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蘇東丨​劉向〈洪範〉五行學考論（下）

（續 上）

如果要對劉向〈洪範〉五行學駁雜的學理體系加以提煉，那麼「陰陽」說可謂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據《晉書·江逌傳》所載《傳論》佚文，劉向以「陽曰神，陰曰靈」解釋〈傳〉文「共禦」六沴的祝辭：「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144]從整體上將主宰六沴的「神靈」定性爲「陰陽」。此說並非無據，郭店簡〈太一生水〉言：「四時者，陰陽之所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145]可見以「陰陽」對應「神明」的觀念自戰國中後期以來已有傳播，《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則明確提出「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146]足見劉向所言有據。至於〈五行傳〉開篇言「洪祀六沴用咎」之由，稱「知不畏而神之怒」，言「共禦」六沴之休徵，亦言「神則不怒」，可見〈傳〉文並未刻意區分「神」、「靈」，大抵單字稱「神」，雙言則稱「神靈」。劉向以「陽」、「陰」分釋「神」、「靈」，坐實「神靈」之所指，顯然意在強調「陰陽」在其〈洪範〉五行學體系中的關鍵性地位，是有意爲之的一種學理建構。

受《漢書·五行志》以董仲舒「始推陰陽，爲儒者宗」之說的影響，[147]學者多視劉向陰陽災異說爲董仲舒影響所致，此說大抵不誤；但也應注意到，「陰陽」觀念在漢人論及天象、物候、人事時被廣泛使用，其基本內涵得到經師與百家、天命論者和自然論者的普遍認可。〈五行傳〉產生於戰國以來陰陽、五行學說普遍融合的思潮中，[148]〈傳〉文所見五行之次、六沴司月之次，以及五行之咎由等，都與基於陰陽學說的「四時—五行」體系關係密切；[149]只是〈五行傳〉通篇未使用陰陽、刑德等概念，而其災應體系也有不少越出「四時—五行」框架者，可以說是受陰陽說影響但又自成體系的一部儒學災異論。在此背景下，劉向有志於系統闡述〈五行傳〉所言災異的生成機制，顯示其合理性，自然不會忽視「陰陽」這一具有廣泛接受度的知識資源。[150]因此，儘管有關劉向「陰陽」說的討論必須在董仲舒「始推陰陽」的背景下展開，但其說更關乎漢代經學史中早期經傳與數術知識之間的互動關係，對其學術史意義的認識也應置於這一視域加以展開。

儘管劉向在對〈五行傳〉「五行」部分的闡釋中援納了基於陰陽說的「四時—五行」體系，而但從《傳論》佚文來看，其對於陰陽說的明確援用則主要見於〈傳〉文「六沴」部分。不妨將其中涉及理論闡述的佚文表見如下：

表四

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163]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164]

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165]

劉向以水爲「至陰」，則金當爲「少陰」，以木爲「少陽」，則火當爲「至陽」，至於被稱爲「中氣」的「土氣」則應理解爲陰陽二氣之中和，由此，五行之氣也就等同於陰陽之氣，「五行」失性的本質也就成爲陰陽之氣的盛衰變化。這一表述見於其對「渭水赤」的說解：

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166]

五行互沴造成「五行變節」，而其本質則是「陰陽相干」，換言之，「五行」爲表爲果，「陰陽」爲裡爲因，《繁露》中異質性的「五行」與「陰陽」至此似乎同質化了，董仲舒理論中氣體不純的缺陷似乎也得到了彌補。

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托於雲，君托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187]

陰、陽「合」而成物，不可偏失，當陽主之時，陰不可擾之，陰主之時，陽亦不可擾之，故其論雹、霰的生成機制：

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188]

就人事而言，君臣應各盡其職，若大臣專擅君權則雨雹，若人君擅擾臣民則爲霰。此外，在闡述「常陽」、「犬禍」時，劉向歸咎於人君「孤陽持治」而致「臣下不附」；[189]在論及「冬雷」時，又指出盛陰主事之時，「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190]凡此均反映出劉向在理論上強調陰陽各盡其職而非陽尊陰卑的基本立場。在這方面，劉向陰陽說反較董仲舒更具自然論色彩，與戰國以來普遍流行的陰陽刑德說也更爲接近。

《傳》曰：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196]

雷爲陽氣，故「冬雷」的原因自然就是「陽不閉陰」，然而，在《傳論》所依託的「四時—五行」體系中，「視」對應火行，爲盛陽所主，陽氣自應宣洩，實無「禁閉」之理，故此在說解惠帝二年「時又冬雷，桃李華」時，劉向又轉而援據〈傳〉文：「常奧（燠）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197]將「冬雷」歸因於陰勝陽之害，前後異詞，自相矛盾。

秦文公大獵，有龍出逐文公，公射得之。龍逐人，非所當也，射而得之，非所當射得也。射爲射妖，龍爲龍孽，皆瞀亂之君所致也。龍者天之象，陽之表，超乎眾也。射，兵革之禍也。龍傷獲，爲擒滅之患，是國且有兵，將擒獲也。文公感悟，改行自新，因居汧之隂，子孫繁昌。[199]

六、〈洪範〉五行學體系中的《春秋》三《傳》

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219]

池田秀三已注意到「實與而文不與」之例出自《公羊傳》，[220]但在公羊學中，這條辭例僅用於貶稱「人」、貶稱「師」例，與日食無涉。至於「夜食」之說，本爲《穀梁傳》辭例，[221]然穀梁僅以其標示日食時間，並未賦予其大義。劉向將兩家辭例加以融合，以爲齊桓、晉文雖違「尊尊」之道，然情勢所逼，不得不然，故天以「食」微顯其惡，復以「夜」爲之掩。末句「蓋」字顯示劉向此說並無師法可據，但其豐富了《春秋》學的闡釋向度，就其〈洪範〉五行學所關注的君臣關係而言，亦呈現了其內在的複雜性，不失爲匠心獨運之說。

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227]

根據〈五行傳〉「視之不明」條「厥咎舒，厥罰恒燠」之言，劉向以「常燠」爲人君舒緩之罰，其形態則包括無冰、秋冬木復華、冬雷等。基於劉向「周失之舒」的整體判斷，《春秋》本應多見「常燠」之罰，但事實上，《春秋》「時燠」僅見於桓公十四年、成公元年、襄公二十八年三次「無冰」，其餘因「時燠」導致的異象則均未見書，故劉向以「小燠不書」爲說。所謂「小燠」，即秋冬木復華、冬雷等，與「無冰」相比，劉向認爲這些異象程度較輕，故《春秋》赦小過而僅「舉其大者」。至於「不書華」，此處之「華」即屬「小燠」，故以「舉重」而「不書華」本質上仍是「小燠不書」，二者可歸併爲一例。《穀梁傳》以「舉重」而「不書」者凡三見，[228]所涉爲隕霜事、伐國事，劉向顯然據其加以推演。通過這一辭例，劉向有效解決了其「周失之舒」的〈洪範〉五行學判斷與《春秋》學「時燠」事稀見之間的矛盾。換言之，包括「不書霰」、「不書月食」在內，這三種「不書」在形式上雖爲《春秋》辭例，但其功能則是完全服務於劉向〈洪範〉五行學的，也只有在後者的體系中才能得以理解。

先是，公弑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悲懟之氣，外結大國，娶於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興州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230]

這裡弒君、外結大國、娶於齊、天子使大夫來聘、興役諸事均見於《春秋》，然其所言桓公自危之心、亢陽之意，以及臣下怨懟之氣、離心不從之事，則於史無徵。考劉向於「常陽」之咎由言：「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眾，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231]對比來看，此恐爲劉向爲牽合〈五行傳〉而敷演之辭。類似的還有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劉向認爲：

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鼌。子鼌，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辠也。[232]

七、結論

注釋：

[145]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頁。

[146]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5〈曾子天圓〉，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8頁。

[147]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17頁。關於劉向陰陽災異說與董仲舒之關係，可參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頁。

[148] 關於戰國以來陰陽、五行學說的融合，可參龐樸〈陰陽五行探源〉，《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第75~98頁。

[149] 可參拙文：〈《洪範五行傳》災異思想析論——以戰國秦漢五行及時月令文獻爲背景〉，《蘇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第187~191頁。

[150] 在劉向之前，漢儒已有用陰陽說闡釋〈五行傳〉者，如劉向《傳論》所載「一曰」在解釋「常風」時即稱「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思心傳」，第419頁。

[151]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引《洪範論》，第3167頁。

[152] 「陽不禁閉」，或言「陽不閉陰」，皆指陽不閉藏於盛陰。當盛陰主事之時，陽宜閉藏地下以「孕毓根核，保藏蟄蟲」，若以此時洩露，則為盛陰所傷，且將連累萬物。《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64頁。

[153]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3頁。

[154]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100〈災異部〉引《洪範五行傳》，第1723頁。

[155] 田中麻紗巳〈劉向の災異說について——前漢災異思想の一面〉，《集刊東洋學》第24号（1970），第32頁。

[156]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引《洪範論》，第3163頁。

[157] 《隋書》卷23志第18〈五行下〉引「劉向曰」，第720頁。

[158]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5〈日占一〉，第48頁。

[159]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9〈日占五〉，第91頁。

[160]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2〈陰陽終始〉，第340頁。

[161]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1〈天辨在人〉，第335頁。

[162]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二）》，第357頁。

[163] 《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第692頁，標點未盡從；《史記》卷105〈扁鵲倉公列傳〉，第3361頁；《後漢書》卷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第256頁；志第15〈五行三〉劉昭注引「鄭玄曰」，第3306頁。

[164]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19頁，又見於《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引《洪範五行傳》，第698頁。

[165]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51頁。

[166] 《隋書》卷22志第18〈五行下〉引《洪範五行傳》，第726頁。

[167]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4〈五行〉，第169~170頁；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校注》卷1，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14頁。

[168] 《管子·四時》：「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徑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曹氏陰陽〉：「諸螯蟲皆陰分，刑也。」「諸刺傷害人者亦陰而刑也。」《淮南子·天文》：「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魯邦大旱〉：「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大戴禮記·四代》：「陽曰德，陰曰刑。」黎翔鳳《管子校註》卷14〈四時〉，第838頁；何寧《淮南子集釋》卷3〈天文〉，第208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205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頁；（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9〈四代〉，第170頁。

[169] 《春秋繁露·如天之爲》：「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7〈如天之爲〉，第464~465頁。可參：末永高康〈董仲舒陰陽刑德說について〉，《中國思想史研究》卷15（1992），第59~88頁。

[170]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1〈王道通三〉，第331頁；卷11〈陽尊陰卑〉，第327頁。

[171]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43、1345頁。

[172]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07頁；卷27上，第1339、1344頁。

[173]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1〈陽尊陰卑〉，第327頁。

[174]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6〈循天之道〉，第445頁。

[175]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26、1327頁。

[176]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1，第336頁。

[177]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3頁。

[178]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29頁。

[179]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07頁。

[180]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45頁。

[181]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14、1423頁。

[182] 《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引《洪範五行傳》，第705頁。

[183]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100〈災異部〉引《洪範五行傳》，第1723頁。

[184]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35〈時序部二十〉引《洪範五行傳》，第167頁下欄B。

[185]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1〈陽尊陰卑〉，第323頁；〈陰陽位〉，第338頁。

[186]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1〈陰陽位〉，第338頁。

[187] 《魏書》卷112上〈靈徵志〉引《洪範論》，第3167頁。

[188]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傳》，第414頁。

[189]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言傳」，第423頁；《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引《五行傳》，第712頁。

[190]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傳》，第413頁。

[191] 《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50頁。

[192]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09頁。中華本標點作「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誤。

[193] 《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64頁。

[194]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2頁。

[195]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二）》，第357頁。

[196] 《南齊書》卷19志第11〈五行〉引《傳》，第413頁。

[197]《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20頁。

[198]《隋書》卷23志第18〈五行下〉引《洪範五行傳》，第667頁。

[199]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120〈龍魚蟲蛇占〉引《洪範五行傳》，第1137頁。標點未盡從。

[200] 《漢書》卷36〈楚元王傳〉，第1929頁；卷88〈儒林傳〉，第3618頁。

[201] （漢）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卷9〈正經篇〉，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9頁。

[202] 章太炎《鎦子政左氏說》，《續修四庫全書》第1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浙江圖書館刊《章氏叢書》本，第540頁下欄A~B。

[203] 可參：張沛林《追尋平實精微——漢唐春秋穀梁學論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83~84頁。

[204]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759頁下欄A。

[205] 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卷8〈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2、411頁。

[206]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原刊《燕京學報》第7期（1930），後收入氏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8頁。

[207] 鐮田正《左傳の成立と其の展開》第二編第一章第二節〈劉向父子に於ける春秋學の推移〉，東京：大修館書店1963年版，第401~414頁；池田秀三〈劉向の學問と思想〉，《東方學報》第50辑（1978），第109~190頁；野间文史〈劉向春秋說考〉，《哲学》第31輯（1979），第57~70頁。

[208]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120頁。

[209]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002頁上欄B~下欄A；《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270頁下欄A。

[210]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24頁。

[211] 關於此處「大雨雪」，劉知幾《史通》曾據以批評《漢書·五行志》體例失次：「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僖）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然錢大昕已指出，此以劉知幾所據本《漢書》誤作「冬，大雨雹」，故有此誤判，南、北監本《漢書》均作「冬，大雨雪」，知班志體例之精。（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19〈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頁；（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12，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頁。

[212] 關於《漢書·五行志》僖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事，《公羊傳》作「夜」，《穀梁傳》作「昔」，然《漢書·五行志》此處並言「董仲舒、劉向以爲」，其所引經文或據董氏《災異之記》，至於劉向此處所用經本則難以考知。《漢書》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508頁。

[213] 池田秀三〈劉向の學問と思想〉，《東方學報》第50輯（1978），第127页；黃啓書〈試論劉向、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之異同〉，《臺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7），第140頁；張書豪〈《漢書·五行志》所見劉向災異論〉，《先秦兩漢學術》第10期（2008），第91頁；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120~122頁。

[214] 《漢書》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482、1483頁；卷27中之下，第1426頁。

[215] 池田秀三〈劉向の學問と思想〉，《東方學報》第50輯（1978），第129页。

[216]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172頁上欄A；卷17，第5289上欄A、第5292上欄A。

[217]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56頁。

[218]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975頁下欄B。

[219] 《漢書》卷27下之下〈五行志〉，第1486頁。

[220]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894頁上欄B。

[221]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174頁上欄A。

[222]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192頁上欄A；卷10，第5219頁下欄A。

[223]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922頁上欄A~B。

[224] 《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85、1389頁。

[225] 常事者，如《公羊傳·隱公三年》「天子記崩不記葬」；顯惡者，如《公羊傳·隱公十一年》、《穀梁傳·隱公十一年》「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赦小過者，如《公羊傳·莊公七年》「一災不書」；異內外者，如《公羊傳·隱公十年》「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穀梁傳·莊公四年》「外夫人不卒」。《春秋公羊傳注疏》卷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784頁上欄B；卷3，第4799頁上欄A；卷6，第4838頁下欄B；卷3，第4798頁上欄A；《春秋穀梁傳注疏》卷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146頁上欄A；卷5，第5167頁下欄A。

[226]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871頁下欄A；《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3，（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284頁下欄B。

[227] 《漢書》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06、1412頁。

[228] 分别見於僖公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襄公十二年「伐國不言圍邑」、定公元年「隕霜殺菽」事，《春秋穀梁傳注疏》卷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216頁下欄A；卷15，第5272頁下欄B；卷19，第5308頁上欄B。

[229] 《漢書》卷27下之上〈五行志〉，第1456頁；卷27上，第1329、1330頁。

[230]（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100〈災異部〉引《洪範五行傳》，第1723頁。

[231] 《隋書》卷22志第17〈五行上〉引《洪範五行傳》，第705頁。

[232] 《漢書》卷27上〈五行志〉，第1329頁。

[233]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1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291頁下欄B。

[234] 《春秋左傳正義》卷46，（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498頁上欄A；卷47，第4515頁下欄A；卷48，第4531頁下欄B。

[235] 《春秋左傳正義》卷46，（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532頁下欄B。

[236] 田中麻紗巳〈劉向の災異說について——前漢災異思想の一面〉，《集刊東洋學》第24号（1970），第29~30頁；坂本具償〈「漢書」五行志の災異說——董仲舒說と劉向說の資料分析〉，《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0期（1988），第51~52頁；黃啓書〈試論劉向災異學說之轉變〉，《臺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07），第142~147頁。

[237] 廖平所撰《穀梁古義疏》即將劉向《傳論》中的各種災異說解均輯爲《春秋》穀梁家經說，如〈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句下所引「劉子」之說，即出自《漢書·五行志》。廖平《穀梁古義疏》卷1，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4頁。

[238] 汪榮寶《法言義疏·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50頁。

[239] 《漢書》卷75〈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59頁。

[240] 關於劉歆對於「博學者」的批評，又見於《漢書·楚元王傳》所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綴學」之說見於《大戴禮記·小辨》：「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孔子以「綴學」自稱，顯然有自謙之意，而劉歆以此指太常博士，可知其所言「博學者」、「綴學之士」皆指務連綴章句、張大其說而不思闕疑者，實有譏刺之意。對於「博學」的類似用法亦見於《荀子·大略》：「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管子·內言》：「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與《漢書·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蓺』之文」等句中表示褒義的常規用法有別。《漢書》卷30〈藝文志〉，第1723頁；卷88〈儒林傳〉，第3589頁；（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卷11〈小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07頁；（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卷19〈大略〉，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09頁；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10頁。

[241]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759頁下欄B~4760頁上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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