得刻本书之佳者”71种，“在京所抄之书及所购抄本”45种，[2]凡116种书，数量不可谓不多，但考虑到李文藻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的身份，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其“所买不多”四字中蕴含的真诚与自负。这五个月的厂甸访书活动，对于一位嗜书如命的学者而言，固是一段珍贵的经历，“出京后，逆旅长夜不能寐，乃追忆各肆之名号，及所市书之大略记之”，[3]成为传世的书史名篇。

李文藻亲笔撰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手稿幸而流传至今，他的文集清稿也予以收录，民国年间还出现了单行本（中国书店1925年版），但直到光绪之前，吾侪迄未见到任何对于《琉璃厂书肆记》的评论，足见此前流行之稀。[4]平心而论，这篇《书肆记》更像是一幅速写，较之李文藻其余篇什而言，无论在谋篇布局抑或遣词行文方面，都很欠琢磨，这与作者“精擅诗古文”（纪昀语）的声誉并不甚符，但何以此文在后世影响至巨？清末李慈铭的一段议论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他在读过李文藻《南涧文集》之后曾如是说道：

其文散漫无纪，考据亦无甚关系，惟有《琉璃厂书肆记》一首，颇足见当日文物之盛，亦将来考都门掌故者所当知也。[4]

李文藻善诗文，而行文风格迥异于同时考据学家。其治学规模本属恢廓，“于学无所不赅”，[5]尤其淬深于校勘学、目录学、方志学与金石学，但因其未能绝去功名，一意治学，也就使得其学术未能臻于精粹，这一点我们殊不必“为贤者讳”。他生前没有来得及编订自己的文集，殁后文稿星散——这也是《琉璃厂书肆记》直到晚近方始受人重视的主要原因所在，直到光绪初年，潘祖荫始蒐集其遗文刻为《南涧文集》二卷，收入《功顺堂丛书》，但未经潘氏辑合的李文藻遗文尚夥，是以继起整理者代不乏人。李慈铭性情兀傲，前辈学人多有述及，他对人物的指摘，我们不得不预做几份保留。李氏所读的《南涧文集》正系潘刻《功顺堂丛书》本，原非全豹，据此以论李文藻学术整体自然不能允当，所谓“其文散漫无纪，考据亦无甚关系”，亦非的评，即便如此，李慈铭仍慷慨地给予了《琉璃厂书肆记》几分和善的肯定，其着眼点即在于“考都门掌故”。与之同时的叶德辉也说：

吾读李文藻《南涧文集》中有《琉璃厂书肆记》，虽不及荛翁记载吴门之详，要亦足备都门之掌故。[6]

较之李慈铭的认识，叶氏并未另具只眼，仍立足于《书肆记》“足备都门之掌故”，这两位饱学宿儒的观点颇足以代表中国文献学的固有视阈。然而，跳出这一传统的藩篱，《琉璃厂书肆记》是否仅仅可供掌故的稽考？

二、琉璃厂的书肆与书商

北京书市的形成实为庙会的副产品，这在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有过清楚的描述。清初，灯市移往城南琉璃厂，书摊以外，固定的书籍交易场所——书肆渐渐增多，加之当地风景殊胜，堪供流连，遂成为文人名士雅游之所，到清代中叶，更是书肆林立，学者辐辏，珍本秘籍遍布厂甸，《琉璃厂书肆记》即在这种背景之下撰写成篇。[5]缪荃孙言道，“益都李南涧大令《书肆记》成于乾隆己丑，时四库馆开，文士云集，四方书籍，聚于辇下”；[7]孙殿起承续了这一说法，称“李氏在京之日，正值四库开馆，举天下之书群集京师”。[8]但事实上，李文藻此次厂甸访书的活动早在四库开馆前四年，其时琉璃厂书业已不待《四库全书》的编纂而早趋繁盛，二家的说法无形中误导了后世研究者对琉璃厂书业繁荣现象的分析。应该承认的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诏修《四库全书》对厂甸书业的空前盛况确实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一繁盛景象的造成隐含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绝非全凭某一事件的刺激使然。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例来解释的话，鄙意乾隆六年（1741）正月清高宗命访献遗书的诏令对厂甸书业的影响恐怕尤为直接。

“经商营业”本系国人“长技”，[9]在承平时代，商业本易繁荣，而晚明以来学术范式的转移又造就一种严重依赖“故书堆”的新学风，这就给书籍的经营开辟了无限的市场。考《大清会典事例》，从康熙四十年（1701）起，清廷单就琉璃厂税租的征收方式屡次改变政策，起初由“例征地租”“改为按间收租”，“凡官员有力之家征银，贫穷小民，准按季征钱”，次年即改为“征钱者，量免其半，只身贫寒之人免征房租，仍以官地起租”，到雍正三年（1725）再次变更，“嗣后止征地租，免其按间计檩，逐月输纳”。这种程序化繁为简、额度由高变低的征税政策的改革，足以招徕商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出现了“弃儒入贾”的现象，余英时先生解释其“真正背景”在于“大量生员终身沉滞的危机”，[10]我们进而发现，不少琉璃厂书商均是科举失意的生员，他们转而经营书肆，暂图安身立命的生计。厂甸书业的兴盛，正是上述社会、文化及政治诸种因素交织促成的。

了解到这一背景，我们来看李文藻笔下的琉璃厂书肆的分布：

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完之书。……入门为嵩秀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积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其先后次第，忆或不真，而在南在北则无误也。……又西而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又北转至正街，为文华堂徐氏，在路南，而桥东之肆尽此矣。……桥西卖书者才七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多内板书。又西为宝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为瑞锦堂，亦周氏，在路南，……又西为焕文堂，亦周氏。又西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又西为延庆堂刘氏，在路北……又西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为厂西门，门外无鬻书者。

文中罗举的29家书肆中，到清末唯二酉堂尚存，其余全凭《书肆记》才留下名号。据李文藻的记述，除了京兆堂、积秀堂、文粹堂、宝名堂、瑞锦堂、五柳居、延庆堂等七家而外，其余大都以经营新书为主，其中宝名堂“本卖仕籍及律例、路程记”，只因“今年忽购得果亲王府书二千余套”，这才转而售卖旧书。文粹堂是李文藻最为钟情的书肆，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开列出在文粹堂购买的书目，“钞本如《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芦浦笔记》、《麈史》、《寓简》、《乾坤清气》、《滏水集》、《吕敬夫诗集》、段氏《二妙集》、《礼学汇编》、《建炎复辟记》、《贡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经籍志》之属，刻本如《长安志》、《鸡肋集》、《胡云峯集》、《黄稼翁集》、《江湖长翁集》、《唐眉山集》之属，皆于此肆”。其次则为“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的五柳居。[6]

书肆的内部陈设环境，由于《琉璃厂书肆记》的忽略，未能得到直接的反映，我们借助同时朝鲜使臣的记录可以想见其微观状貌。洪大容《湛轩燕记》描述厂甸书肆云：“三壁周设悬架为十数层，牙签整秩，每套有标纸，量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7]金正中《燕行录》谓：“珍签宝轴，插架而连屋；青缃锦帙，叠兀而堆床。入而观之，未知何书之在何方，似难搜得。卷面糊小片白纸，各书某书某卷也。”[11]

直到晚清以前，琉璃厂书肆并不以刻书为主要商业活动，其经营的书籍几乎全由外部汇入。江南地区藏书、刻书、著书、抄书之繁荣，造就了一书籍的海洋，学者赡富的著述、藏书家丰硕的藏书以及出版商的刻印销售活动，为江南地区书籍向外部流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当时文化中心和书籍消费重心的北京，在书籍条件的具备上明显不及，江南书商很方便地利用此种商机，购得江南书籍，运往北京销售，就中牟利，“南书北运”的商业现象遂之而成。

在任何时代，对书籍流通关系至巨的书商群体都不应予以漠视，清代中期的学者甚至自觉地将他们视作重要的文化构成因子。章学诚曾就“横通”的话题展开过一段论述，在称及那些“闻见”“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固君子之所必访”的非学者群体时，他说，“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12]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类：其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所谓“掠贩家”。[13]将“掠贩家”（书商）与“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并举，可谓与章学诚异喉同曲，这实际上表达了当时人将学者与书商、藏书家、出版商置于同一关系网络的自觉意识。

这些以“贩书”为业的书商，因毕生浸淫古籍，多能精熟目录之学，无论版本的鉴别，抑或书籍源流的厘定，往往触手即知，神乎其技。具备这种文献功力的书商，被李文藻称为“晓事者”。他说，“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14]这是李文藻对琉璃厂书商的总体描述，与民国时《北直书行文昌会馆记》“先是，鬻旧书者皆江浙人，而江西籍者居多数；其学徒则皆北省人”[15]的记载是一致的。从清代中期到晚期，琉璃厂书商群体经历了由以江浙—江西籍为主体到以河北籍为主体的变化过程。孙殿起考述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琉璃厂书肆，经营者江西省人居多数”，“至光绪中叶，河北冀县人业书者渐多，足与江西派抗衡”，[8]这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的百余年间，琉璃厂书商群体的籍贯比重迄未发生重大变化。

同为江南书商，江浙籍书商与江西籍书商经营的书籍种类却迥然有异。金溪一地是当时江西的刻书中心，与另一刻书中心福建建阳地域相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刻书重心地带。但因为所刻俱是新书，自然很难得到如李文藻一辈嗜古好奇的考据学家看重，这也是他在《琉璃厂书肆记》中对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的江西籍书商、书肆一笔带过的原因所在。与江西不同，江浙地区作为人文渊薮，学人密集，藏书浩瀚，乾嘉学者雅好的善本文献之众之精，海内无匹，《书肆记》提及的曹寅藏刻书和吴泰来身后散佚的藏书，均属江浙书商的“特色经营”。《书肆记》称五柳居“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老韦“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在揭示江浙书商经营古书的同时，也隐然勾勒出江南书商经营书籍的商业线路，即由江南购书，经太湖、运河水网载至北京销售。[9]

为了平衡全国范围内的科举取士，使各省名额维持一种总体上的均势，清廷对科举兴盛的江南诸省一贯采用抑制政策。[10]科举名额的缩减，中第概率的走低，造成江南滞留生员的陡增。而这一带恰恰又是经商传统浓厚的富庶区域，在“弃儒入贾”的时代背景之下，江南书商群体的形成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使臣柳得恭游琉璃厂，与聚瀛堂主人钱塘崔琦有一番对答：

余问曰：“君何故离乡在此贩书乎？”答：“父母命也。”余曰：“命甚事？”答：“为功名，如今五六年矣！”[16]

如崔氏一样以科举失意的生员业书琉璃厂的绝不在少数，所以另一朝鲜使臣洪大容才会说在琉璃厂“为商者多南方秀才应第求官者”。[17]乾嘉时期的大藏书家黄丕烈说道，包括五柳居陶正祥在内的“吾吴中之鬻书者，皆由湖州而业于苏州，后遂占籍为苏州。”[18]根据这一说法，陶氏、谢氏的本籍很可能与“老韦”同属湖州。在称述其乡书商钱听默（景开）、陶正祥（廷学）时，黄丕烈更云：

景开之后虽业书而毫无所知，廷学之后则不专于业书，而书中之门径，视廷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焉。[19]

这证明江南书商的经营每多父子相传，进以形成了若干著名的书商世家，熟悉目录、精擅版本鉴定也就变成了书商的“家学”。

《琉璃厂书肆记》中精能地刻画了书商“老韦”的形象：

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朝绅好书者，韦一见谂其好何等书，或经济，或辞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减辄不肯售，人亦多恨之。[20]

又云：

书昌（周永年）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怏怏不快。老韦云：“邵子湘《韵略》，已尽采之。”书昌取视之，果然。老韦又尝劝书昌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其言。[21]

书商既有相当的知识背景，与学者时有互动，建立起一种隐性的学术协作。他们一方是作为商品的书籍拥有者（商），一方是书籍消费者（士）；同时，一方是文化需求者（士），另一方在供应文化需求的同时，须从对方了解市场导向（商）。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通过书商流入专家学者的手中，始能实现其文化价值。在《荛圃藏书题识》中，黄丕烈即对钱、陶二氏赞誉有加，先后提及不下数十处。这种由商家、顾客进而演变成“书友”的关系转换，鲜明地为上述论断做了注脚。

除与学者的互动，书商亦受到政府的重视。清廷纂修《四库全书》，地方务于采办书籍，时任两江总督的高晋、江苏巡抚萨载对陶正祥、钱听默等熟悉簿录的书商颇为倚重。江南书商群体的存在甚至得到清高宗的注意，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云：“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熟。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相加物色，因而四处借抄，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尔后四库馆臣亦每每访书于琉璃厂书肆，借助“奔辏辇下”的江浙书商经营的古书，以资参订考证，论者以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江浙书商与有力焉，不为不当。

三、厂甸访书

李文藻年轻时，因想抄录某书商所藏的《海岱会集》一书，买了一件皮袍相赠方被允许。[11]李氏个人的轻财好学，固然值得表彰，但我们从此事例之中捕捉到的信息却远不止此。第一，即使在雕版印刷术已经极为成熟的清代中期，学者仍然不易获得书籍，如李文藻典袍抄书的事例并不宜视为个案，即使是在人文渊薮的江浙地区或文化中心的北京，相同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许多；[12]第二，书籍持有者（包括书商和部分藏书家）视藏书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私有财产，非得厚报则禁止书籍的传播——了解到这一文化背景，那么由李文藻的挚友周永年提出的涵纳图书馆理念的“儒藏说”备受后世文献学家的瞩目，也就不足为怪了。刻本书籍的“难产”、藏书家的过分珍视，尤其是在公共图书馆未曾建立、书籍信息不易为读者了解之时，书籍流通鲜非易事。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人获得书籍的三个主要途径都异常困难：购买则价昂、无钱购买；抄录又多不知书在谁手、抄无所抄——即使知道，抄录的代价也必不小；接受馈赠则盛情难觅。也正因如此，琉璃厂书肆的应运而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图书馆的作用。

琉璃厂毗邻翰林院，不少文士寓居于此，所在宣武门一带又恰是会馆密布之处，由于地缘之便，好学之士，无论寓京抑或旅居者，无不至厂甸访书。“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无不求之厂肆；外省举子，入都应试，亦趋之若鹜。盖所谓琉璃厂者，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闻于首都，亦且驰誉于全国也”。[22]叶德辉怀想任职北京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23]但上推到乾嘉时代，这种现象再常见不过。叶昌炽有一首咏李文藻的七绝，诗云：“《所见》《所闻》《所藏》弆，发凡真有著书才。安知散帙非全帙，赶庙驱车日又来。”[24]首句指李文藻的三部目录学著作——《所藏目录》、《所见目录》、《所闻目录》（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四《李南磵墓表》），将个人藏书与所见、所闻的书籍区别著录，在目录学上别辟蹊径，惜乎亡佚不存。这一著述义例的形成可能正是李文藻根据个人访求书籍的实践活动悟出的，所反映出的书籍史意味尤其耐人深思。后句“安知散帙非全帙，赶庙驱车日又来”，除了直接得自《琉璃厂书肆记》的记述外，或多出于叶氏个人对乾嘉学者厂甸访书的艺术想象。

钱大昕《李南涧墓志铭》称李文藻“性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友朋借钞，藏弆数万卷，皆手自雠校，无挽近理俗之本。”[25]今藏山东省博物馆的《古文尚书考》即是李文藻这段期间据座师纪昀藏书抄录的，抄书之外，访书购买是李文藻“聚书”的最主要的途径。《书肆记》云：“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或典衣买之。”最使他“不能释于念”的是“積秀堂有杨万里、洪盘洲二集钞本，索钱三十千”，全因囊中羞涩，“庋数日仍还之”。[26]章学诚在《周书昌先生别传》里描摹了李文藻翻阅琉璃厂书肆目录的情状：

始余游京师，于书肆见伟丈夫，黝泽而髯，取肆书都目，浏览绝疾，似无所当意者，掉臂竟去。予微迹之，益都进士李文藻也。[27]

面对插架满屋的书肆典籍，任由顾客一本本的翻阅实所不便，因而书商对自己书肆经营的书籍大都编有目录，除了方便顾客外，其意更在推销本店搜购藏存的书籍，[13]直至今日，不少出版机构都有宣传本社出版书目的册子，实即脱胎于此。“浏览绝疾，似无所当意者”，似乎文藻所阅是新书书目，非意下所喜，故才“掉臂竟去”。

见诸《书肆记》的厂甸常客，除李文藻的座师纪昀、挚友周永年而外，还包括有查莹、李铎、朱豫堂等，均是著重名的藏书大家。稀见善本之外，卷帙不全的残本也是他们乐于捡购的，“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盖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窃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28]依靠这种“拼凑式”的购书方式化零为整，集腋成裘，朱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

盛况的出现更在清廷诏修《四库全书》之后，“乾隆癸巳，四库开馆，四方文人麕集京师，参与编校，而各地书商，亦多辇书到京，设肆供应”，[29]当时被征召进京的文士多达两千余人。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记载了四库馆开后，他和同僚去五柳居、文粹堂等书肆访书之事，他说，“每日清晨入（翰林）院”，“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传(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留买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得。”[30]根据傅璇琮等的统计，此时以藏书负盛名的居京学者中，除上文述及的纪昀、翁方纲外，程晋芳、黄叔琳、朱筠、玉栋等皆依靠厂甸书肆积聚了大量的藏书。[14]

四、余论

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洪大容使清，称此时琉璃厂“书肆有七”，[15]到四年后李文藻写作《琉璃厂书肆记》时，厂甸书肆猛增至29家，后来朴趾源笔下的“鸣盛堂”、柳得恭笔下的“聚瀛堂”皆不见于《书肆记》，可知此后厂甸书肆续有叠加，盛况有增无减，故《琉璃厂书肆记》产生之时，即琉璃厂书业初臻鼎盛之日。以朝鲜使臣为代表的域外知识人不见于《书肆记》，但却是厂甸书业重要的见证者及其文化意义的重要承载者。18世纪中期正是朝鲜馆禁松弛之时，朝鲜士人可以较为随意地出入厂甸，购买禁令以外的书籍。[16]习惯于尊奉朱子学的朝鲜南学派人士，在琉璃厂每每以“此行求朱子书不得”[31]为恨，但取径考实一途的北学派却得其所哉，如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便是其中典型代表。[17]他们在厂甸求书，与中国考据学家交游往还，艾尔曼甚至据此认为，“在西方势力东侵之前，东亚国际性的朴学共同体已经出现”。[32]

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琉璃厂书业历经近三百年而未歇，这三个世纪横亘于中国的帝制时代与共和时代，维系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交流甚至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的学术互动。昔日陈寅恪先生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33]今化用其意，由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发端，连缀后来接踵而出的缪荃孙《后记》、孙殿起《三记》、雷梦水《四记》而成的厂甸书业史，亦可视作一部书籍文化史，非徒“史话”可尽其旨，拙文试图汲取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视角解读《琉璃厂书肆记》，私意在此。

参考文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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