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 与《华⼈牧者关于2020年美国⼤选之劝勉》商榷
《华⼈牧者关于2020年美国⼤选之劝勉》所引发的困惑——
最近读到《华⼈牧者关于2020年美国⼤选之劝勉》 这份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包括两点：
其一，肯定基督徒应当参与美国政治，并提出圣经的原则和美国的国家特色。
其二，哪些政纲和理念符合前面的条件，值得基督徒支持。
这封公开信在阐明原则上有很多亮点，例如：
• 参与世界的治理和管理，乃是上帝创世之初就赐给人的不可推卸的托付与使命。
• 参与政治，是尽公民的义务，是对社会负责，也是爱邻如己。
• 政教分离是指作为组织的教会和国家的政府各有各的职分和功能。
• 基督徒参与大选，不是陷入党派之争，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首先追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是公开宣告基督教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笔者认为，该公开信不足的地方在于：
• 断章取义的历史
• 对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偏差
让我们就对这两点做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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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取义的历史
公开信说：“美国是以基督教原则立国的国家。”并且举出了四个例子：
• 老普林斯顿神学家赫智（A. A. Hodge, 1823-1886）强调：“就法律、权利及其实况而言，美利坚合众国从其一开始就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Russell Kirk, 1918-1994）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陈述。”
• 美国法定的座右铭是“上帝是我们信靠的”。
• 美国忠诚誓言明确宣告：“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之共和国，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现在我们就这四点逐项讨论：
从神学家赫智说起
首先，神学家赫智（A. A. Hodge，1823-1886），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是主张“圣经无误”的重要人物。论声望，他远不及他的父亲Charles Hodge。
公开信特别借用赫智的话来支持“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说法。我读过赫智的《公立学校与宗教》（Religion in Public Schools）这篇文章。公立学校是由各州所控制的，由于居民的逐渐多元化，学校传授圣经和公祷，产生问题，例如，天主教与新教就无法取得共识，更不要说犹太教徒和无神论者了。赫智此文就是为公立学校传授圣经背书，
仔细读来我感觉赫智所提出的论点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他错误解读一些建国者的宗教信仰，并对美国宪法作很片面地宣告。例如他说，美国的宪法是在圣经的原则上建立的，他的证据是：宪法有一处提到：“主后1787年”。他似乎非常重视名称，而非实质。名称就是有宗教背景，也往往是文化的产物。
我不知道公开信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单单挑选赫智。我可不可以选择一位更早的名人呢？让我选择耶鲁大学第八任校长，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三女婿，著名的神学家提摩太·德怀特牧师（Timothy Dwight）如何？
德怀特牧师在1812年（比赫智早了不只半个世纪）对学生和教职员的一篇讲道中说：“我们宪法的形成没有任何肯定上帝的词句，没有提到上帝对人民和政府的恩典，甚至连他的存在都没提到。在制宪大会上也没有寻求他的引导，一次都没有，也没有寻求他的祝福。因此，我们是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开始了我们现在的制度。”
美国建国的理念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讨论的人很多。我们应当诧异的不是它与基督教的世界观有很多交集，而是在一个新教文化主导的美洲殖民地竟然没有把《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信仰写进宪法去，除了“主后1878年”连上帝都没有提到。建国者为什么尽量淡化了基督教在政治上的优势？
例如，亚当斯总统於1796年在《Tripoli协定》上签字，宣称“在任何意义上，美国政府都绝非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亚当斯并不是说，美国政治和文化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相反地，他曾说过，美国宪法得以顺利推行是由于美国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影响。但是，“影响”不等于“基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道德大众”运动的高潮，三位知名的基督徒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马斯登（George Marsden）和哈挈（Nathan Hatch），综合他们多年研究的心得，联手写了本大众化的书∶《寻找基督教的美国》。他们的结论是∶
a) 如果我们定义“基督化”（Christian）为，“建立在圣经理念下的社会状态”，那麽，经过详细研究史料发现，早期的美国，并不构成为一个独特的，或明显的基督化国家，甚至不能称为由基督教主导的国家。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段所谓基督教的黄金时代。美国社会今天的世俗化，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徒造成的。
b) 经过仔细审查基督教有关政府、国家和文化本质的教导，所谓“基督教国家”这个观念，不但非常不明确，而且会妨害基督徒在社会上做出有效的贡献。
所以，用“基督教美国”这样的描述不但不实在，而且有害。你不可能站在这个立场来为奴隶制，为杀戮美洲原住民，为剥削劳力、为种族歧视背书。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是她也有非常光明的一面。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里说：“正是美国人信仰的精神，使他们远离民主专制、退缩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
讲的具体点，这“信仰的精神”背后有个类似于基督教的公民宗教在引导着美国的心灵。
马斯登在他的巨作《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1870-1925》（1980年初版）里提到普林斯顿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对美国公民宗教的看法。伍斯诺指出，美国有两种公民宗教，一种是保守主义的，一种是自由主义的:
“保守主义的愿景（vision）为美国提供了神圣的认可，将其政府和经济形式合法化，解释了其在世界的特权地位，并且为美国人独特的奢华与道德标准辩护。自由主义的愿景则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根据超验的关怀检查其政治与经济政策，并且对美国人代表全人类，而非其自身特殊利益，的所作所为提出挑战。”
马斯登认为，美国在19世纪并没有继续沿着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皆非正统基督教徒）建国者于18世纪所开创（深受欧洲和苏格兰启蒙影响）的道路前进，其重要原因就是生机勃勃的福音派教会的快速增长。
许多人以为美国的宗教性是恒定的，其实不然，它是从独立战争的低谷逐渐攀升，美国基督教在南北战争前后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并一直持续到1900年左右。
马斯登这样描述南北战争时期：
“南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北方人往往将联邦军队的前进等同于（新教的）基督王国的前进。当他们 高唱‘我的双眼看到了主的来临的荣耀’时，他们的联想与谢尔曼将军或格兰特将军的胜利并不遥远。尽管现在看来这类等同可能牵强附会，但对于那些最早吟唱《共和国战斗圣歌》的人来说其意义非同寻常。……美国基督教已经被等同于民主制度下的各项自由。其他革新的进展也显而易见。酗酒、不守安息日、卖淫、天主教和共济会全都遭到了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的反对。但奴隶制……如果它也被消灭了，……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基督王国高歌猛进。一个黄金时代已然在握。”
结果，迎接美国人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
“其标志是两位总统被刺和一位总统遭弹劾、一届偷得的选举和猖獗的政治——商业上的腐败与贪婪。福音派主日学校的虔敬的外表覆盖了文化中的几乎所有一切，但理想主义与美德的华丽修辞似乎不再触及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唯物主义核心。这是一个廉价的‘一元商店’的千禧年。”
可见，当时北方的新教基督徒所憧憬的“基督教国家”，其实就是“基督王国”，而不是“基督化”（Christlike）的国家，它与今天保守派所推崇的“公民宗教”十分相似。这或许也就是今天所谓“灯塔主义”吧？
让人不禁要问，公开信所主张的到底是“基督王国”，还是“基督化国家”？从后面所推崇的政纲看来，更接近前者。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
柯克的保守主义是学术上的、文学上的、哲学上的和诗意的。他可以说是美国20世纪的保守主义之父。他坚持的原则包括相信“超验的道德秩序”；支持“社会连续性”；坚持规定、审慎、多样和不完美的原则。
科克著作等身，他影响美国保守主义最大的两本书是《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 of American Order）和《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
根据“传统基金会”的Edwin Feulner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从伯克到柯克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根源》的描述：
柯克说：我们自由的根基很深，在近三千年前即由希伯来人种下，他们觉察到了 "上帝之下有目的的道德存在。"此后，希腊人以其哲学和政治自觉使之巩固；罗马人再以其法律和社会意识对其培育。
再然后，自由的这些根基与 "基督教对人的义务和人的希望，对人的救赎的理解 "交织在一起，随之又加入了中世纪的习俗、学问和勇气。
而两次法律和自由的伟大实验最终丰富了这些根基，一个在英国议会所在地伦敦，一个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地费城。因此，柯克的分析可以称之为”五城记“——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伦敦和费城。
也就是说，科克认为美国开国的根基是建筑在耶路撒冷、雅典、罗马、伦敦和费城五个城市所代表的理念上，而不仅仅是耶路撒冷，或基督教。这显然与公开信的说法不同。
关于美国的座右铭
美国的国家座右铭“上帝是我们信靠的”（In God We Trust）是在艾森豪总统时代，冷战高潮的1956年设立的，其用意在别于苏联的无神论立场，所以是最近的事。在此之前，美国的国家座右铭是“合众为一”（From many, one；拉丁文：E Pluribus Unum；意为来自多方，但仍然为一），它从1795年沿用至今。我们可以从美国的一角硬币的两面看到这两个座右铭。那么，哪一个更有历史？
所谓《美国忠诚誓言》，指的是向国旗以及国家表达忠诚的誓词。誓词最初是1892年由弗朗西斯·贝拉米撰写，他是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誓言于1942年被美国国会采纳。
1954年，誓言正式加上“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它作为美国的誓言后，曾遭受有民权组织挑战，但最后均败诉。最高法院认为，有关誓词的内容，“上帝之下”的上帝（God）不涉及特殊宗教，适用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涉及设立国教或限制宗教自由的条款。如果用公民宗教来解读就容易了解了。
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二战后，美国福音派再度兴盛的50年代。公开信声称这是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证据，这是在修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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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教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
了解有偏差
公开信所列出具体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则的政纲有七条：
1）是否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反对以国家资金支持堕胎。
2）是否捍卫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为原则的婚姻，反对各种形式的违背圣经律法的性关系。
3）是否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以高税收方式抢劫公民财产和收入，重新分配财富。
4）是否尊重劳动为神圣呼召，不劳动者不得食，反对国家成为慈善组织，当由个人、家庭、教会等非政府组织从事慈善与救助事务, 积极增加就业机会。
5）是否敬畏上帝和尊重基督教，确保宗教与言论自由，反对在公共领域中诋毁上帝、打压基督教。
6）是否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赐给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强调法律和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打砸抢行为。
7）是否赞同合法移民，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法移民。
令人最困惑的是，这七条与共和党的政纲好像不谋而合，却看不到公开信前面所提到圣经的影子。
其中，反堕胎和反同婚这两条是40年来美国基督教右派一直高举的石蕊试纸，算是比较接近圣经，虽然问题并非表象那么简单，牵涉到对圣经的解释。
至于，税收问题和财富分配问题，这是个高度技术性的经济问题，无法简单搬圣经来背书。
而把救济贫穷看成是教会的问题，而非政府的问题，这更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凯勒牧师2010年的畅销书《慷慨的正义》对此做过详细的讨论，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公开信两度提到“法律与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法移民，强调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跟特朗普一再用“法律与秩序”排除异己，打压少数族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最耐人寻味的是公开信所没有提到的，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民主和共和，也就是在政教分离的框架下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宪政共和。
“民主的共和国”这个设计是美国首创的，涵义深刻。“共和”不是一个口号，这个观念虽然不源自圣经，但却是在美国政治上逐渐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其中两个重要的词汇就是“美德”（即公共精神，或公民道德）与“共同福祉”。
詹姆斯·麦迪逊定义共和为：“⼀个代议制的政府”。简言之，共和主义就是反对世袭的权力，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照顾⼈民大众和个体的福祉（共同福祉），让公民能够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生活和参与公众事物。
诺马克在《美国的上帝》中对这个名词是这样解释的：共和主义是个相当灵活的名词。它将“美德”与“自由”和“社会繁荣”连接起来。共和论者经常认定，罪恶（通常指上层阶级的奢侈、懒惰、欺骗）会带来政府的腐化，导致暴政，破坏社会的结构。
我们可以总结说，共和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与社会福祉的互惠基础上。至于什么是个⼈道德，什么是社会福祉，这些观念在当时还在不断演化。不过在演化的过程中，“自由权”与“美德”（公民道德）这两个词汇总是⼀直紧紧相联。美德被定义为超越个⼈热情的那种对社会无私的服务，它被认为是促进自由和社会福祉的要素。相反地，罪恶（vice）以豪奢、自我追求、游手好闲、轻浮为标记，它则被认为是促进暴政和社会衰败的元素。
这种共和思想在美国是逐渐被宗教界人士与非宗教界人士所共同拥抱的，其中有个历史的过程。现在的人已经不记得，也想不通，为什么宗教界起初会对“共同福祉”、“真辉格党”，以及建国的理念有排拒感。他们不知道，原来这种对共和思想的怀疑才是原先的主流思想。（详情可参考：《临风专文：美国强大的秘密并非民主而是共和，可你知道共和思想的源头吗？》，注1）
注1：http://suo.im/5tzXhl
公民道德（美德）的普遍才是“法律与秩序”的基础，不是“基督王国”的信仰。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存在就说明，“共同福祉”受到了忽视，一大群人把自己部落、族群的利益（权利、权力、自由）驾临在共同利益之上，漠视了弱势族群的利益。
美国的贫富两极化，中产阶级的逐渐萎缩，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利益既得者成为新贵族，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失调。这些才是美国今天的警号和当务之急，公开信对此视若无睹，十分遗憾。
美国并非“新约时代的以色列选民”，美国开国建立在共和体制下的民主社会，虽然一直不太完善，但却是不断更新、改善。在这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回到原点：人人受造，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美洲殖民地不少的基督徒为了反抗暴政而参与独立大业，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要助纣为虐？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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