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走向真善美的内心通道 ——评李喜林小说集 《映山红》
一条走向真善美的内心通道
——评李喜林小说集 《映山红》
王永奇
李喜林是近年陕西文坛涌现出的优秀小说家。他的中篇小说《映山红》曾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曾获陕西柳青文学奖，他以骄人的创作实力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两届签约作家。今年李喜林喜事连连，先是《延河》杂志隆重推出“陕西中青年作家作品专号”，他的中篇小说《飞翔的火鸟》赫然入列；接着，他又成为鲁迅文学院陕西作家研修班学员，顺利完成学业；不久前他的中篇小说《火晶柿子》又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他纯净而唯美的小说风格，以及生态文学的盎然生机，越来越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苦难中绽放的人性之花
在中篇小说《映山红》中，“我”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娘就去世了，是爹把兄妹几个拉扯成人。和“我”同龄的伙伴都定了媳妇，爹却拿不出彩礼钱。“我”只好来到秦岭山深处挖药材赚钱。在这里，“我”遇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给了“我”无尽的爱与温暖的姐姐。
和“我”相比，姐姐更可以说是一朵苦难的花。姐姐 16岁那年，母亲被炸山造田的飞石压死。父亲为了改变一家人生活艰难的局面，进秦岭山割竹子，却再也没有回来。姐姐坚信父亲依然活着，毅然来到秦岭山深处，边割竹子边寻父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采药的“我”和割竹子归来的姐姐邂逅在秦岭拔仙山上。
然而，就在“我”与姐姐相遇的那天傍晚，“我”在回住所途中坠落崖底，身受重伤，是姐姐救了“我”。黑夜中，姐姐忍着寒冷，踏着厚厚的积雪一步步地把“我”背到了她平日休息的小木屋中。漫漫山路上，“我”就“像小时候被娘背在脊背”，“‘我’在姐姐温暖的背上度着‘我’这一生似乎最难熬的时刻”。在这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路人互救互助之情，更有感天动地的“母爱亲情”。安顿下来后，姐姐又为“我”清理、包扎伤口，是姐姐用冰溜子烧水给“我”降温；是姐姐顶着“刀子般锐利的寒风”，在厚厚的积雪下面寻找草药，以至于手指磨烂；是姐姐在冰天雪地中把自己的棉衣裤让“我”穿上而自己忍受寒冷。正是在爱和相互理解中，“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苦命、善良、无私，纯洁得像天使一样的姐姐。当“我”身体康复，姐姐为了“我”的前程，却说：“姐姐是山上的花草，你是天上的飞鸟，还是把姐姐忘了吧！”从此姐弟天各一方。然而，姐姐对“我”的爱丝毫未减。 20年后，姐姐在当年和“我”相遇的拔仙山栽种的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就是明证。
审美经验反思中的人性探寻
文学是人学。所以，文学理应表现人的生活，人必然要成为文学审美表现的中心，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就应该是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在《映山红》中，李喜林正是这样，他在小说中既展示了生存的困境，透过苦难生活的表象，又展现出个体丰富而复杂的人性。在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我”和姐姐虽置身于苦难的生存环境之中，但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善良人性并没有泯灭，他们不仅没有因环境的艰难表现出丝毫的自私与恶；相反，环境越是艰苦，他们人性中最值得肯定的无私、善良、同情心、牺牲、忍耐、坚毅等品质越得到展现。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姐姐，是在以其具体的行动对生存困境中的人性美进行诠释，或者是以其人性的闪光对生存的艰难进行着一场无言的抗争，力图通过人性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描写也包含着作家内心的一种精神渴望：用对人性美的肯定和张扬去寻找摆脱人类生存困境的道路。因此，在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和无奈，但更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关爱，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当下，物质的恶性膨胀已经极大地挤占了人的生存空间，侵占了人的精神家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无限扩大，人性的温情与关爱日益成为“神话”。作品中，对人性美的描写虽然也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但这“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也不是让我们像弱者似的虚化实存的矛盾，而是真诚地借助纯美净化心灵。”基于此，《映山红》无疑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向真善美的内心通道”。
生态批评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 20世纪，生态主义应运而生，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受此影响，在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中，将文学与生态相结合，探讨文学与生态的关系，产生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喜林的不少作品虽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但有些作品已明显地表现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和万物平等的生态观，而这正是生态文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在小说集《映山红》中的几篇中篇小说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清新气息。
在《映山红》中，作者写道：
在那一瞬间，姐姐看到山上所有树木、花草都仿佛伸展开来，去拥抱到来的阳光。鸟儿由一只领队的开始鸣唱，很快成了合唱，并在树枝间，在渐渐布满阳光金线的空间翩翩舞蹈。兔子、猴子开始撒欢……心猛然也在那一瞬间像蚌壳一样舒展开了。
在《火晶柿子》中：
两只鸟儿的眼睛清纯地望着我，在我的手心转悠、鸣叫，我知道鸟儿在跟我说话。少顷，红鸟又相继飞向窑洞，有一只在刚跑出窑洞口的一只兔子背上用纤细的爪子停了一秒，飞进窑洞。我重新进窑洞的时候，发现松鼠已经回来了，猴子般在窑顶转了一圈，从我的左肩膀蹿到右肩膀。这一刻，我对这孔窑洞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人与自然万物相伴而生、相依而存、和谐相处的融洽关系。不管是否有意，李喜林在作品中实际上正表现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当下，我国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李喜林的小说有意无意地踏上了时代的节拍。
（2014.6.7《宝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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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奇，文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陕西文学研究所影视文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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