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丨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説的敍事歧異及其文化蘊涵

注：本文发表于《项楚先生八十华诞贺寿文集》（巴蜀书社2022年3月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李建军老师授权发布！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説的敍事歧異

及其文化蘊涵

李建軍

許顗（字彥周，引者注）兩宋間人……彼與吴拭同時，疑聞此事於吴而記其始末，復先後以示廉、王二人，而廉、王各載入己書，故二書文句大同也。唯廉布刪削較多，故反不及王書文繁。或謂王取自廉書，非是；若謂廉刪取於王書，然王晚廉三十五歲，紹興二十九年作《投轄録》時，廉書當已久成。[8]

南宋後期的文言小説集《鬼董》中，有一篇“質庫樊生”，所敘故事與《西山一窟鬼》十分相似，其末云：“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質庫樊生”與《西山一窟鬼》之間，似並無直接的淵源關係，它們似乎都是根據早已流傳的民間傳説寫成，否則，所説故事發生的時間不會不同（引者注：“質庫樊生”云“紹興末年事”，《西山一窟鬼》云“紹興十年”，時間差異較大），或者説不必如此改動。[17]

陳從善攜帶妻子張如春到廣東南雄赴任，被化為梅嶺店家的猴精申公攝走妻室。在月夜荒郊中，陳從善不可能知道禍從何來，但原文寫道：“巡檢知是申公妖法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自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這就把作者所知，不顧情境地誤認為人物所知。於是新文本改為：“陳巡檢尋思：‘不知是何妖法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陳述句變作疑問句，知變作不知，正是為了保留敍事盲點，更可以寫出人物的驚惶迷惑。當文人切入話本敍事的肌理時，他精細地安排人物的知點和盲點，以及盲點轉化為知點的順序，這就使得敍事過程更加綿密周到，而且增強其真實感了。[20]

其後的一些改動都是圍繞着這個“内盲點”做文章的，形成了猜疑、懸念、追究和消釋的“盲點歷程”。比如陳從善請賣卦先生占斷，原文是：“陳巡檢將昨夜遇申之事，從頭至尾説了一遍。”修改本把“遇申”二字改作“失妻”了……“内盲點”的設置，使敍事更加合情合理，虛實得當，體察細微了。[21]

娘娘道：“難得宣贊救小女一命，我今丈夫又無情，願將身嫁與宣贊。”

正是：春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當夜，二人攜手，共入蘭房。[27]

當日是清明。怎見得？乍雨乍晴天氣，不寒不暖風光。盈盈嫩綠，有如剪就薄薄輕羅；嫋嫋輕紅，不若裁成鮮鮮麗錦。弄舌黃鶯啼别院，尋香粉蝶繞雕欄。[32]

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宜州幕……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鵶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為盟而别。

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為相，乃並以三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顗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俯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強之不祥。”乃厚為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42]

既而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笥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尚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聞者莫不歎異驚駭。[44]

希周送順哥於公館，擇占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内鑄成“鴛鴦”二字，名為“鴛鴦寶鏡”，用為聘禮。

[1]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上），《湛江海洋大學學報》2003年2期。

[2]大傳統與小傳統之説，見（美）羅伯特·芮德菲爾德《農民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對文明的一種詮釋》，王瑩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李劍國《文言小説的理論研究與基礎研究——關於文言小説研究的幾點看法》，《文學遺產》1998年第2期。

[4]詳参程千帆、吴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程毅中《宋元小説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石昌渝《中國小説源流論》（三聯書店2015年版），吴志達《中國文言小説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蕭相愷《宋元小説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張兵《宋遼金元小説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淩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説的變遷》（中華書局2007年版）、《宋代雅俗文學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李军均、曾垂超《論宋代小説的雅俗之變及其文化精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4期），孟昭連《宋代文白消長與小説語體之變》（《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紀德君《宋元話本與文言小説的雙向互動》（《文藝研究》2017年第6期）等。

[5]35種小説話本即《碾玉觀音》《陳可常端陽仙化》《西山一窟鬼》《小夫人金錢贈年少》《錯斬崔寧》《西湖三塔記》《合同文字記》《風月瑞仙亭》《藍橋記》《洛陽三怪記》《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刎頸鴛鴦會》《楊溫攔路虎傳》《花燈轎蓮女成佛記》《董永遇仙傳》《蘇長公章臺柳傳》《張生彩鸞燈傳》《趙伯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龍虎君臣會》《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張古老種瓜娶文女》《錢舍人題詩燕子樓》《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崔衙内白鷂招妖》《計押番金鰻產禍》《宿香亭張浩遇鶯鶯》《金明池吴清逢愛愛》《皂角林大王假形》《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福祿壽三星度世》《鬧樊樓多情周勝仙》《范鰍兒雙鏡重圓》，《紅白蜘蛛》殘本，《梅杏爭春》殘本；3種講史話本即《新編五代史平話》《梁公九諫》《宣和遺事》；1種説經話本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6]廉布《清尊錄》，臺灣《叢書集成新編》本，第87冊，第278頁。

[7]李劍國《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18頁。

[8]李劍國《宋代傳奇集》，第469頁。

[9]李劍國《宋代傳奇集》，第517—518頁。

[10]洪邁《夷堅志》，《夷堅支庚》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37頁。

[11]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明清二代的平話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95頁。

[12]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一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90頁。

[13]沈氏《鬼董》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266冊，第394—395頁。

[14]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3—204頁。

[15]歐陽健、蕭相愷《宋元小説話本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頁。

[16]魯迅《中國小説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

[17]蕭相愷《宋元小説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頁。

[18]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一四《一窟鬼癩道人除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7頁。

[19]《清平山堂話本》，第145—161頁。

[20]楊義《中國古典小説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頁。

[21]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頁。

[22]詳參[美]約翰•邁爾斯•弗裏著、朝戈金譯《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美]約翰•邁爾斯•弗里著、朝戈金譯《口頭程式理論：口頭傳統研究概述》（《民族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

[23]《清平山堂話本》，第25—36頁。

[24]《清平山堂話本》，第80—92頁。

[25]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一九，第166—174頁。

[26]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伍子胥與伍云召》，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250、256頁。

[27]《清平山堂話本》，第31頁。

[28]《清平山堂話本》，第86—87頁。

[29]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一九，第173頁。

[30]《五代史平話》，見丁锡根《宋元平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頁。

[31]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三七，第367頁。

[32]《清平山堂話本》，第29頁。

[33]《清平山堂話本》，第82頁。

[34]《清平山堂話本》，第30頁。

[35]《清平山堂話本》，第82頁。

[36]《清平山堂話本》，第30頁。

[37]《清平山堂話本》，第85頁。

[38]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521頁。

[39]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第209頁。

[40]該話本見收於明刊本《熊龍峰四種小説》。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將其歸入宋話本，鄭振鐸認為該篇“風格極為幼稚，當是宋元之物”（見《中國文學論集·明清二代的平話集》，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373頁)，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説書目》則將之列入“明清部”。筆者按，文中有“時人説《蘇東坡風雪貶黃州》”句，元人費唐臣有雜劇《蘇東坡貶黃州》（亦作《蘇子瞻風雪貶黃州》)。因此，《蘇長公章臺柳傳》或為已經明人修訂之宋話本。

[41]《熊龍峰四種小説》，王古魯蒐錄校注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8頁。

[42]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二七三引《唐闕史》，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151—2152頁。

[43]吴自牧《夢粱錄》，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313頁。

[44]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頁。

[45]《張生彩鸞燈傳》，見《熊龍峰四種小説》，王古魯蒐錄校注本，第1—13頁。

[46]《醒世恒言》卷三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520頁。

[47]陶宗儀《説郛》卷三七引《摭青雜説·守節》，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18—20頁。

[48]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話文開頭引用吴中舟師之歌一首後，便緊接説道：‘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云云，確系南宋人口氣……浦江清云：‘大概韓公平建亂之功業，煊赫在人耳目，臨安説話人説此一段鴛鴦寶鏡之傳奇故事，距離紹興年間當還不遠。’就篇中反映的時代背景來看，浦説甚確……但話本開頭的這首《南鄉子》詞(‘簾卷水西樓’)，見《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為元末明初人瞿宗吉(1341—1427)所作，顯然是後人竄入的。”（第207—209頁）

李建軍（1974— ），四川大竹人，四川大學博士，浙江大學古籍所博士後、宋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台州學院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儒學文獻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著有《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宋代浙東文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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