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公社主编石灿：底色悲凉但乐观实践的行动派

“我的梦想是：发掘10个真正喜欢采写，又对内容产业感兴趣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坚定而扎实的报道内容产业的团队。”

2017年，刺猬公社的创始人叶铁桥，发布了这样一条特别的招聘启事。经过两轮面试和一轮背调，刚刚大学毕业的石灿“有点波折地”加入了刺猬公社。

石灿大学就读于贵州民族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入职刺猬公社前，曾在中国青年报贵州站以及工人日报贵州站做过两年多的实习记者。

彼时正是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行业里流行着一种成功学的叙事。在北京的第一年，从顺义住地到东直门的公司，要花一个半小时。石灿在通勤地铁上，用手机里的WPS文档里敲打出一篇篇稿件。发稿最多的一个月，他一口气写了13篇。入职的第二年，石灿做了刺猬公社的编辑。

从早期对AR、VR等前沿产业的观察，到后来对山东新媒体村、四川农村短视频博主等下沉市场案例的记录，石灿将自己的疑惑附着在选题中，通过实地的调查与访问，去触摸、感知中国社会的脉搏。

5年过去，当年被招募的10个年轻人，在不同的节点选择离开。只有石灿还留在刺猬公社。

石灿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石灿的对话：

我当时非常自信。经过一段时间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后，量变引起质变，我从过去的信息搬运工变成研究型作者。针对相关领域内的专业问题，我能做出其他作者做不出的判断，所以我开始向外输出观点，也从读者、业内人士和受访者那里得到了一些正反馈。

种种迹象都告诉我，我正处于成长期中，它不仅是采访与写作能力的提升，而且是业内人脉的积累和专业知识的扩展。

Q：在这期间，刺猬公社给你提供了哪些层面帮助？

A：首先是我的老板。在我入行的前半年，老板会仔细地给我改稿，但后来我们的成长轨迹逐渐不同。我的成长是在更细微以及更前沿的专业领域上，而老板是在比较宏观的管理领域，所以他没办法在具体层面指导我。因此现在我老板更多是从方向引导和陪伴成长上给我帮助。

2018年4月，我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瓶颈。当时我发现投资机构很少投内容行业，特别是在数字内容领域，于是就想能不能通过社会调查去佐证这种判断。但当时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老板就推荐了他的一些朋友让我认识。（2018年，内容创业投资是不是有点凉了？）

通过和他们聊，我了解到相关行业的前沿动态，又开始跑一些行业的内部讲座。通过这些途径我的困惑得到了解答。除此之外公司还会有商务和运营的同事对接外部资源，我会请他们引荐。

Q：写山东自媒体村的团队负责人之前，有考虑到这个选题会带来极大争议，并对受访人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吗？

A：完全没有想到。那次采访前我列了很多问题，抱着好奇心去了李传帅那里。

他非常坦诚地接纳了我，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当地采访时我发了条朋友圈，说这边有很多农妇做自媒体，有个朋友留言“这不就是抄袭（做号）吗？”后来我当面问了李传帅这个问题，但他并不在意：“做号也比他们厉害，不管怎么理解吧，无所谓，做自己的事，咱不做乱七八糟的事就行了。”我就把这个回答放到稿子里了。没想到这个点引爆了网上争议。（实地探访山东新媒体村，农妇做自媒体收入破万）

因为网上的争议，李传帅的工作室关停了一段时间，他说那是他的至暗时刻。他们保持联系，一年后，为了开导他，我带着上海社科院的一个研究人员去找他聊天，还写了一篇稿子（农村野生网红大爆炸）。李传帅在当地有点孤独，因为他关注的行业太新了。在人们普遍以种地为生时，他已经通过自媒体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后来我又去找过李传帅一次，也邀请过他来北京参加刺猬公社的活动。第三次去采访他时，他主动给我介绍了他的新事业——跨境电商，就是动员农妇在Facebook上卖当地的农产品，而且卖得非常好。（探访山东跨境电商村：300留守农妇在Facebook卖货，月收入破万）

这次写稿前我还特意问了李传帅，你不会担心上次的事再发生吗？他说：“我肯定担心，但我经历过那个阶段了。我明白如果我想要跨越和成长，需要报道的外部推力。”

Q：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A：稿件发布后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些人来加我微信，莫名其妙地骂我，说你怎么能为这帮人说话？凭什么农妇做这种事，你还要为他们宣传？发稿那天赶上公司外出团建，一整天时间我都在盯着手机处理留言。

我感觉有点愧疚，没想到这篇报道给李传帅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想去找他聊聊；正好这时候，他也有点顶不住了，也来找我。

他没让我删稿，只是来问该怎么办。当时我很年轻，面对这种事也很懵，只能告诉他坚持住，尽量不要去看那些信息。当地的官方因为受到了网上的舆论压力，劝他把工作室先关段时间。我老板建议让当事人写个回应，放到评论区置顶，让大家知道当事人的态度。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篇稿子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对相关行业产生了较大的撼动。直到2019年，我去拜访一家投资机构，别人介绍说：“这是刺猬公社的作者石灿”，投资人突然说：“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山东自媒体村那篇文章。”这句话当时给我挺大的震撼，因为这些投资人不是一般的读者。他们背后代表的是知识分子以及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他们是有能力去改变中国社会某一个环节的。

Q：您在之前提到自己更擅长“自下而上式”写作，正在努力攻克“自上而下式”选题，能不能具体阐释下这句话？

A：说自己擅长自下而上式写作，是因为我对下沉市场有比较深的观察，而下沉市场更多在农村而不是大城市，所以从选题的主体来说，它不是一线城市的大公司，更多是散落在各地的中小型公司。假设在中国以北京为核心画一个圆圈，我所关注的选题都发生在圆圈之外。我写这类稿子时，也是以小切口切入，再慢慢延展到相对大的主题去。

而所谓正在努力攻克自上而下式选题，是因为我目前积累了很多大公司的资源，但没办法把它们动员起来。

一方面因为它们都处在更主流、更中心的位置，没法再用之前“自下而上”的模式去写作。比如写某家上市公司，如果只谈它的发展现象或内部人员的故事，没办法影响到公司的核心层，也不能触碰到业内的关键话题。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之前关注的话题是不够接近决策中心的，比如大公司中的高管。所以我想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去讲大公司和大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时代烙印。

Q：您刚入职的时候，刺猬公社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如今发生了什么变化？

A：2017年刺猬公社还处于创业早期，当时有大公司过来寻求合作，我们会直接拒绝。因为当时公司账上还有一点点钱，可以继续生存。那个阶段我们是用传统媒体的理想主义色彩来经营的。这也让它在商业社会中显得比较稚嫩。

后来我们在商业化和管理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因为看到同行们在做业务上的拓展，他们获得商业回报后，又募集到了更多人才。

我们当然也有商业化的需求，如果不做商业化的话，刺猬公社现在可能就不存在了。成熟的媒体，不能只是谈理想，也要会脚踏实地地挣钱。

还有报道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我们只关注泛媒体领域，聚焦传统媒体的转型，再慢慢延伸到了数字内容产业，包括游戏、电子竞技、网络文学、影视文娱、社交社区短视频、长视频直播等等，整体偏向泛文娱和精神消费。

总结起来，我们目前有三大报道方向：消费、数字内容和科技。

Q：对创业公司来说，人才流失是个很大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刺猬公社有什么规避的办法吗？

A：我们会通过加强培养的方式来留人。2017年之前，公司对新作者的培养更多停留在口头，比如开会的时候跟新同事说该怎样去做选题，或者某篇稿件如何去选取视角。停留在口头经验的教学上。

现在我们有了一整套可以落地的培养计划。跟每位作者详聊后，列文档分析他的现状如何、面临怎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写好文档后，我们会继续跟作者沟通，根据他的想法调整。

公司现在有几位同事，都是大四还没毕业就到刺猬公社见习，三个月后转正为正式作者。现在他们刚好毕业一年。我们把这套体系称为内部练习生培养计划。

还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划分作者的报道领域，每个作者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公司要帮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垂直领域。

Q：那您入行不久就做了编辑，是公司的需要还是自己的追求？

A：更多是团队需要我。我当时特别郁闷，怎么我才当了一年多作者就让我做编辑呢？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编辑，甚至不知道该去向谁学习，难道去跟我差不多大的同行学习吗？新媒体机构入职周期短，传统媒体入职周期很长，我的很多朋友都在传统媒体机构，人家可能刚过试用期。跟行业的老前辈学习吗？前辈和你的认知会存在巨大的偏差，人家说了也听不懂。所以只能自己摸索。

编辑的工作量还挺大的，干扰了我本来的工作模式，块状时间被肢解了。以前每天只需要琢磨怎么去写稿子就好了，做了编辑后还有额外的琐碎工作，比如商务拓展、线下交流、帮同事改稿，我自己也得写稿子。有时还要去面试新同事，我自己才入行一年多，怎么面试那些从业更久的人？

如何去更好地管理团队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我在不同阶段做管理时，都有不同方面的困惑，直到现在也没办法根除这种困惑，只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去调和。有段时间我要定时写周报，但我只会强调自己做作者部分的工作。我老板就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管理者，应该从整体团队的视角去看，而不是表现你个人的成果。”后来我也有意识地，在视角和角色定位上做了调整。

Q：刺猬公社关注的领域非常多元，您作为编辑需要对这些都有所了解，有什么快速入门陌生领域的方法吗？

A：我不可能比跑固定条线的作者更了解他们所关注的行业，更多还是从报道的视角上给意见。正所谓当局者迷，如果一个作者过于专业，他也会有视角上的壁垒，不知道怎么跳出选题本身来看故事。编辑刚好是个合适的旁观者，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给作者建议。

至于怎么快速了解陌生的领域，首先可以看对应领域研究机构的研报，它们会针对具体的事件、平台、行业做出专业的分析。读了这些研报你就会知道某个行业上中下游具体是做什么的。

其次是保持高频次的信息输入。我有几个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比如腾讯新闻的科技、财经频道，还有36氪、钛媒体和虎嗅。

Q：您在刺猬公社供职了五年，当年同期招募的年轻人都离开了，为什么您仍然选择留在这里？

A：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是偏鼓励型的人格，而刺猬公社也是鼓励型的环境，同时我在之前建立下来的信任感更容易让我去和团队磨合。

另外一点是公司所做的内容类型和内容、报道和秉持的理念，我都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到实地去做调研，要遵守基本的采写规则，还要遵循专业主义。

我把刺猬公社看做是处在时代前沿的一家具有实验性质的商业新媒体，这意味它以及它所处的土壤环境都很新，我们做的事情也很新，具有很强的探索性。我对探索性的工作是非常痴迷的，这能让我接触到最新鲜的、最有料的信息。

Q：大学毕业后您选择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您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A：有种要上战场的感觉。我是个想法很多、又一定要做出相关实践的人。在相对保守的地方，这样做的结果基本是落得个郁郁不得志的下场。所以我很渴望找到一个能容纳我性格、给我空间的地方。

若想在北京更好地生存，就必须要去突破既定的规则，塑造新的规则和节奏感。这种环境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来了之后我很兴奋，入职前一天我怕不熟悉公司周围的环境导致第二天上班迟到，特意坐地铁去公司门口，当时我想，明天我也要踏进这个门，成为刺猬公社中的一员了。

Q：您之前曾说北漂的人都是带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那对您来说这个理想主义具体是什么呢？

A：我的理想主义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想让自己始终向前走，站在相对前沿的位置，我不想被时代抛弃掉。而我的工作正好能支撑这个想法，因为我关注的话题都是行业中比较前沿有深度的。

第二个是精神内在的需求，我想获得一种充盈感。现在我接触到的很多信息，都是现成、没有转化成系统的知识，我想消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来哺育自己的成长，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解释，就是我希望完成知识的内化，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第三是希望去改变一些落后的规则。比如凭借稿子去打破偏见，让没有话语权的人，有跟社会沟通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理想主义的体现。

第四则是想用心做好每件事，这个信念很重要。比如去采访时，我会花各种资源去联系到相关的人，考虑怎么跟他相处、建立信任、提出好问题。这是支撑我去完成某种理想的基本技能和技巧。

Q：您觉得现在您的抱负得到实现了吗？

A：我其实比较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我是个乐观的实践派，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个鼓励型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家里特别鼓励我向外拓展、鼓励我去学习。

到了刺猬后，编辑也会给确定的目标，就像在学校里老师会画重点，我按重点去学习就好了。所以我自己在行动上是积极的。

但我的底色也是悲凉的，现在整体环境不是特别好，但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想去做，这个行业天然有悲观的氛围，当然从业者们还在继续坚持，他们有股韧劲在。

我的悲观情绪还来自于对规则的认识。我之前还特别想去改变一些社会规则，但慢慢发现很多事是改变不了的。这种变化也影响了刺猬公社的选题。经济活跃的时候选题特别多，经济下行时选题变得相对较少，选题的质量亦然。

有次周一，刺猬公社开选题会，我们和其他媒体都没什么好的报道；而周一一般来说是个大流量的日子，大家通常会在这天发布重磅或是有深度的报道。我发了条朋友圈说“没有新故事，全是旧选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确实是经济大环境的静态化，另一方面是媒体在限制中有点陷入停滞了。虽然每个故事的主人公会有变化，但报道的主题是没变的。

既然行业的大环境是没法改变的，那就只能认同行业的既定规则，抱着“一定要改变规则”的心态去做事是很难做好的，我能做的只是提升自己的内功。

作者 | 张滨淏 施嘉翔

编辑 | 苏柯楠 张晓艺

值班编辑 | 蔡思敏

系列统筹 | 王熙媛

统筹总监 | 许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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