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宣丨論沈欽韓的生涯——十九世紀早期知識人應世困境的映射
[摘 要] 身處危機四伏的嘉道之際，十九世紀早期的知識人面對著立功與立言的雙重困境。以沈欽韓為例，“留意功名”的他，無奈於社會階層的固化而無緣事功，轉而從事學術研究，因追隨風尚、關懷現實而屢次挪移知識興趣，這是那個時代知識人普遍的應世姿態。在世運變遷、學術遞嬗的歷史背景下，沈欽韓用力於彌合樸學與現實的鴻溝，試圖解答調和道術、樸學經世的可能性，為改良制度提供歷史資源的支持。除去他宏博的著述，在對包世臣《說儲內篇》的批識中集中而直接地展現出這一意圖。就思想史的角度觀之，嘉道知識社群的所思所為，已具備晚清維新改制的黎明運動的意義。
[關鍵詞] 嘉道之際 沈欽韓 樸學經世 《漢書疏證》 《說儲內篇》
一、引言
二、危懼敘述：沈欽韓與嘉道時代的世運
夫太平日久，凡兵農禮樂、鼓舞磨厲之具，不能不小有得失。加風俗益醨，人材日劣，良法美意，一切視為空文。當局者不患所以振作之，熟睹閭閻之疾苦，奸慝之滋彰，曰幸今無事，姑畀其責於後之賢者。設令後賢又復有待是，終莫適任，以至寖衰寖微也。孔子曰：“知者見變思刑，愚者睹怪諱名。”不及今更化善俗，後欲勵精圖治，安可及邪！[9]
就儒學的本意而言，危懼敘述正是一種世運關懷的表達。察其生平議論，沈欽韓面臨或關注的問題不外兩端，其一為經濟民生，其二為人才士風。清代中葉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商業化、都市化進程，造成了資源配置的極度不均與貧富分化的持續加劇，兼之貪虐橫行，天災相乘，民窮財匱隨之成為社會問題癥結所象。沈氏相信“事無大小，莫不敗於貧薄啙窳，而成於富庶殷阜”，[10]但現實情狀卻是連富庶如太湖地區，也充斥著“物力凋耗”的現象，“十室愁歎者八九，若使禾稼不可頛耔，即強者挺為盜賊，弱者捐於溝壑”，[11]因以極倡勸課農桑、藏富於民，從根本上消弭亂源。[12]一旦戰亂不免，則有賴於昔日保甲法的恢復與推行，使民集結自衛；而欲使保甲得以完善的組織，則希冀於地方世家大族的主持維繫。[13]後來曾國藩勘定大亂，湘軍所到之處，扶植地方耆宿，重建保甲制度，恢復秩序，即可見沈欽韓所持主張之可踐。
（唐宋）以帖經詩賦取士，則皆鶩於撏撦記誦，已戾古人原本殫洽之旨，然未有如八股盛行，而舉劉歆、荀勖之所簿錄，孔、鄭、班、馬之述作，盡束諸高閣，而呻吟於陳腐俚鄙之故紙。其狡者又或掇取側句新字以就程試，爛染滿紙。（中略）人之心思才力，其可用者僅二三十年，而此可用之年，既消耗於腐敗之帖括，復窮揣於俳優之文辭，終其身無讀書之日矣。[16]
語語俱見憤懣不平之氣，蓋致慨於八股帖括的同時，也歎恨自身久躓場屋，仕途多舛。舉業的標準在“帖括”與“文辭”，無關實用，士人醉心科名，棄擲“可用之年”、“讀書之日”去揣摩程試，即使中第，也不過一不學僥倖之徒。這一集體化的價值取向，增益偷惰的士習，風俗日趨澆漓。於是“彼其衡文者，即向之僥倖無名子也，今之僥倖無名子，又後之衡文者也。以不狂為狂，呺然喪其廉恥是非之心”。[17]欲使“澆風漸返，化雨方滋”，惟有“不以科名為弋獲，兵農禮樂備，庶不以帖括為專家”。[18]這固然是在以道德約束作理想化的推闡，卻畢見沈欽韓改變士人心志的強烈願望。他深察當時“士大夫求為富人之食客而不得，富人愈驕而士節愈喪”的不良風氣，[19]主張由地方長吏擔當教養士人的責任，由學宮教官教之成材：
士大夫蒞官恪勤，亦未渠期於崇獎風流、藻鑒人倫之任。其于高才而不遇者，苟能衣食之，噢咻之，矜其饑寒而慰其痛癢，斯亦可矣。（中略）長民之急務，莫過於舉賢才以夾輔；古今之大患，無甚於賢不肖之混淆。由其道則日見其潤，失其涯則坐致槁落。[20]
書生議政，難免偏於理想而不切實際。類似言論的思想史意義，不必完全體現在言論價值本身，亦在從中透露出的立說者的關懷與焦慮。所要強調的是，由此反映出的沈欽韓的歷史形象，與既存的學術史敘述業已大相徑庭。黃濬（1891-1937）曾論及近代知識人治學經驗與經世實踐之間的隔膜，稱其所讀之書“非周秦六經，即馬班兩史”，“日溺於近，而心馳于古”，恃以應變者，“率皆墟墓簡策間言”，[21]所見極的。晚清經世取向大抵遵循回溯先秦的舊傳統，結果即是用以經世的思想資源無法因應現實，所學無以致用。對此，沈欽韓當可免其誚責，如其明確宣導“三代之善不可復”，即使推行保甲，也要“思所以變通之”以適應現實，[22]便絲毫不見拘泥古制的迂腐之氣。其人志在事功，已有異於前代師儒；所恃以經邦濟世的資源雖仍不脫樸學窠臼，但以致用為治學導向，與斯世斯民一脈相通，不復“為學問而學問”，即知先後途轍漸易，已疏離於考證學舊軌了。
三、調和道術：樸學何以經世？
欽韓與包世臣、李兆洛、周濟交善，名亦相埒，詩皆非所長。蓋世臣好為經世之言，兆洛駢散當家，周濟擅長倚聲，欽韓樸學根柢獨深，不徒以詩顯耳。集中讀史、題畫之作最多。（中略）山水詩逋峭生澀，學韓、蘇不易到。續刻亦以涉及歷史文獻者佳耳。[29]
沈氏的交遊將於下文有所展述。袁先生指出的“學韓、蘇不易到”可謂隻眼獨具，沈欽韓最顯著的詩風正在以學為詩與追步宋詩。韓愈、蘇軾而外，沈欽韓對王安石、陳師道推崇備至，《幼學堂詩稿》尚理致而不以神韻見長的風格，多映射出諸家身影。沈氏論詩，提倡“寧澀毋俗，寧拙毋佻，寧聱軋而毋滑易”，顯然是對陳師道“寧拙毋巧，寧朴勿華，寧粗勿若，寧僻勿俗”的承襲（《後山詩話》）。[30]對於乾嘉詩壇鉅子沈德潛、袁枚殊為不滿，在他看來，二人一主格調，一倡性靈，“皆不知教學者以讀書，窮究根本于詩文之先，沛乎有餘，稍束諸繩墨，則所言皆有體要，自能成立”。[31]又云“經史百家，蘊蓄不深，則操筆索然，敗氣隨之”，“積學而涉文，千言立就也”，[32]實際上申述了以學問為詩的主張。種種跡象，足以指向沈欽韓近於宋詩一派。晚清宋詩派的主張與創作，和乾嘉知識考古存在內在理路的一致性，其發生、演進與樸學範式淵源甚深，[33]對此，沈氏確屬有力的推動者，惜乎少見論者齒及。當然，詩固不必強分唐宋，但昔人既長期持有此見，約定俗成，便應承認其為文學史上的客觀存在，那麼徑承舊日術語，或於當時語境更為熨帖。
不佞十餘年來，得失自知，所恨不能曆算，至此輒憒憒，其他事理，皆能根究。所著《漢書疏證》、《左傳補注》、《水經注疏證》、《昌黎》《半山》二集注、《三國志補注》、《范石湖集注》、《駁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皆攻故記之謬，發新聞之秘，非好與昔人索鬥也，理之所在耳。[38]
這還不包括《後漢書疏證》、《駁<金石萃編>條記》（附《幼學堂文稿》卷末）和對《新、舊唐書》的考異之作，[39]其餘擬撰而未成的著述尚多（如存世的手稿“《沈小宛手錄十五種》二冊”[40]）。這些注疏體的著作後來成為相關經典的權威注本，雖然未能臻於盡善，如混詩文於史，以注經史之法解釋詩文，有違文學意趣，考實過度，也未必盡符詩人原意，但為沈欽韓贏得了學界的隆譽。他的經史研究對同時學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左傳》研究之於劉文淇，[41]《通鑒》研究之於周濟（1781-1839）。若就研究對象橫向而論，沈氏之學，博及四部，但史學著述所占比重最大，即使對《左傳》和宋代幾部文集的箋注，也不外乎歷史考證，而非對經義與詩文的闡發批評，史學品格遠過經學與文學氣息，這與上引淩廷堪說的在史學上“畏其繁密”的學風出入甚多。再就著述時代縱向觀之，由《左傳補注》、《漢書疏證》以至《沈小宛手錄十五種》，貫通了先秦兩漢至明清之交，且無重古輕今的偏蔽，呈現出的通貫氣象也非乾嘉考證學者所尚。[42]
總其治亂興亡、賢奸消長之故，究溫公平日言不用而身退，發憤為此，冀人君感悟之大旨。次則參究形勢戰勝攻取之術。又觀其刪潤史文，光景一新，可以通達事理。[53]
三者基於各自不同的關懷。概括言之，首條著眼於“得君行道”的士人傳統，次則立足於經濟現世的事功精神，最末才屬治學著書的立言範疇。
解證經書及周秦諸子，立言最須矜慎，不容有一語之出入，即考核史書，亦不得以後世之事闌入。不然，山經地志，後出者日多，若蔓衍支離，車載斗量，更仆難數，不特無人顧問，實亦無此體裁。我朝吳縣沈欽韓茂才文起學問非不淵博，撰述非不宏富，所撰《漢書疏證》等書，坐受此弊。言龐事雜，蕪累寡要，自穢其書，致為通人詬病，亦決難傳世行遠。[56]
晚清王先謙撰《漢書補注》，對《疏證》做了廣博的徵引，即至近代錢穆撰《先秦諸子系年》，亦對其書倍加珍視，汲養頗深，可見劉氏所稱《疏證》“決難傳世行遠”的預判未中。至稱《疏證》“言龐事雜，蕪累寡要”，尤屬不解沈氏著述精神的膚廓之言。試拈一例為說，《漢書疏證》卷二《景帝紀》元光元年“郡國舉孝廉”條疏證：
《冊府元龜》貞觀十八年，詔諸州所舉孝廉十有一人，並以不能對問放還。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加一等。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敕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禮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敕孝廉科宜停。（原注：自是以後，秀孝路絕，時稱業明經者為孝廉，業進士者為秀才。）明太祖洪武六年，下詔罷科舉，亦有孝廉、秀才之目，旋淩替不行。崇禎九年，吏部覆議孝廉，由司道以逮巡按，覆核疏聞，驗試錄用。於是薦舉遍天下，然皆授以殘破州縣，卒無大效。今亦有孝廉方正之舉，然多避不就試而選濫矣。[57]
其書雖為疏證《漢書》之作，但注釋範疇已逾越兩漢，拓延至晉唐以下史實的補訂闡述。王鳴盛（1722-1797）曾指示“讀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主張“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58]揭示了考證學家的史學認識和著述精神，其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術追求，轉使史學與現實脫節。試持其說比況《漢書疏證》，可謂圓鑿方枘。傳統考證學著述多取文字訓詁式的經學注釋方式，標榜“疏不破注”的尺度，《疏證》以考詳增訂歷史事實為主的體例，實際上已經違背了考證學著述傳統，劉聲木的責難即立足於此。
四、“烏托邦衝動”：《說儲》批語所見沈欽韓的改制設想
（《說儲》）內篇之中，多改制之言，嘉道之際，文網尚嚴，故此編無刻本。吾觀此書精義，大抵在於重官權、達民情二端，其說多出於昆山顧氏，行於今雖多不合，然當嘉道之際而具此思想，仁和龔氏之外，一人而已。書眉有沈小宛、周保緒二先生所加按語，頗足補《說儲》所不及，可與此書並存云。[59]
包世臣的政論是否“多出於昆山顧氏”，暫置不論。王汎森觀察到，顧炎武在道光時代得到“重新發現”，甚至改變了此前官方的敘史傳統，[60]究其根源，實由顧氏的學說與嘉道時代出現的經世思潮符契相合。這部實錄性文獻保存了沈欽韓、周濟的批識，其中沈氏19條、周氏3條，發明包世臣政見，兼事補訂修正，在記載包氏改制主張的同時，也通過沈、周的批識，展現二人尤其沈欽韓的改制設想。就讀者的立場觀之，這一稿本營造出一個議政的對話場景，先由作者立一主題，詳悉陳述，再由批識者就腹笥所知，對作者的論說深加探討。沈欽韓的批識，針對的恰是他樸學著作中幾乎未嘗涉及的清代政制，足資考察沈氏改制思想的趨向。
今誠於孝弟力田寓鄉舉里選之意，仿兩漢之法於其臺進之時，而復參酌唐、宋省試、廷試之制，嚴其考核於後。如此，（禮部）侍郎雖中才以下，皆可令其知貢舉矣。[64]
針對清代官制監察機構的虛設，他指出：
考元世官品冗濫，不足取法，惟御史臺之設為最善。今誠依此制而行之，良有裨於國事也。[65]
鑒於“今日之外吏張空拳而奉文書”，“成法之弊，使賢與不肖皆坐而無所施”，[66]亟亟期望於中央權力之適當下移；針對官吏貪墨與民情不能上達，極力支持“唐時禁錮子孫之科”和包世臣的“通政”舉措，等等。諸如此類相對持重而較具實踐可能性的政論，在嘉道之際被視為突破傳統的不經之論，隨著時代推移，趨新意識與改制訴求愈來愈成主流，當初這一知識社群的政治見解反被認作保守，這種尷尬的歷史境遇，誠然有類乎宋人所說的“半間不架”。
五、結語
[2] 關於中國與西方學者對嘉道歷史研究的普遍缺失，詳參Seunghyun Han，After the Prosperous Age：State and Elites in Early Nineteeth-Century Suzhou，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6，pp.6-11.
[3]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傅傑編校：《王國維論學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5頁。齊思和曾根據王國維、鄧實等前賢的成說，總結清代學術的三次轉變，其中發生在道咸時代的第三次轉變的表現，即是以魏源為代表的知識人“好言經世，以圖富強，厭棄考證，以為無用”（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1950），《燕京學報》第39期）。這一說法迄今左右著學術史的敘述，但如馮天瑜教授即曾指出，“道咸經世實學的勃起，在嘉慶間已現端倪，至道光初則從涓涓細流匯為巨川”，即已從“實學”角度動搖了齊氏的論說。《中國實學思想史》下卷，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頁。
[4]〔清〕包世臣：《藝舟雙輯》卷一一《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五十七狀》，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3頁。
[5] 案沈彤“以窮經為事”，“群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又著有《春秋左傳小疏》。參見江藩纂，漆永祥師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4-215頁。
[6]〔清〕宋翔鳳：《朴學齋文錄》卷二《沈小宛詩古文序》，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刻《浮溪精舍叢書》本，第29頁a。
[7]〔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上潘副河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八年（1813）刻道光間續刻本，第31頁b。
[8]〔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一《與吳玉松太史書》，第25頁a。
[9]〔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一《與吳玉松太史書》，第24頁。
[10]〔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二《詠勤堂記》，第6頁a。
[11]〔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一《與吳玉松太史書》，第24頁b。
[12] 參見《幼學堂文稿》卷四《儀征縣初行紡織記》，卷六《寧國縣誌物產風俗序》。
[13] 說詳《幼學堂文稿》卷五《族譜論》，《保甲論》。沈欽韓興保甲、尊氏族的主張也許有取於顧炎武的成說。案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裴村記》：“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中略）欲藉士大夫至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 錢穆稱讚顧氏的政論“針對時弊，博徵史實，而又斟酌人情以出之”，沈氏亦有以當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65頁。
[14]〔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包慎伯書》，第2頁a。
[15]〔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董琴南書》，第15頁b。
[16]〔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四《南塾書目後序》，第6頁b。
[17]〔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董琴南書》，第15頁a。
[18]〔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二《送周保緒之淮安教授序》，第15頁b。
[19]〔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董琴南書》，第17頁a。
[20]〔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三《代劉芙初與盛觀察書》，第22頁a。
[21] 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26-27頁。
[22]〔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五《族譜論》，第19頁b。同卷《保甲論》，第22頁a。
[23] 章太炎嘗論清世“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但政治對學術的深刻作用，在嘉道之際已明顯趨變。語見《檢論》卷四“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3頁。曾國藩述及當時學術，稱“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群流和附，堅不可易”。這段論述歷來為研究者注意，但所述不過考證學末流的特徵，以嘉道時期學術理念之繁複、取徑之多歧，殊不足以盡當時學術的全貌。〔清〕曾國藩：《朱慎甫遺書序》，《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222-223頁。
[24] 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一三五《小宛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293頁。
[25]〔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潘望之書》，第31頁a。
[26] 關於晚清思想文化領域出現的“崇宋學”取向，說詳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四川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27]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九，民國十八年（1929）徐氏退耕堂刊本。
[28] 王欣夫撰，鮑正鵠、徐鵬標點整理：《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8頁。
[29]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1985-1986頁。
[30]〔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四《答王勤甫殳積堂書》，第38頁b。
[31]〔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潘望之書》，第3頁b。
[32]〔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四《答王勤甫殳積堂書》，第37頁b。
[33] 相關論述，詳參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
[34]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46頁。
[35]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第178頁。
[36]〔清〕淩廷堪撰，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二五《與張生其錦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26頁。
[37] 嘉道時期的史學發展取向經世，參見陸寶千：《嘉道史學：從考據到經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第523-550頁。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國藩以“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為題，請教名儒唐鑒，唐答云：“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可以代表當時史學者的普遍意識。〔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92頁。
[38]〔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與劉孟瞻書》，第29頁b至第31頁a。
[39] 案沈欽韓《與劉孟瞻書》：“《新、舊唐書》異同優劣，不佞亦頗多疏記，不暇卒業。”《幼學堂文稿》卷七，第27頁b。
[40] 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76頁。案此書今以《香山草堂叢鈔》之名行世，由沈欽韓親手抄錄了《行朝錄》《南忠紀詠》等十五種南明史著述。
[41] 案〔清〕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三《與沈小宛先生書》：“文淇駑鈍無似，於學問之途未窺涯渙，然側聞先生緒論，及拳拳誘掖之盛心，稍知感奮，不敢自棄。前歲得尊著《左傳補注》，已錄副本，披尋再四，竊歎左氏之義，為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雲撥霧，令從學之士復睹白日，其功盛矣！”
[42] 錢大昕對乾隆時代學者逼仄的學術視域甚為不滿，曾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轉錄自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9頁。可以甄見當時學術取徑的狹窄與重心所在。清代史學受經學影響而偏重在周秦三代，政治高壓又逼迫學人有意回避晚近歷史，是以正統考證學者實際能夠從歷史中攝取的思想資源相當有限。
[43]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頁。
[44]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流”的脈絡（增訂版）》第四章第四節，臺北：五南出版社，2020年。
[45] 參見〔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與黃修存書》，第5頁a。同卷《與劉孟瞻書》，第30頁a。
[46]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69頁。
[47]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69頁。
[48]〔清〕沈欽韓《與友人書》：“僕一謹願好學者耳。”《幼學堂文稿》卷七，第21頁a。
[49]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第263-265頁。
[50] 措意《通鑒》，奉為撰著新史的標準，成為晚清史學的新潮，沈垚、丁晏、周濟等皆屬其類。上個世紀初，章太炎以“詳遠古而略近代”為近代史學的一大弊端，稱“歌頌三代，本屬科舉流毒，二十四史自可束諸高閣。然人事變動，法制流傳，有非泥古不化所能明其究竟者”，並舉《資治通鑒》的編纂為例，肯定其時代愈後，則取材愈博、考證愈備的方法，“誠以近代典籍流傳既富，治史學既有所依據，而其為用有自不同。蓋時代愈近者，與今世國民性愈接近，則其激發吾人志趣，亦愈易也”。章太炎：《救學弊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續編》卷一，第102-103頁。
[51]〔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4頁。
[52]〔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四《答王勤甫殳積堂書》，第38頁a。
[53]〔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與劉孟瞻書》，第27頁a。
[54]〔清〕沈欽韓：《幼學堂文稿》卷七《答包慎伯書》，第1頁。
[55]〔清〕包世臣：《藝舟雙輯》卷一一《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五十七狀》，第23頁。
[56]〔清〕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卷七“撰述聯額各有體裁”條，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00冊，第823頁。
[57]〔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二，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浙江官書局刻本，第18頁。
[58]〔清〕王鳴盛撰，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頁。
[59] 劉師培於1906年刊行《說儲》，收入《國魂叢書》中，但刪去了沈欽韓的批識。三十年後，吳慰祖購得《說儲》稿本，並由時長江蘇省立圖書館的柳詒徵影印出版，沈欽韓的批識始為世人所知。
[60]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61] 關於《說儲》的文獻概況和包世臣的改制思想，參見施立業《包世臣<說儲>初探》（《安徽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和鄭大華《包世臣與嘉道年間的學風轉變》（《安徽史學》2006年第4期）二文，以及[美]羅威廉（William T.Rowe）《言利：包世臣與19世紀的改革》第二章（許存健譯，倪玉平審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62]〔清〕包世臣：《說儲》附錄，《包世臣全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第192頁。
[63]〔清〕包世臣：《說儲》附錄，《包世臣全集》，第197頁。
[64]〔清〕包世臣：《說儲》附錄，《包世臣全集》，第196頁。
[65]〔清〕包世臣：《說儲》附錄，《包世臣全集》，第193頁。
[66]〔清〕包世臣：《說儲》附錄，《包世臣全集》，第198頁
[67]〔清〕王鎏：《<海錄>序》，引錄自[美]陳潤成等編：《張蔭麟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47頁。關於嘉道以降地理考證學的發展狀況，參見朱玉麒：《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68] 黃遠庸：《遠生遺著》上冊，臺北：華文書局，1938年，第126頁。
[69] 萬斯同：《與從子貞一書》，引錄自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1冊，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214-215頁。
[70] 鄭振鐸曾言：“沈欽韓《幼學堂集》，藏書家素目為難得之書，每獲睹一部，必競收之，然藏此者，海內亦不過寥寥三數家耳。”鄭振鐸：《西諦書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2頁。
[71]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38頁。
[72]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47-248頁。
[73] 羅志田：《學術史：學人的隱去與回歸》，《讀書》2012年第11期，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