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清、劉靜丨問題與方法：錢大昕《隋志考異》表微
清代乾隆年間，錢大昕撰成《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其中包括《隋書考異》二卷。檢讀《隋書考異》，其中針對《隋志》進行考證者，略占總篇幅三分之一，本文擬稱為《隋志考異》（以下簡稱《考異》）。[2]據筆者考察，錢氏《考異》涵括四部文獻，考證凡六十條，其中經部十八條，史部十八條，子部十五條，集部九條。從考證對象看，《考異》涉及《隋志》著錄文獻及其附注、類序等。從研究內容看，《考異》涉及《隋志》著錄文獻之撰人、撰人官爵、題名、卷數、內涵等。從具體話題看，《考異》還涉及《隋志》著錄“梁有”、歸類、避諱、遺漏、重出甚至相關學術史的梳理。前人研究錢氏，多從宏觀角度論其考史成就，未能彰明他對《隋志》研究的具體貢獻。茲以問題與方法為核心，結合《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等，詳究《考異》之學術作為，以豐富和深化中古史學史的細微研究。
作為唐前文獻的淵藪，《隋志》在古代目錄學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甚至可以說無可替代。然而，因為忽視原典檢讀、直接綜合前錄、撰者責任不明、缺乏統一校勘以及版本傳播現狀等因素，傳世《隋志》出現了著錄欠精善、義例不統一、圖書有遺漏和重出等諸多問題，由此引起後人非議。劉知幾如此批評：“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複加闊眉以半額者矣”，“自史之立志，非複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3]。高似孫亦認為，五代史志“盡出瀛洲學士之手，可謂極一時史筆之妙”，而經籍志“甚淆雜，乏詮彙之工”[4]。事實上，劉知幾、鄭樵、高似孫、焦竑等學者，均有指明《隋志》不足所在。然而或囿於一隅，關注尚不全面，或語焉不詳，分析還不透徹。錢氏《考異》之重要貢獻，正是在於通過種種例證，把上述某些問題或不足落到實處，具體揭櫫傳世《隋志》著錄文獻的多重局限。
《隋志》常見局限之一，即是著錄不甚精善。《考異》對《隋志》著錄文獻題名、卷數、歸類、撰人等方面的問題揭示，大多歸於此類。譬如，《隋書》經部禮類著錄樊氏撰《喪服疑問》一卷。《考異》按云：“《周書·樊深傳》‘《喪服問疑》一卷’，蓋即此書。”《隋志》子部天文類著錄《錄軌象以頌其章》一卷，《考異》指出：“此不似書名，疑有訛。”這裏指明文獻題名或有不確，或有訛誤。又如，《隋志》經部論語類著錄《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考異》按云：“潘徽序此書云‘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此衍‘六’字。且此書本為議《禮》而作，乃不入《禮》家，又不入儀注，而附於《論語》之末，亦失其倫。”這裏一則指出文獻卷數或有衍文，另則揭示文獻歸類實有失序。又如，《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錄康泓撰《道人善道開傳》一卷，《考異》指出：“‘善’”當作‘單’。”《隋志》子部天文類著錄《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考異》指出：“《志》不著撰人，蓋庾季才所撰。本傳作一百四十二卷。”這裏指出文獻撰人之承誤和闕注。又如，《隋志》史部古史類著錄《淮海亂離志》四卷，附注云蕭世怡撰，敘梁末侯景之亂。《考異》按云：“《北史》，蕭圓肅撰《淮海亂離志》，不云世怡所撰，劉知幾又以為蕭大圜作，未審孰是。世怡本名泰，鄱陽王恢之子；圓肅者，武陵王紀之子；大圜則簡文子也。”這裏基於不同證據，指出文獻撰人真偽難辨。又如，《隋志》地理類著錄《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考異》按云：“《崔頤傳》‘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是此書曾經再修，然皆非百廿九卷也。”這裏指明文獻撰者不止一家，同時證實文獻卷數不符實際。
《隋志》著錄有欠精善，實則存在着多種原因。大多數情況下，上述問題應歸因於該志撰者。有些情況可能還比較複雜，甚至牽涉到文獻傳播。但不論如何，《考異》已充分指明傳世《隋志》最為常見的著錄局限，可謂發前人未發之秘。比較而言，《考異》指出《隋志》著錄欠善，還集中表現在撰人官制和輿地這兩個層面。錢大昕曾自白：“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卅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5]又言：“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若指掌，良非易事。”[6]又言：“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7]可見在具體而微的史學考證中，官制和輿地始終是錢氏關注的重點。
茲以官制為例。錢氏《晉書考異》指出：“漢乙太常、光祿勳、衛尉、宗正、廷尉、太僕、大鴻臚、大司農、少府為九卿，而官名無卿字。魏、晉、宋、齊並因漢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於官名下繫以‘卿’字。今晉史諸傳間有稱某卿者，如《王覽傳》‘以覽為宗正卿’，《何遵傳》‘遷太僕卿’，《衛瓘傳》‘轉廷尉卿’”等等，“皆唐初史臣不諳官制，隨意增加，非當時本稱”[8]。這種批評亦見於《隋志考異》。《隋志》經部易類附注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亡）。《考異》按云：“漢魏至宋齊，九卿官名皆不繫以‘卿’字，至梁，乃有司農卿、少府卿之稱。此志載魏司農卿董遇、吳太常卿徐整、晉少府卿華嶠、魏衛尉卿應璩、晉衛尉卿石崇、晉太常卿潘尼、晉太僕卿王嶠、宋太常卿蔡廓之類，皆史臣不諳官制，以意增之。”再次指出《隋志》撰者不諳官職，隨意增字。值得讚賞的是，錢氏考證官制，尤可見其治學態度之嚴謹有為。《隋志》子部法家類著錄漢大尚書崔寔撰《正論》六卷。《考異》按云：“《後漢書》，崔寔作《政論》，亦無‘大尚書’之名。此志‘大尚書崔寔’凡再見。”同在指名《隋志》不諳官制。然而其《十駕齋養新錄》“大尚書”條又言：“予初讀《隋書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漢大尚書崔寔撰’，疑其有誤。後讀洪氏《隸續》，載《劉寬碑》陰，有大尚書河南張祇字子戒一人。洪云碑有大尚書張祇，《祝睦碑》亦云拜大尚書。考東京官制，唯鴻臚、司農、長秋，有大字。尚書六人，分為六曹，初無大尚書。及觀祝睦後碑，但云拜尚書、尚書僕射。乃知大尚書者，以其長於諸曹，故加‘大’以別之。然後向者之疑始釋。蓋當時官曹有此稱，未著於令甲也。”[9]這裏以“大尚書”為考察對象，錢氏既有發現《隋志》著錄官制欠善，又能吸收金石證據，及時更新己識，尤可見乾嘉學術之精深樸實，最為難得。
《隋志》常見局限，還表現為義例糾紛。義例亦即體現某種宗旨的撰述體例及其統一表述。學術著作應該義例精善，而不是自相矛盾。《史通·序例》指出：“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10]據錢氏研究：“秦三十六郡之名，當以《漢書·地理志》為據”，“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此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考之，乃戰國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為斷，非與彼傳相矛盾者也。”[11]這裏所言“識其義例”，其前提是所識對象《漢書·地理志》的撰述體例前後一致。從很大程度上講，前述《隋志》著錄欠善與義例糾紛應為交叉關係。《隋志》著錄有欠精善者，其中包括歸類失序、撰者闕注等情況，實際上亦即義例糾紛。事實上，《隋志》文獻分類及其著錄和附注，本身亦有體例不純之弊，清代目錄學家均有不少指正。與此相關，避諱義例是錢氏考史的訓詁之鑰。《考異》所見《隋志》之義例糾紛，正是以“避諱”為關注對象和學術特色，由此影響着避諱學的發展。
陳垣指出，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流弊足以淆亂古文書，然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誌”，在“錢氏《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徒因散在諸書，未能為有系統之董理”[12]，誠為憾事。既然諱字為時代標誌，且古籍整理者有“存舊”之責，亦即“盡可能把古籍的本來面目提供給讀者、研究工作者”[13]；那麼：其一，《隋志》撰者理應嚴格遵循唐初避諱規律，並在著錄某書及其相關信息時做到表述一致；其二，《隋志》整理和傳播者理應熟諳體制，特別是明知該志著錄某字已經避諱，則不宜徑改原文，而是保留古籍原貌。《考異》正是遵循這種思維，一方面肯定《隋志》著錄文獻的正常避諱狀態。例如，《隋志》經部詩類附注梁有漢代徵士趙曄撰《詩神泉》一卷（亡）。《考異》認為：“本名《神淵》。見《後漢書》，趙長君撰。唐人避諱改。”又如，《隋志》集部別集類著錄宋徵士《宗景集》十六卷。《考異》指出：“宗炳字少文，避諱改為‘景’。”這裏兩則案例，並非《隋志》的問題和局限所在。《考異》有意拈出說明，旨在讓讀者識其義例，以還原歷史真相和文化習尚。
另一方面，《考異》試圖指出的問題是：或因修史不出一手，或因未經統一校改，或因版本流傳所致，傳世《隋志》在避諱方面並沒有做到義例精善。譬如，《隋志》經部論語類著錄《白虎通》六卷。《考異》指出：“《禮儀志》引《白武通》，蓋唐初史臣避諱，改‘虎’為‘武’。此志亦當作‘武’，後來校書者輒改。”此則指出後來校書者徑改《隋志》避諱字例，導致傳世《隋志》存在着義例糾紛，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又如，《隋志》史部正史類著錄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義》十二卷。《考異》指出：“即徐廣也。隋人避諱，因稱其字。然廣又有《晉紀》四十五卷、《車服雜注》一卷，亦在本卷內，即稱名不稱字。蓋唐時修史不出一手，故多駁文。又如“民”字避唐諱，例當作“人”，而農家類或云《四人月令》，或曰《齊民要術》，春秋類有尚書左人郎荀訥。此徐野民仍用本字，則由後來校書者妄改，又不能盡改也。”此則引證多處案例，指出《隋志》出現“避諱”問題的具體原因：或有前朝不諱之例，而著錄前後各異；或有當世應諱之例，而著錄疏闊未周；或有校書妄改陋習，而後人不能盡改；等等。其根本原因在於，撰志者不加統改，傳播者輕率而為，如此直接導致該志嚴重的義例糾紛。據學者研究，錢氏對現代避諱學的形成實有開啟之功。《考異》針對《隋志》避諱問題的揭示，一方面為陳垣歸納和總結避諱之學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範例，另一方面亦為爾後《隋志》考補起到導夫先路的作用。
姚名達指出，“自來一般目錄學家，對於《隋志》莫不推尊稱讚，認為媲美《漢志》，垂裕《四庫》”，事實上卻“上箴《七略》、《七錄》，下譏《崇文總目》、《四庫總目》”[14]，存在着許多不足。《隋志》常見局限，還表現為圖書遺漏不全。判定《隋志》著錄是否全面，必須關注兩個問題：其一，該志收錄文獻的時代斷限。眾所周知，《隋志》收錄南梁、南陳、北齊、北周、隋等五代官私書目所載現存圖書，實即《史通·古今正史》所謂“五代史志”[15]之一。考其時間範圍，清人劉毓崧在《千金方考上篇》中指出：“所紀書目，以撰述之人卒于隋。義寧二年（618年）以前者為斷，其唐初始卒者一概不收。”又按云：“如陳叔達、蕭瑀、虞世南、魏徵之流，皆卒于顯慶元年以前，並有文集，而《經籍志》絕不闌入。他如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等詮釋經史之書，俱用此例，足以見其界限之嚴矣。”[16]這裏的疑問是，其有撰人卒于義寧二年之前者，《隋志》是否已經全部著錄？其有撰人卒于義寧二年之後者，《隋志》是否一概不錄？其二，該志收錄文獻的實際標準。據《隋志》總序：“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17]可見《隋志》並不是逢書必錄，而是體現了政治、倫理或者專業標準。這種做法，明顯“有異于班固之全抄《七略》，實啟後世任意廢書之惡習”[18]，我們必須正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隋志》著錄唐前圖書的確遺漏不全，不便於學者充分利用之，故而《考異》使用大量例證，充分指明其弊端所在。
錢氏主要使用正史本傳和其它文獻引證，據以判定《隋志》遺漏文獻甚多。譬如，《隋志》總結經部文獻數目，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考異》按云：“孔穎達《詩正義序》稱全緩、劉軌思、劉醜、劉焯俱有義梳，《春秋正義》引衛冀隆《難杜》、秦道靜釋、蘇寬義疏、劉炫《規過》，賈公彥《儀禮疏》引黃慶、李孟悊二家章疏，陸德明《經典釋文》有周弘正《周禮音》。已上諸書，唐初儒者皆見之，而《隋志》不載，並不在亡書之數，何也？又沈重《毛詩音》二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儀禮義》三十五卷、《喪服經義》五卷，樊深《孝經問疑》一卷，熊安生《周禮義疏》廿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見於《周書》；明克讓《孝經義疏》，劉焯《五經述義》，劉炫《春秋攻昧》十卷，何妥《孝經義疏》三卷，辛德源《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張沖《孝經義》三卷，劉善經《四聲指歸》一卷，見於《隋書》，而《志》皆遺之。或謂志所錄者僅唐初所收東都圖籍，漂沒之餘，固宜漏落，然史臣自言於舊錄之外更有附入，則有附有否，難辭絓漏之咎矣。”此條據《詩正義序》《春秋正義》《儀禮疏》《經典釋文》《周書》《隋書》等所見，補充經部遺漏文獻尤夥。經逐一檢核，得見《考異》所列諸家雖卒于唐前，然而所列文獻偶有失誤。姚振宗《考證》指出：“劉善經《四聲指歸》一卷，本志小學家著錄于沈約《四聲》之前，錢氏蓋偶未見也。唐初所收圖籍在《唐經籍志》，不在本志。本志所錄據隋人見存書目，非一一見其書而著之也。”[19]方詩銘《校記》則云：“按《經典釋文序》，撰《周禮音》者為戚袞，非周弘正。”儘管如此，《考異》針對《隋志》經部遺漏的文獻補充，事實上起到了重要的學術引領作用。
又如，《隋志》總結史部文獻數目，凡八百一十七部。《考異》按云：“史部之見於列傳者，如于仲文《漢書刊緐》三十卷，張沖《前漢書義》十二卷，許善心《梁書》七十卷，榮建緒《齊紀》三十卷，杜臺卿《齊紀》廿卷，王邵《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記》三卷、《皇隋靈感志》三十卷，柳䛒《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明克讓《古今帝代記》一卷、《續名僧記》一卷，宇文愷《東都圖記》廿卷、《明堂圖議》二卷，劉善經《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諸葛穎《洛陽古今記》一卷，《志》皆遺之。”此條補充遺漏文獻非但不少，而且較為精準。與此相關，錢氏《十駕齋養新錄》“隋書經籍志遺漏”條，還特別指出“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宋孝王《關東風俗傳》”[20]兩種文獻遺漏。同書卷六“臣瓚晉灼集解”條則詳云：“《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按顏氏《漢書敘例》云：‘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略》，並題云然，斯不審耳。’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隋志》多承阮錄舊文，則‘應劭’下當有‘等’字，殆傳寫失之也。晉灼《集解》十四卷，不載于《隋志》，則師古所謂‘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未之見，王阮既未著錄，故《隋志》亦遺之也。’”[21]這裏以《漢書集解》為例，借用唐初顏師古之說，一方面論及《隋志》撰者因襲舊錄而致著錄欠善；另一方面指出《隋志》著錄遺漏亦與舊錄失載直接相關；皆可謂見識卓著。
又如，《隋志》總結子部文獻數目，合八百五十三部。《考異》按云：“子部見於列傳者，如何妥《莊子義疏》三卷，辛德源注揚子《法言》廿三卷，張煚《道言》五十二篇，王邵《讀書記》三十卷，柳䛒《法華玄宗》廿卷，劉焯《稽極》十卷、《曆書》十卷，諸葛穎《馬名錄》二卷，來和《相經》四十卷，耿詢《鳥情占》一卷，蕭吉《宅經》八卷、《葬經》六卷、《相手板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臨孝恭《欹器圖》三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戹》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劉佑《觀臺飛侯》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志》皆遺之。”此條補充遺漏文獻亦夥，舉例則略有差誤。姚振宗《考證》指出：“張煚父羨，周太祖賜姓叱羅氏，故亦稱叱羅羨。所著《道言》五十二篇，本志著錄子部雜家，詳見本條。羨之事蹟，《隋書》附見其子煚傳首，故錢氏以為張煚，其實非也。”[22]誠是。儘管如此，錢氏《考異》對姚氏《考證》的啟迪和引導之功同樣不可抹殺。
又如，《隋志》總結集部文獻數目，凡五百五十四部。《考異》按云：“集部見於列傳者，如李文博《治道集》十卷，《明克讓集》廿卷，《劉臻集》十卷，《庾自直集》十卷，《孫萬壽集》十卷，《志》皆遺之。”姚振宗《考證》加以指正：“本志總集類有《政道集》十卷，不著撰人，蓋即李文博之《治道集》，詳見本條。”姚氏藉此總結：“本志總序篇每云‘今據見存’。所謂‘見存’者，據隋人見存官私書目，或亦據唐初人見存書目。觀其載及陸德明《周易並注音》《周易大義》，江漼《爾雅音》，曹憲《廣雅音》，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參解楚辭》，裴矩《開業平陳記》，蔡元恭《並州入朝道里記》，虞世南《北堂書鈔》，孫思邈《龜上五兆動搖決》《五兆算經》，甄權、甄立言兄弟醫書《本草》，宋俠《經心錄》，則並及唐初近時人。或亦見隋人書目，或由史官別自采入。猶班氏錄及東漢杜林之《倉頡訓故》也。錢氏所舉四部遺漏，但就周、隋二史約略言之耳。若合五史紀傳之所載，則所遺不知凡幾。”[23]至此，姚振宗以“今據見存”為線索，盡可能廣泛搜檢例證[24]，一方面揭示《隋志》圖書遺漏之根本原因在於盲目因襲舊錄；另一方面打破清人劉毓崧所謂《隋志》收錄文獻的時代斷限為“義寧二年”之說；更為重要的是，強調《隋志》遺漏文獻實際上更多，從而把錢氏對遺漏問題的理解加深拓展，啟發了爾後汪之昌、張鵬一的補遺工作。
與著錄遺漏相關，《隋志》常見局限還表現為文獻重出。文獻重出特指某種典籍重複出現於目錄學著作之中。《隋志》著錄重出文獻非常明顯，相關例證不僅有30餘種，而且“主要表現為兩種基本模式，亦即同一種文獻在兩種類別中出現、同一種文獻在同一類別中兩出”；究其緣由，“一方面緣於文獻本身在形制和內涵方面的雙重性、交叉性以及複雜性，以致撰者在文獻歸類時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歸因於撰者並未檢讀原典，而是直接綜合前代目錄學成果，甚至在文獻歸類後沒有進行嚴格校勘”[25]。早在錢大昕之前，南宋鄭樵即舉例指證《隋志》所見重出：“《嘉瑞記》《祥瑞記》二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葛武侯集誡》《眾賢誡》《曹大家女誡》《正順志》《娣姒訓》《女誡》《女訓》凡數種書，既出儒家，又出總集；《眾僧傳》《高僧傳》《梁皇大捨記》《法藏目錄》《元門寶海》等書，既出雜傳，又出雜家”；“陶弘景《天儀說要》，天文類中兩出；趙政《甲寅元曆序》，曆數中兩出；《黃帝飛鳥曆》與《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五行類中兩出；庾季才《地形志》，地理類中兩出。”[26]姚振宗《考證》指出：“本志五行家無《嘉瑞記》，儒家亦無《女訓》，《法藏目錄》、《玄門寶海》亦雜傳篇所無，《地形志》乃兩見於五行，非地理。”[27]今對照《隋志》，可見姚氏所言屬實，且五行類中亦無《祥瑞記》。故而鄭氏認定重出，雖然涵括兩種基本模式，但是在文獻稱名、卷數甚至撰者等方面並未嚴格要求，故而實有流於寬泛之弊。
基於前人研究成果，錢氏《考異》亦專論文獻重出：“志中一書而重出者，如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一見《春秋》類，一見地理類；李槩《戰國春秋》二十卷，一見古史類，一見霸史類；裴子野《眾僧傳》二十卷，一見雜傳類，一見雜家類；《諸葛武候集誡》二卷、《眾賢誡》十三卷、《女鑒》一卷、《婦人訓誡集》十一卷、《悌姒訓》一卷、《曹大家女誡》一卷、《貞順志》一卷，俱一見儒家類，一見總集類。又如服虔《春秋漢議駁》二卷，兩收於《春秋》類；趙《甲寅元曆序》一卷，兩收於曆數類；庾季才《地形志》，兩收於五行類，而前云八十七卷，後云八十卷，本傳作八十七卷。皆史臣觕疏之失。唐宋而後，志藝文者，重複益甚矣。”今檢核《隋志》，參照前述鄭樵所列，可見錢氏舉例基本屬實。然而，《隋志》子部儒家類著錄有《諸葛武侯集誡》二卷、《眾賢誡》十三卷、《曹大家女誡》一卷、《貞順志》一卷、《娣娰訓》一卷；集部總集類著錄有《諸葛武侯誡》一卷、《眾賢誡集》十卷（殘缺）、《女誡》一卷（曹大家撰）、《貞順志》一卷、《娣娰訓》一卷（馮少胄撰）、《女誡》一卷。故其所謂《諸葛武侯集誡》等七書，“俱一見儒家類，一見總集類”，並不完全符合實際。事實上，鄭、錢二家均有指證《隋志》文獻重出，然錢氏研究似後出轉精：一是舉例有新增，二是認定更謹嚴，三是究原更深刻。姚氏《考證》又在錢氏《考異》基礎上有進一步發揮，從而促進《隋志》研究朝縱深方向發展。據研究，錢氏還指明《宋史·藝文志》中一百餘部圖書重出，足見文獻重出已成為錢氏研究史志的重要關注點。
學術研究需要有問題意識，以嚴謹著稱的史學考證尤其如此。應該說，錢氏《考證》對《隋志》具體問題的揭示，一方面超越了前人諸家，另一方面給清代以來《隋志》考補著作以重要啟發。然而這種學術成績的獲得，往往基於比較互證的研究方法。比較互證應與錢著題名“考異”直接相關。所謂“考異”，其首要含義是“考察異文”，亦即通過比較發現不同甚至“抵牾”；其另一層含義則是“考訂舛謬”，亦即以比較為手段，藉以“校勘文字，辨析名物，補正謬誤，指正義例，考證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等，有‘異’必析，有‘謬’必糾”[28]。比較互證亦彰顯出《考異》嚴謹敦厚的治學態度。錢大昕認為：“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29]。錢著題名“考異”，“既能表達出考據的時代特色和淡化由考證質疑所帶來的咄咄意味，又能實現‘比較’和‘糾繆’的一語雙關”，很好體現出他“平實謙和的個性和他校勘中對‘異文比較’和‘謬誤糾訂’的雙重側重”[30]，非常值得後人學習。
錢氏《考異》“異文比較”實多，前述《隋志》著錄欠善已可見一斑。茲再舉數條以補充說明。以經史二部文獻為例。《隋志》禮類著錄沈重撰《周官禮義疏》四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考異》指出，《周書·儒林傳》分別作三十一卷、三十卷，卷數顯然不同。《隋志》正史類著錄許亨撰《梁史》五十三卷。《考異》以《徐善心傳》考之，認為“此書目錄凡百卷，撰成上秘閣者，僅六帙五十八卷”，然而卷數亦不合。抑又，《隋志》論語類著錄樊文深撰《七經義綱》二十九卷、《七經論》三卷、《質疑》五卷。《考異》指出，《周書·儒林傳》載樊氏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略論》並《目錄》三十一卷，名目卷數互異。《隋志》地理類著錄諸葛穎撰《北伐記》七卷、《巡撫揚州記》七卷。《考證》指出，諸葛穎本傳載其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書名卷數亦俱不合。抑又，《隋志》經部禮類著錄秘書學士褚暉撰《禮記文外大義》二卷。《考異》按云：“《儒林傳》，吳郡褚輝，與暉同。煬帝時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與此互異。”諸如此類，不勝繁舉。錢氏《考異》之基本做法，正是指明《隋志》著錄與其它相關記載的差異。這種做法雖說相對簡單，然而畢竟需要學者博覽群書才行。以博覽群書為基礎，學者進而容易從異同互見中看到現象、引發思考，繼而揭示問題所在。
換句話說，問題意識往往基於大量的文獻閱讀以及由此所及的視野拓展。對於古代學者而言，唯有見多識廣，博聞強識，才能從常見的研究對象中發現問題。據其本傳，錢氏“研精經、史，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若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用確見”[31]。《考異》之習慣做法，正是從博觀慎思中具體揭示問題。如果說，博觀慎思不失為發現問題的必由之路；那麼，發現問題則表現為對研究對象的充分認識尤其是局限揭示。從博觀慎思到局限揭示乃至問題解決，正是《考異》常見的學術理路。錢氏運用比較互證之法來進行考異，就是要發現差別，有意辯證，最終去偽存真。該書的可貴做法，正是結合文獻證據和學理邏輯來進行“謬誤糾訂”，試圖祛除疑難。譬如，《隋志》子部五行類著錄《產乳書》二卷。《考異》指出：“《志》不著撰人。《藝術傳》，劉佑著《產乳志》三卷，疑即此。”又如，《隋志》總集類著錄梁蕭淑撰《西府新文》十一卷並錄。《考異》按云：“《顏氏家訓·文章篇》：‘梁元帝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紀》。’《志》云蕭淑者，當是元帝幕僚奉命撰集者。”這裏根據一般學理，使用引證和推斷，旨在獲得《隋志》著錄文獻撰者更多的有效資訊，足以啟發學者進行後續研究。事實上，《隋志》著錄文獻撰人不詳、撰人不確乃至不著撰人者較為常見，《考異》多有指明和考證之功。例如，《隋志》史部地理類著錄戴氏撰《宋武北征記》一卷。《考異》指出：“戴名延之，見《水經注》。”又如，《隋志》史部地理類著錄宋太常卿劉損撰《京口記》二卷。《考異》指出：“《唐志》作劉損之。”又如，《隋志》子部雜家類著錄《長洲玉鏡》二百三十八卷。《考異》依據《虞綽傳》得出：“大業初，秘書館學士虞綽、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奉詔撰。”如此種種，正是《考異》對史學校勘的具體貢獻。可見，比較互證既是指明問題之法，同時也是解決問題之道。
從博觀慎思到局限揭示乃至問題解決，比較互證已成為錢氏史學貫串始終的學術範式。錢氏之比較互證，雖說範圍上使用了四部群書乃至金石文獻，實則以正史傳記與他校為最，亦即擅長以傳考志。紀傳體史書的特點是“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32]，故而可以通過傳與志來印證和甄別。此類證據和案例不勝枚舉，前文亦多得見。《考異》還集中指出：“《志》《傳》卷數互異者，如蕭吉《樂譜集》二十卷，《傳》作十二卷；《傳》無‘集’字。張沖《論語義疏》二卷，《傳》作十卷；《傳》無‘疏’字。王邵《齊志》十卷，《傳》作廿卷；魏彥深《後魏書》一百卷，《傳》作九十二卷；庾季才《靈臺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傳》作一百二十卷；蕭吉《相經要錄》二卷，《傳》作一卷；《薛道衡集》三十卷，《傳》作七十卷；《李元操集》十卷，《傳》作廿卷；《魏彥深集》三卷，《傳》作三十卷；《諸葛穎集》十四卷，《傳》作廿卷；《李德林集》十卷，《傳》作五十卷；《柳䛒集》五卷，《傳》作十卷；《辛德源集》三十卷，《傳》作廿卷；《蕭欣集》十卷，《周書》本傳作三十卷。”這種比較列舉，全以正史人物傳記為參照，充分體現了錢氏作為史學研究者的專業優勢。在具體考證中，除了使用他校法，錢氏抑又結合使用理校。譬如，《隋志》史部正史類著錄梁平北諮議參軍韋棱撰《漢書續訓》三卷。《考證》指出：“‘北平’當作‘平北’。”《隋志》史部地理類著錄沈懷文撰《隨王入沔記》六卷。《考證》指出：“‘隋’當作‘隨’，此校書人妄改。”這些對於《隋書》的校勘意義重大。陳垣感歎：“今《廿二史考異》中所謂某當作某者，後得古本證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為不可及。經學中之王、段，亦庶幾焉。”[33]更為難得的是，結合比較互證和學理判斷，《考異》不僅指證《隋志》局限，嘗試解決問題，而且試圖闡發某部文獻和某類著錄的學術內涵，由此超越了一般的史志考證，澤被後學。
錢氏針對《隋志》學術內涵的揭示，其實牽涉到史志目錄的特有功能和研究方法，亦即辨學考源。史志目錄之發端，正如章學誠所言，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34]，《隋志》正有繼承、梳理以及闡揚學術之功。姚名達認為，《隋志》“唯一之優點為各類之小序，稍采《漢志》，接其後事，敘述各類學術之由來，頗具學術史性質。然其所增者殆根據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而為之也。”[35]詳言之，《隋志》通過四種方式來辨學考源：一是甄別謄錄傳世文獻清單，前謂“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二是吸收前人目錄學成果，所謂“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三是對現存文獻進行分類著錄，所謂“離其疏遠，合其近密”；四是結合分類著錄，借助附注特別是部類大小序來直陳學術軌跡，所謂“約文緒義”；如此種種，“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36]。儘管如此，要做好辨學考源並非易事。章學誠認為：“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37]。對此，《隋志》雖然做出了不少努力，但依然有待于後人進一步闡釋和彰明。錢氏正是以辨學考源為方法和手段，充分發揮己長，一方面揭示學術內涵，另一方面梳理學術史。
錢氏《考異》之辨學考源，首先表現為對部分文獻內涵的學術揭示。前述《隋志》著錄欠善，亦即《考異》對文獻題名、卷數、歸類、撰人等方面的問題揭示，已偶有涉及辨學考源。茲再舉幾例。譬如，《隋志》經部論語類附注：“梁有漢劉歆，犍為文學、中黃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考異》指出：“‘犍為文學’即舍人也。陸德明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蓋其人姓舍名人。”這是針對文獻撰人的考補。又如，《隋志》史部霸史類著錄《托跋涼錄》十卷。《考異》指出：“不著撰人，當是紀南涼事。禿髮即托跋，聲之轉也。”《隋志》史部儀注類著錄《汝南君諱議》二卷。《考異》按云：“《三國志·張昭傳注》云：‘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張昭著論非之。’漢人以郡守為君也。”《隋志》子部五行類著錄《八會堪餘》一卷。《考異》按云：“按：《周禮疏》引《堪輿》“大會有八、小會有八”，即此書也。“輿”“餘”音同。”這是針對文獻內涵的闡發，讀者藉此得以了解相關學術背景。又如，《隋志》子部兵家類著錄周文王師姜望撰《太公六韜》五卷。《考證》按云：“三代以前，男子無稱姓者。稱太公望曰姜望，此魏晉以後俚俗之言。”這是針對文獻時代的考說，直接涉及到《隋志》對偽書的著錄。又如，錢氏《考證》指出：“《隋志》附注所謂‘梁有’，即源自阮氏《七錄》。”這是揭示《隋志》附注淵源，同樣有助於加深讀者對學術史的理解。以上種種，大多以某種文獻為研究對象，積極發揚史志目錄之考辨傳統，有助於促進後人對學術史的認識和感知。
錢氏《考異》還積極關注《隋志》所及學術史話題，試圖直接通過對小序的指正、疏解和闡發來補充完善，由此呈現出專題考索性質。《隋志》經部緯書類小序云：“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並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泛歷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38]《考異》按云：“《詩推度災》以下五篇，即在《七經緯》三十六篇之內。《五行傳》乃伏生《尚書大傳》中之一篇，非緯書也。《洛罪級》之名，它書未見。”此即指出《隋志》在文字前後表述方面的邏輯問題，可見錢氏史學之細緻入微。相比之下，《考異》特別關注《隋志》經部小學類所及學術史。譬如，該類序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39]《考異》指出：“鄭康成《論語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書》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詁訓。許氏《說文序》云：‘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亦以正名為正文字矣。許君在鄭之前，知其說不始于鄭氏也。《北齊書·李炫傳》：‘炫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這裏詳解所謂“正名”之義，令人耳目一新。又如，該類序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40]《考異》按云：“華嚴字母之法，蓋濫觴於此。其初本十四音，後乃益為四十二也。”這裏補說《隋志》所謂“婆羅門書”的價值和影響，同樣有提綱挈領之效。至於其學術內涵以及與華音三十六母之關係，錢氏又在其《文集》“華嚴四十二字母考”[41]一條中作出長篇考證，充分體現出他對這種具體問題的自覺探求。與此相關，錢氏《十駕齋養新錄》“一字三字石經”條還指出：“《經籍志》稱一字石經者，《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凡七部。稱三字石經者，《尚書》二部，《春秋》一部。其編次一字在三字之前，是一字為漢刻，三字為魏刻也。其序說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此‘一’字當為‘三’字之誤。蓋蔡中郞所書，衹有隸體，魏刻乃有古文、篆、隸三體。漢刻本無一字之名，魏晉而下，稱漢刻為一字，取別于魏之三字耳。其誤始于范蔚宗，而《隋志》因之。”[42]這裏指出《隋志》因襲范曄《後漢書》之誤，亦可謂條紋縷析，實有擘肌分理之效。從總體上看，錢氏《考異》以辨學考源為手段，並與《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中的某些條目相互發明、互為補充，又為闡釋《隋志》辨學考源之功作出了巨大貢獻。更為確切地講，辨學考源不僅是指明和解決問題之法，同時也是深闡和延伸學術之道。以揭示內涵為前提，錢氏不是漠視《隋志》作為史志目錄的辨學考源之功，而是在其基礎上作出學術考證和深刻回應，從而把《隋志》研究推上了一個新臺階。
關於錢大昕的學術地位，史念海強調：“乾嘉學風乃一代極盛之時，學者之多，誠如過江之鯽，而言學業之博大，未有若先生者；即以有清三百年言之，亦未有能與先生比擬者。故當時後世，皆嘖嘖稱羨，非無因也”，“流風所被，洵不能淹沒也”[43]。在乾嘉學派中，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並稱清代考史三大名著，而尤以錢著最為博洽精當。周中孚認為：“考史之書，至竹汀此編，誠所謂實事求是，得未曾有者也。”[44]相比之下，錢氏亦非常重視史志考證。《廿二史考異》收錄《漢志》《隋志》等五家史志，考辨內容多達二百餘條，文字校勘甚為精細，研究方法甚合學理。錢氏考證《隋志》用力最勤，其他兩家幾可忽略不計。而統觀歷代史志研究，《考異》在《隋志》研究史中舉足輕重，亟待彰明。
錢氏《考異》之重要創獲，在於從實踐上使用大量例證，揭櫫《隋志》存在着著錄欠善、義例糾紛、圖書遺漏、文獻重出等重要局限，同時試圖探究其原因所在。唯其在這些方面花費精力最多，故而給予後世學人啟發最深，實際上引領着清代眾家。僅以《隋志》著錄遺漏為例，歷代學者關注不等。姚名達指出：“至其書目，則多未備，開元初馬懷素已昌言之，而從事補輯。清乾、嘉間章宗源，光緒中姚振宗，各撰《考證》，廣徵古籍，以補其闕遺，且詳載各書之原委，學者便焉”，“此外又有張鵬一撰《隋書經籍志補》，楊守敬撰《隋書經籍志補證》，李正奮撰《隋代藝文志》。試參合研究之，則先唐古籍可無遺蘊矣”[45]。此論或有不足，亦即未提錢氏之功。事實上，《考異》在總結四部文獻數量時，對《隋志》著錄遺漏均有論證和列舉，其《十駕齋養新錄》亦偶有關注。錢氏在列舉例證方面雖然略有失誤，但是其積極有力的學術作為早于姚振宗一個世紀，在《隋志》研究史上意義重大。後來章宗源、姚振宗、汪之昌、張鵬一諸家均亦踵武錢氏，方能取得重要學術成果。
錢氏《考異》以發現問題為主，又注重方法和手段，試圖論證、補充甚至解決之。從總體上看，錢史考史之特色，“一是考證方法嚴密精良，對歷代正史中文字錯訛、記載錯誤等項作系統的考辨，‘訂千年未正之訛’”，“二是把考證的史料範圍擴大到典籍以外，用金石文字證史，開近代以考古文物證史、‘二重證據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識，不僅考史上運用了縝密的邏輯思維，且對許多問題發表了真知灼見”，“具有理性思維的光彩”[46]。《考異》之重要創獲，正是在於從方法上發揮史學特長和目錄學優勢，一方面使用比較互證，對《隋志》進行異文考察和舛謬考訂；另一方面進行辨學考源，對《隋志》某種、某類文獻進行內涵揭示或者是學術史梳理。就實際情況而言，錢氏考證“集提問致疑、搜求證據、分析推理於一體”，“各層次上的具體方法相輔為用”，抑又“通過對史料做‘類’的分析，獲得一般性、本質性認識”[47]，最終達成對現象和規律的深刻領悟。細讀《考異》，問題與方法相輔而成。錢氏在提出和揭櫫問題之際，已經使用了兩種主要方法。在具體考證中，錢氏又使用上述方法去解決問題，並且闡發《隋志》內涵，促進《隋志》研究走向深入和拓展。要之，以問題和方法為核心，《考異》眼光高遠，貫串通透，既避免了給人以褊狹之觀，又足以啟迪後人，從總體上超越了前代研究《隋志》的綜合成就。
注釋：
[1] 姚名達撰：《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4頁。
[2] 本文徵引錢氏《隋志考異》文本內容，參見（清）錢大昕著、方詩銘等校點：《廿二史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後文除有必要外，不再注明。
[3]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4] （宋）高似孫撰：《子略目》卷一，《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50頁。
[5] （清）錢大昕《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8頁。
[6] （清）錢大昕著、方詩銘等校點：《廿二史考異》（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頁。
[7] （清）錢大昕著、方詩銘等校點：《廿二史考異》卷四十，第646頁。
[8] （清）錢大昕著、方詩銘等校點：《廿二史考異》卷二十一，第361-362頁。
[9]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228頁。
[10]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四，第81頁。
[11] （清）錢大昕：《秦三十六郡考》，《潛研堂文集》卷十六，第251頁。
[12] 陳垣著：《史諱舉例》（序），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頁。
[13] 黃永年著：《古籍整理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71頁。
[14] 姚名達撰：《中國目錄學史》，第73-76頁。
[15]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十二，第345頁。
[16] （清）劉毓崧著：《通義堂文集》卷十一,《叢書集成續編》第196冊，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392頁。
[17]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08頁。
[18] 徐世瑛編著：《中國目錄學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年，第64頁。
[19] （清）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四），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5046頁。
[20]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餘錄）卷中，第504頁。引文中“《七略》”應為“《七錄》”，是為南梁阮孝緒撰。
[21]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第124頁。
[22] （清）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四），第5046頁。
[23] （清）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四），第5046頁。
[24] 或因為版本差異，或緣於形似致訛，姚振宗上述舉例亦或偶有失誤。譬如蔡元恭，今本《隋志》“元”作“允”。又如《龜上五兆動搖決》，今本《隋志》“上”作“卜”。
[25] 陽清，何雪利：《<隋書·經籍志>著錄重出文獻述微》，《史學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4頁。
[26] （宋）鄭樵撰：《通志》卷七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34頁。
[27] （清）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四），第5044頁。
[28] 劉玲：《<廿二史考異>之‘考異’特點》，《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年第6期，第110頁。
[29]（清）錢大昕：《答王西莊書》，《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第603-604頁。
[30] 劉玲：《<廿二史考異>之‘考異’特點》，第109頁。
[31] （清）趙爾巽撰：《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3194頁。
[32]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卷二，第25頁。
[33] 陳垣撰：《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9頁。
[34] （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35] 姚名達撰：《中國目錄學史》，第174頁。
[36]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十二，第908頁。
[37] （清）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自序），第1頁。
[38]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十二，第941頁。
[39]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十二，第946頁。
[40]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十二，第947頁。
[41] （清）錢大昕：《華嚴四十二字母考》，《潛研堂文集》卷十六，第255頁。
[42]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餘錄）卷中，第504頁。
[43] 史念海：《錢竹汀先生之史學》，顧吉辰主編《錢大昕研究》，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0頁。
[44] （清）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卷三五，《續修四庫全書》第9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0頁。
[45] 姚名達撰：《中國目錄學史》，第174頁。
[46] 陳其泰：《錢大昕治史特色略論》，《齊魯學刊》，1998年第5期，第71頁。
[47] 魏鴻：《錢大昕歷史考證方法述論》，《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53-59頁。
【作者简介】
陽清，雲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文獻研究。
劉靜，雲南師範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典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