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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罪恶】徐州那件众所周知的事，咱也不敢多说，也不敢多问。现在不是解救的问题，而演变成一个公信力的问题。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老百姓被绕得云里雾里。面对公共舆情，回应群众关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关部门最好的对策是阳光化，提高信披质量，信息披露及时、完整、真实，事件公开透明，提高公信力。最忌讳的是挤牙膏式信批，三次公告，每次还都不一样，当地政府就陷入“塔西佗陷阱”。哪怕你最后说的是真相，群众也没法信了，只能导致谣言和阴谋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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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而不清，疑点依然不少，疑云重重，八问探之：
第一，地点对不上。第二份的历史回忆，与第三份的调查结论，情节难以衔接。按当事人的说法，是董某父亲在鱼台县交界处“捡”的流浪妇女；按桑某某的说法，是20多年前带到江苏来治病，结果在东海县走失。一个在山东济宁，一个在江苏连云港，两地隔着几百里，一个精神病人自己是怎么溜达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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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婚姻登记资料的线索矛盾。第三份公告中说，根据婚姻登记资料记载，查到该妇女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婚姻登记资料上怎么确定走失妇女的信息？之前公告说她精神异常，连姓名都是男人帮她取的，也就是当时她的精神状态连真名都忘了，怎么能记得更复杂的户籍地址？
如果杨某侠随身携带身份证或户囗本，可以从上面查到原户籍地，那也可以查到她的真实姓名，为什么取了个完全不相干的新姓名。婚姻登记应当按身份证件上的真名登记，而不是后来起的“杨某侠”。逻辑怎么说圆？
第三，杨某侠的身份怎么确定是小花梅？当地政府去亚谷村调查，走访村民，得知杨某侠的父母己双亡，在96年被同村的桑某某带至江苏治病。20多年时间，人的样貌变化很大，不是近亲属，村民仅凭口音和照片就能认定杨某侠就是20多年前的小花梅？小花梅是否还有其它亲属？能否做DNA鉴定来验证身份？
第四，如果是20多年前董某父亲“捡”到个来历不明、神志不清的女青年，为什么当时不报警？不送交政府有关部门收容处理？村里突然多出来个身份可疑的女人，她又是怎么落户的？
第五，如果她连基本证件都没有，或者有真实姓名的证件，那么两人如何在民政局能用假名“杨某侠”办理结婚登记？谁伪造了结婚登记资料？现场工作人员难道没发现女性存在精神障碍？有没有审核盘查究竟？
第六，婚后生育八个孩子，这八个孩子严重违反当时的计生政策，是怎么上户口的？
第七，婚后生育八个孩子，七子一女，性别严重失衡，不符合正常的概率分布，而且大儿子与二儿子出生时间间隔了十多年，非常诡异，是否存在对女孩的弃婴、溺婴行为？
第八，桑某某说20多年前带人到江苏治病相亲时走失，当事人父母双亡，一个见证人都没有，孤证不立，如何确定她说的是真话而不是编故事？非亲非故，桑某某咋那么热心？如果是真热心，一个大活人走失后，她又为什么不报案？为什么也没通知父母？
如果真是带小花梅去治病和“找个好人家嫁了”，人丢了不可能不报警不通知父母；如果是替小花梅父母把孩子带出去遗弃，不可能穿越半个中国最后“扔”在自己生活的东海县。合理怀疑，这个桑某某大概率就是个人贩子。
从历史案件看，“给你找个好人家”，是拐骗妇女最常用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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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董某，即便如其所述没有收买被拐妇女的行为，两人结婚登记时没有提供合法证件，女方神志不清，连名字都不记得，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根本不符合结婚的条件，该婚姻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婚姻。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明确指出：“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
1990年《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奸淫因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残疾人，以强奸论。”
这意味着，如果婚姻确认无效的话，长达二十多年，生育八个孩子，构成长期、持续、多次地对女性精神病人实施强奸。同时，还构成虐待和非法拘禁。董某竟然不以为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事发后还利用网红身份接广告做代言？！当地普遍的价值观和风气，可见一斑。
如果你在厨房发现蟑螂，那么肯定不止一只。无独有偶，随着社会关注度提高，据《财新》媒体报道，同村又爆出另一起拐卖妇女案，除了“杨某侠”，还有“钟某仙”。当事人主动跳出来，明确承认是“当年花1000多元买来的，村里又罚款了1000多元”，以罚代罪，顺利洗白，看来，这个村很不寻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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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爱国”网友争辩，说美国也有人口失踪和性奴禁锢案，是的，人性的丑恶不分中西，这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而是犯罪不犯罪的问题。爱国，就更应穷追到底，根除丑恶，让祖国母亲更干净、更美好、更放心。非要比较，要看这种现象发生的比例和场景：外国的禁锢案是刑事重罪，往往偷偷摸摸，囚禁在荒郊野外或者地下室。而徐州之事，真正惊悚的是，如果我们延着这些疑问进行推测，结论恐怕骇人听闻。
这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底层社会见怪不怪的恶风陋习，已沿袭成非正式制度，是系统性溃烂。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凭空多出来个身份不明的妇女，生了一堆娃，二十多年来竟然无人质疑，无人过问？成年女人不是小孩，让她跑不掉，需要全村村民的“共谋”，基层政权的“沉默”，办户口办结婚证一条龙服务，构筑一个令女性只能发疯也无法脱身的“合法”牢笼。暗无天日，令人发指！
女性地位是文明的风向标，她们受尊重的程度，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不是女权问题，而是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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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一个社会中的受尊重和保护的程度，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女性受到尊重、得到爱护，这个国家就会在爱和温暖中成长。在一个女性长期受压抑的地方，女性本来的自由容易时常遭受剥夺，甚至造成她们身心永久的创伤，这个社会就会越发堕落。女性在社会的地位，是文明的风向标，中国两千多年女性地位史，反映出的正是中国社会史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制定的“主流价值观”是“定贵贱，明尊卑”的周礼，女性被定为卑贱的一方。但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无法强制推行周礼。所以当时女性的实际情况是“卑而不贱”。在婚姻与性方面，女性可以再嫁，舆论并不认为可耻。秦惠文王崩逝后，他的宠妃芈月，改嫁于义渠王并生育两子，但她依然受到世人称赞。《秦法》还有明文规定，如果丈夫与人通奸，妻子可以杀死丈夫；丈夫殴妻和妻子殴夫同等处罚。在职业选择和财产权方面，女性可以参与工商业。秦王嬴政就表彰过巴蜀杰出女商人寡妇清。而在楚国，女性甚至能参与政治，直接上朝议事。但随着中国进入大一统帝制时代，女性地位开始逐渐沉沦！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提出“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女性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被极大的压抑。汉武帝大为赞赏，并将其推行为国策。然而，政府强制推广的道德规范，并未彻底改变民众的观念，我们可以透过汉代名篇《孔雀东南飞》窥伺一二。刘兰芝被焦家赶走后，当地太守马上派人迎娶，并下了巨额聘礼——这说明汉朝并不歧视再嫁女性。当自由恋爱的焦仲卿和刘兰芝殉情后，两家受到了强烈社会压力，并将他们合葬——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观念并不认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见，儒家的价值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并不大。但当时的女性已经丧失了财产权，开始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郭建龙老师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中写道，唐初实行的国策是“小政府、大社会”，取消了一切国有专营，民间经济活跃，自由市场繁荣。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才人，后来被高宗立为皇后；而深受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本是他的儿媳。这些在今天看来尚属乱伦的行为，在唐代皇室看来却稀松平常。在民间，男女之间婚前试婚、改嫁、私奔，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唐朝，丈夫在写给前妻的诗中，有夸妻子离婚后依旧貌美如花的，有祝福妻子再嫁美满的；唐代畏妻之风盛行，“吃醋”之说也始于唐朝，主人公还是“贞观名相”房玄龄。不仅如此，唐代发达的自由市场，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女性能自由从事商业。唐初宰相马周的妻子是个体户出身；唐朝“船后”——俞大娘在丈夫死后，接管了生意，不仅贩卖茶叶还经营船运物流。▌从两宋到明清：“裹脚、童养媳、贞洁牌坊”泛滥成灾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政治上，皇权专制不断加强，清朝时达到顶峰。思想文化上，宋明理学的出现，让儒家的伦理纲常一步步束缚人们的思想。在经济上，官有专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民间自由被极大压制。从两宋到明清，官方不断强化宗法专制和儒家的伦理纲常。比如，官方大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反对孀妇改嫁。两宋之后的《列女传》变成了《烈女传》，编撰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不值一提。在此期间，贞节牌坊的数量大大增加，残害女性的缠足现象开始出现，被逼自尽或被残害的妇女更是数不胜数，且大多在14-30岁之间。妇女改嫁，在明清的律法中是重罪。女性的经济自由也被剥夺殆尽，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为贤妻良母的“标配”。从两宋到明清，妇女地位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彻底沦丧为男性的玩物。▌民国时期：高跟鞋、开叉旗袍，当时的女性比想象中的更美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开化和文明观念的传播，女人的权利的意识苏醒，开始反对缠小脚，开始剪短发、求学、自由恋爱，并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开始追求幸福和个人自由......1915年，民国司法部制定了《婚姻法》：禁止“早婚”“重婚”，允许“离婚”。尽管男人纳妾现象还很普遍。但这毕竟是1000年以来，女性在婚姻中首次拥有权利。不仅如此，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开始大量涌现——“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近代第一才女林徽因；名动上海滩，不染烟火气的传奇作家张爱玲；萧风凄雨中苦苦挣扎，最终无奈早凋的萧红……时隔一千多年，女性企业家再次出现，比如，上海百乐门公司董事长，中国第一个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盛爱颐。在中华民国短短38年历史中，被压抑千年的女性，开始重获自由。延安时期，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始有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1949年后，在货币、电影和宣传海报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女性形象，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出镜率最高。“劳动人民最美”，是当时的审美观。像民国那种身穿旗袍、凹凸有致的柔美形象很快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与男性比肩”的劳动女性、革命女将等形象。当时的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宣传画报里最多的就是“女民兵”形象，她们扛着枪，总是一副慷慨激昂、积极备战的姿态。挑担的“铁姑娘”、戴草帽的女农民，还有身穿工装的女工人。为了证明自己在劳动上不输于男性，她们的形象通常是皮肤黑里透红、肌肉强壮有力。革命年代讲究“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不能施与仁慈，因此，样板戏里的女主角几乎都是立场坚定、嫉恶如仇、声色俱厉。那是一个看起来“妇女能顶半边”的时代。▌改革开放：从逐渐融入现代文明，到“女权主义”的兴起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女性开始摆脱传统的束缚，融入到主流社会中。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在企业界、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女性都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但是，在许多地区，女性仍然难以摆脱被物化的结局——某地农村彩礼甚至按女孩学历标价：中专10万，本科15万。另一面，随着经济的转型，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国的人口问题日益显现，计划生育政策如同摇荡的钟摆，让无数女性痛苦不已。最近几年，呼吁保护女性合法权利的“女权主义”思潮兴起了，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一些极端者却走向了反面，将女性的权利问题，异化为性别权利的剧烈冲突。以上，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女性地位表面上的变化史，而在这之外，其实一直隐含着另一条常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黑暗现实：专门针对女性的非法拘禁、性剥夺、强迫女性生育等社会弊病长期存在于世，至今仍未断绝。这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震惊之余，更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看似复杂，实则是因为对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理解仍存在偏差！鸦片战争后，自由、平等的观念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是直至民国，由于传统宗法专制的根深蒂固，民主法治的不完善、市场经济的不彻底，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婚姻自由，财产自由，处境悲惨。
两千年的女性地位变迁史，也是中国社会文明开放的变迁史。
中国的女性地位，正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意识、习惯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文化构造通过环境的示范效应和一代代的传承，就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这和《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被体制化”异曲同工。
因此，通过文化构造来分析中国社会，才是理解、厘清以往很多认知误区的关键。解剖国民性，其实也是在解剖着整个中国社会。这也是每一个对中国社会有关怀、有问题意识的读者，阅读与思考的起点。
改变始于反思，而反思的前提是看清历史与现实。为此，我们特别推荐“解剖中国社会”系列（7卷）。这套书既有宏观解读，又有微观透视，从样本经验出发，寻找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通过文化构造来分析中国社会，是理解、厘清以往很多认知误区的关键。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读懂中国社会，做一个明白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