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宣丨言外有世：论嘉道时期掌故著述的丛出现象——对内藤湖南学说的一个阐释

摘  要：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是掌故著述的丛出时期，掌故著述在清代学统中的兴衰沉浮，左右于政治、学术的交互作用。纂辑掌故，是在时会转移、学术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学人自觉进行的著述活动，有裨于著史传统的复兴，反映了撰述者的现实关怀与经世意识。这一学术现象实系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的序曲。

关键词：掌故；《清史稿·艺文志》；清代学术；史学经世

日本内藤湖南（1866-1934）在论及清代史学史时，视掌故著述的大量涌现为清代中晚期史学的重要变化，堪称只眼独具，惜乎点到辄止，未具详论，[1]而吾国学人对此现象每每恍若无睹。本文的目的在于就內藤氏所发议题，重加申论，通过对清代嘉庆、道光时代掌故著述丛出这一文献学现象的揭示，为清代中晚期的史学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就思想史、史学史的理路对这一现象试作整体性的诠解。本来，中国晚近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人的隐去”，集体化、抽象化的研究凌驾于具体的人事个案的考证阐释，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理在事先”的倾向。同样，文献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有悖于传统目录学“见书不见人”或“见书不见学”的“异象”。有鉴于文献学与思想史、史学史千丝万缕且持续互动的联系，不可孤立相视，本文的撰写基本取向于“见之于行事”的立场与方法，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时人言语、心态与治学活动的考察，以阐述、解析这一静态现象，希冀于结论上的犁然有当。[2]至于微观直叙的分析模式，则有所不取焉。

一、掌故源流与其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在古文献中，所谓“掌故”著作，是指偏重典制人事而兼及历史、风物等的知识性著述，其性质多属私撰。这类著作从产生之日起，似乎便以内容驳杂为特点，试就历代掌故著作的撰者、书名、内容、旨趣等论之，诚然表现出一种“千书千面”之象。若以学术意义加以衡量，其最重要的文献价值端在储备史材，借用清人章学诚的表述，即如“纂辑”之于“著述”。针对东汉以来大量出现的私撰史书，《隋书·经籍志》特辟“杂史类”以相统属。这些杂史或“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或“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虽然“体制不经”，记录随意而无系统，但“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3]这段论述，初非为掌故著述而设，却可移作对掌故著述的厘定与归纳。

案“掌故”一词，出于《周礼》，本系为记录典制而设置的职官，这在汉代官制中仍有所反映。《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颜师古注：“掌故，太常属官，主故事者。”[4]但因汉代史学尚不能独立，由掌故官撰写的记录“故事”的史书，自也难以在《汉书·艺文志》中得到直观而系统的反映，只能从《六艺略》“春秋类”中推求。自汉以降，历代公私目录几乎都为掌故著述设立专门的类目，或称“典故”，或称“旧事”，或称“故事”，名异而实同。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丙部将史学著述分为四类，其中之一即是“旧事”类；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的十二类史著中，也为掌故著述立“旧事”一类，“部类几于全袭《七录》”（姚名达语）的《隋书·经籍志》沿袭了这一类例。李唐以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5]《明史·艺文志》皆在史部创立“故事类”，收录掌故著述；私家书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有“典故类”的设立，兼收政书。

这一目录学传统直至清代中期方始中断，最直接的反映即是《四库全书总目》中取消“掌故”一门，而将相关著作散处于史部杂史类、子部杂家类等类目之中。撰修于民国初的《清史稿》，因其率尔成书，向来备受史家诟病，意存改订其书者甚众。单就《艺文志》而言，即先后出现了武作成、彭国栋、郭春霭等多种后出著作为之增补订正，尤其王绍曾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更以煌煌巨著集前人之大成。[6]然而仅就反映有清一代著述的整体面貌及相关文献现象而言，《清史稿·艺文志》仍不失为有资考证的依凭。该志类目大致取法《四库总目》，将掌故著述纳入史部杂史类及子部杂家类“杂说”等门。史部杂史类所收著述，大半成书于明清之际，所记多系晚明初清的史事，这其中成书最晚的是康熙时人杨捷（1627-1700）所撰《平闽记》，列于杨著之后的，即昭梿（1776-1829）所撰《啸亭杂录》《续录》。自康熙中叶迄于嘉庆之初，百馀年间，竟无一书厕乎其间，全成空白。子部杂家杂说类收录书籍124种，记述内容尤为广博杂糅，典章制度、史事人物、名物风俗，无所不有，囊括了绝大多数清代掌故著述。以作者的生活时代及著述时间为依据，自赵翼（1727-1814）《簷曝杂记》到陆以湉（1802-1865）《冷庐杂识》凡56种，均成书于嘉庆、道光两朝，占了几近半数。前者明示了清代中期著史传统的式微，后者则更多意味着这一史学传统在嘉庆、道光之际的苏醒。[7]

古典目录学素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以时代学术作为划分类目的基本依据。宋人郑樵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一旦出现“类例之不分”的弊病，则“书之不明”、“学之不专”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8]晚清胡思敬（1869-1922）在描述“光绪初年学派最杂”的状况时称道：“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9]胡氏所说的“学派”，意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或“专业”。“金石”“碑版”、“舆地”、“目录”、“（书）画”诸项在传统目录中向有专门的类目涵纳其学，唯独“掌故”一门到了清代发生变化。先此，朱次琦（1807-1881）即以“掌故之学”作为他个人标榜的五种实学之一。而就胡思敬所说，在光绪初年的学界，“掌故”已然以一种专门之学，与金石、地理、目录诸科齐驱并进。演至戊戌前后，维新人士更将掌故学作为一门课程，教授于举办的学堂之中，直至二十世纪初，仍存有若干遗响。[10]然则《清史稿·艺文志》仍袭用《四库》成法，不为掌故著述专门辟目而散处于其他子目之中，即有“类例之不分”之嫌。[11]因而导致了“书之不明”、“学之不专”，对清代掌故著述兴衰趋势的呈现，殊属隔膜。细绎由嘉道至清末前后百年间，时人对掌故秉持观念的异同，盖时代愈后，此类著述所具博雅考订的意味便愈加稀薄，呈现出的政治关怀和庙堂意识即愈加浓厚。

“掌故之学”在嘉道时期究竟能否成立，自可见仁见智，但有两点似乎不必置疑：第一、撰著掌故，就当时人而言，是在时会转移、学术嬗变的历史背景下自觉进行的著述活动。第二、作为史部文献的大宗，掌故著述丛出于嘉道之时，实系晚清史学经世的萌芽，在清代史学史上意义深远。治史学史者应当给予二者以相当的关注。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试图说明，被四库馆臣视为“杂史”、“杂说”的掌故著述历经清代中期的极衰而复兴于嘉道之际，是在清廷政权势弱、考据学典范动摇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学术现象。[12]身与这一著述活动的知识社群，其所居环境与心态及此现象的学术史意义，也有待于更进一步的阐述。

二、政学嬗变与掌故著述的兴衰

嘉道时期掌故著述的复兴有赖于两个条件的具备：一、清廷政权势力的趋弱，削减了政治力量对学术活动的干预，清代中期考史风靡，著史则几乎无人问津涉足的局面逐渐冰释；二、考据学典范危机的持续加重，使一向曲隔于朴学家之外的知识社群，得以渐渐摆脱学术偏见的牢笼，使素为朴学家轻视的掌故著作撰述成风。

“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3]明代官修“国史”的粗疏敷衍，刺激了私家撰史的出现如风起云涌，私史的地位也随之抬高，进而形成了一种民间修史的著述风气，且一直延续至清初。本来，清廷纂撰《明史》的一个用意即在借以禁绝“稗史”——亦即上文述及的“杂史”，将史书的纂修收归于官方，无奈客观上反而促进了在野史家的撰史活动。彼辈希冀以私撰的“杂史”羽翼“国史”，却在官方努力建构的“国史”一元系统中频添“异响”，屡屡威胁到官修史书一言九鼎的权威。“杂史”随即被清廷引为弹压的对象，力求扭转晚明以来“野史即国史”的观念，[14]遂使这一时期的私史发展频遇困境，晚明以来的私史纂修，盛况不复。政治的干预，直接造成了《清史稿·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作在清代中期一个多世纪中空无一书的局面。

考据学的典范造成一种偏重文本考证的史学倾向，较之吾国素重著史的史学传统颇有偏离。本来，著史与考史均属史学研究中的主要活动，但若观照整个中国史学史，应该承认，著史活动更贴近于史学的普遍意义。然而只因为对短时期内学术主流的偏离，从事著史活动的掌故撰述者反被排除在史家行列之外。傅斯年（1896-1950）对乾嘉史学家每致不满，即因彼辈“为避免文网，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编纂，而趋于考订史料之一途”。[15]陈寅恪（1890-1969）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清代史学衰微，尤其与著史、考史并盛的宋代相比，清代史学独重考据的畸形发展，呈现出一种“远不逮”的态势。[16]牟润孙（1909-1988）就此申论，认为“导致清代史学的衰落”的原因更在于清廷“以政治领导史学”，其事“起于康熙之禁人写明史，而到了雍正、乾隆则演变为皇帝既不许人记当代之史，又将著前代史的工作全部由官家拿过来”，学人“固不敢著书以记当代之史”，连“著前代史的自由”也大受限制。[17]于是一世学者，醉心考证，莫不以擘绩补苴、正讹纠谬为职帜，时风所趋，沛然莫之能御。《清史稿·艺文志》反映的著述情况，说明当考据学鼎炽之时，也正值掌故著述萧条之日。乾嘉学术素以“正统”见知，在朴学家的心目中，本非立言谨肃的掌故著述见轻于时而终遭摒弃，固不足异。《四库总目》取缔传承有绪的掌故类目，或出于四库馆臣对当身学术环境的实际观照，似也不难换得吾辈“了解之同情”。

政治的干预与学术典范的排斥，二者交互为用，促成了掌故著述在清代中期臻于极衰。掌故著述的丛出涌现，有赖于双重压力的削减，为撰述者的立言活动腾挪出相应的空间。考证学典范的危机动摇着笼罩一世的朴学大厦；而嘉庆之后，清廷文网渐有松弛之势，不复此前动辄得咎的恐怖气氛。政治的败坏、秩序的陵替，催生着经世思想的酝酿。[18]

梁启超（1873-1929）叙述清儒“喜用札记”的著书习惯，称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而“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19]就此论之，“札记”与掌故实具近似的性质与功用。被梁先生罗举的“札记之书”毕见于《清史稿·艺文志》子部杂家类“杂考”一门，以乾嘉时代为此类著述的高峰期，嘉庆之后渐趋式微，这与“杂说”一门著录掌故的情况恰成反比。案“札记之书”多属经史考订的学术笔记，内容上几乎不涉及现实。及至嘉道之际，在体例上同样不成系统且较为随意的掌故著作转而超乎其上，记述的内容则十九关乎人事制度、史实风物，这里反映出的实为考证学典范危机日益加剧之后，学人对当身实际的加倍关怀与其学术视阈的转移。究其极，则端在学术的递嬗升降有以致之。

陈垣（1880-1971）在抗战期间称述北京的史学研究变化时称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0]史学由“专重考证”，一变而趋向经世致用，警世牖民，如若将时限上溯百年，援庵先生的话大致也适用于对嘉道学术风尚迁变的描述。

钱大昕（1728-1804）对乾嘉学者治学范围逼仄是持否定态度的，“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21]但在《啸亭杂录》的撰者昭梿（1776-1829）的心目中，即使身为“当代考据名家”的钱大昕，“乃亦未谙本朝典”，[22]其注目当代的治史取向迥异于彼，兼又自负其学，可以徵见。《啸亭杂录》素以著录清朝掌故赡富称名，李慈铭（1830-1894）即因其“所载国朝掌故极详”，推之“考国故者，莫备于是书矣”。[23]倘若进而联系到乾嘉考史名家王鸣盛（1722-1798）所持“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的意见，[24]学术递嬗之迹亦即昭昭在目矣。[25]

沈垚（1798-1840）对嘉道时期日趋稀薄的学术氛围以及怠惰的士人风习有过深刻的描述：“大概近日所谓士，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钞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中略）习语录者最少，习考证者亦以无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26]一般来说，汉学退而宋学进，是嘉庆以降学术迁异的一个重要面相。当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宋学已居于较边缘的地位，一旦考据学典范衰颓，加诸宋学的压力骤减，自不免使人产生宋学骎骎追进的感觉。就沈氏之说观之，与其说汉学衰而宋学盛，倒不如说汉宋学术同趋衰落更为合适。用李慈铭的话说，当时真实的学术生态即“户郑家贾之天下，遂变为不识一字”。[27]但即使如此，“崇宋学”仍不失为嘉道之后学术的整体趋向，[28]对宋学持有相当的同情，也成为嘉道以降学者的常态共识。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掌故撰者论之，身属宋学一派的方东树（1772-1851）固不待言，如崔述（1740-1816）、法式善（1752-1813）、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昭梿、丁晏（1794-1875）、刘熙载（1813-1881）等人，皆汲养于宋学匪浅，平生持论，大体上也兼采汉宋，甚至尊宋抑汉。[29]同时，颓靡偷惰的士风更为直接地刺激着学人自觉倾向于由“道问学”向“尊德性”的转变。毛岳生（1791-1841）所述尤为深切：“学识之不明，争名之心竞，袭性理之虚言，昧问学之闳阔，不权时势，不求典礼，祖尚肤末，其弊至于迂陋矜诞。矫其失者，徒沾沾于古书传记同异得失，义利之不辨，气节之不修，材器蒙隳，而人士卑靡无用。”[30]风习颓败，渊源于此。[31]是以当时取向或兼采宋学者大都抱有相当的功利性，对精微义理的探讨不见得有一致的兴趣，但强调理学道德事功的方面，以求端正人心、振扬风习，则几乎无有不同。

抽象化的义理研讨固为宋学的学术性格，而将义理推诸实践也系宋学旨趣所系，是以宋学所具现实关怀及其觉世牖民之效用远高于汉学。本来，考证学典范的形成颇缘于对晚明理学空疏风气的反拨，而代之以“实学”，但一趋于文字训诂、经典考证，绝声息于现实空气，其治学之“实”转成经世之“虚”，而无当于致用。且重视著史本属宋学体系的重要面相，[32]通经或已不能致用，但研史却必有裨于经世。嘉庆以降，学人感切时变，在治学上弃“经”而取“史”，刻意匡世，渐为一时趋向。这一趋向基于一种更为广阔的关怀，非仅限于学术。仍以从事纂辑掌故的知识社群为例证，包世臣（1775-1855）“以实事相切劘，屏去琐碎，提挈要领，卓然为通儒有用之学”。[33]鸦片战争期间著绩海疆的姚莹（1785-1853），“少慕贾长沙、王文成之为人”，“慷慨好义，志在经世”，[34]其治学即专注于史。在抵抗捻军侵扰中屡建扞御之功的丁晏，亦素以“熟于《通鉴》”而“经世优裕”称名。[35]《浮邱子》的作者汤鹏（1801-1844），所著书“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渺”。[36]一个志在经世而兼具史才的学者，其内心“历史”与“价值”之间的紧张，自比常人更为深邃而激切。

今就学术史的内在理路观之，嘉道以降著史传统的回归，与宋学的抬头、经世思想的弥漫，实有互为因果、彼此推进之象。作为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旨在储备史材的掌故著作丛出于此时，几乎可以理解为史学发展进程中势所必然、理所当然的一节。

三、撰述者的当身环境与著述心态

编撰于嘉道时期的掌故著述精粗有别，即使在同一书中，各条目事例的史料价值亦有高下之判。有的纯属辑录见闻的史料会纂；有的稍加考核，申述己见；有的则反复论证，勒为定说，力求信而有徵。后世史家取资于此，良非浅尟。然而无论制作是否精心，这一时期的掌故著述十九不能于作者当身结撰梓行。

后人称颂赵翼（1727-1814）“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龂龂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37]但“书成于嘉庆庚午”的《簷曝杂记》，在赵翼生前迄未面世。[38]桐城人姚元之（1776-1852）的《竹叶亭杂记》在其身后四十多年始由其后人据遗稿编订刊行。为昭梿赚得大名的《啸亭杂录》，其真正的流传要到光绪初年刻本出现之后。倾注了吴振棫（1792-1870）毕生心血的《养吉斋丛录》，直到光绪中才经其曾孙吴士鉴整理，付梓行世。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像法式善（1753-1813）《陶庐杂录》《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那般能在作者生前即已成书行世且获得时誉者，直如麟角。顺带一提，光绪年间掌故学的繁盛，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嘉道时期编撰的掌故著述在此时的整理梓行。然则掌故的编撰既已蔚然成风，却何以不令其尽早面世，以成就学人立言之志？这恐怕不能仅仅以清人著书谨肃、不轻易示人作解，而更应观照时人的著述意识与心态，相关的探讨亦当由其时的学术背景与社会情状中加以求索。

政治导向下告讦的滥行，刑罚的酷烈，给予了著史者沉重的压力，夯实着喑喑无声的学术生态的塑成。乾隆中，娄县人蔡显只因在所撰《闲闲录》中引用了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的诗，即被人告发，惨遭杀身之祸，及门从而遣戍者达二十馀人。“其人固乡曲小儒，乃以文字坐大辟，当时刑狱之滥，告讦之盛，皆可想见”。[39]在这种环境之中从事掌故的著述活动，对撰著者而言殊不轻松。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名句，正是对时人内心充斥着紧张、焦虑的精能刻画，我们从《熙朝新语》的作者署名上即可窥其心态之一斑。此书旧署“余金”，其实系钱泳（1759-1844）与徐熙龄共纂，钱氏曾自陈其事云：“曩尝与友人徐厚卿明经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40]对此，徐氏的乡后辈陶煦给予了相当的同情：“《熙朝新语》者，题名‘古歙余金德水辑’，而前辈传闻谓镇人徐熙龄所作，藏名为余金。（中略）盖当时文网纂严，往往有以诸书获戾者，故不敢自书其名。”[41]案“余金”实兼取“徐”、“钱”姓字之半拼合而成，称之“藏名”并非的解，但仍无妨我们借以体味掌故著述者的意识心态。

《五灯会元》（卷十四）引述《孟子》“君子不由”一语有云：“二边不立，中道不安时，作么生？”或可移用作为此时掌故撰述者群体意识心态较为恰当的描摹。盖所谓“二边”者，政治压力与学术典范也；“中道”者，以编撰掌故取其中耳。政治的雷池固不敢逾越，考据学家法又非彼辈意下所喜而力之能及，想在夹缝之中成就一己立言不朽之志，便只好弃“二边”而取“中道”。但撰述掌故又未免于干犯时忌之虞，尤难乎借此以“预”学术之“流”，则“不安”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心态。从这个角度推求，编撰掌故著作，不啻为立言者规避文网而自立于典范之外的因应之术。

四、馀  论

嘉道之际掌故著述丛出的学术史意义焉在？今试以一言以蔽之，曰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的序曲。

王国维（1877-1927）概述清代学术的三次转型，指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若就治学内容而言，所谓道咸以降的新学即经学方面的“言经者及今文”与史学方面的“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42]若就思想倾向观之，道咸新学的主要特点即是“崇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即史学经世思潮的形成。追溯这一思潮的滥觞，则当于嘉道之际探求其幽微。盖学者撰述掌故，其意固在立言不朽，但更直接的动机仍不外乎致用。这一包括了对史料的搜集、编纂、考订、利用的撰述活动，乃著史事业之先声，所载既为史料，那么记述的内容关涉现实而寄托作者的现实关怀与经世意识，便几乎是理之当然、势之必然。就学术价值来看，这些掌故著述作为史材渊薮，为后来史家撰著提供了先决之资；就著作精神而言，其经济致用的关怀与理念，也大致与后出史著无异。质言之，彼时掌故著述的丛出现象，实系后来史学经世思潮的萌芽或序曲。

钱穆（1895-1990）在评骘近人论学文章的表述时，称王国维行文“病在不尽不实”，盖“考据、义理文章，义务有当”，“考据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处只以轻灵出之，骤读极易领略，细究实多罅漏”。[43]欲依凭难以穷尽的史料，对晚近时期错综纷繁的文化现象，做“一清如水”的阐释诠解，实所难能。小文就内藤氏议题重加引申，其意盖不过就其论说摭拾阙遗、补苴罅漏而已，固不敢以追比前贤自期，尤望博闻君子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