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的方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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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在历次反垄断浪潮中，反垄断方式呈现了多种方式，包括征税、罚款、企业拆分、技术开放、国有化等等。我们认为：其一，反垄断征税具有普遍性，设立数字税较为合理；其二，反垄断罚款是轻型处罚，最为常见，但难以撼动企业的竞争力；其三，公司拆分属于重拳出击，本轮反垄断若对企业进行强行拆分可能会影响数字赋能的效率，因此实施概率较低；其四，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生产函数中最突出的要素逐渐从“资源”转向“技术”，反垄断的方式逐渐转向技术开放和共享，有利于加速创新迭代，实践效果良好；其五，国有化与反垄断的出发点不同，因此相关案例也比较少，若未导致公众利益受损或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实施国有化反垄断的必要性不强。

>> 反垄断征税带有普适性

每一次反垄断的浪潮都起源于生产要素过于集中而引发的社会思潮，因此对于生产要素进行征税是一种普适性的反垄断方式。历史上，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资本等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获取的收入都有相应的税制进行收入调节。目前数据成为互联网巨头称霸的核心要素，因此全球范围的数字税立法接踵而至。

>> 反垄断罚款是轻型处罚

对垄断行为进行罚款是最为常见的反垄断措施，广泛存在于反垄断的各个浪潮当中。罚款只会扰动企业短期现金流，更多起到了警示作用，对企业的竞争力影响较小。不过，从之前的反垄断浪潮来看，罚款可能只是反垄断的开始，通过社会思潮的推动和立法程序的跟进，反垄断会采取企业分拆、技术开放等其他手段。

>> 反垄断拆分是重拳出击

罚款是反垄断手段中的轻型手段，公司拆分则属于重拳出击。公司拆分将导致原垄断者的经营决策范围和能力削弱，获取超额受益的能力下降。历经一百多年来的反垄断实践，目前对垄断企业进行拆分的举措已演变成对企业经营集中度的严格审核。我们认为，本轮反垄断若对企业进行强行拆分可能会影响数字赋能的效率，降低企业创新意愿，因此实施概率较低，重点可能会落在合并审查、事前规制上。

>> 技术开放与共享趋势强

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生产函数中最突出的要素逐渐从“资源”转向“技术”，反垄断的方式逐渐转向技术开放和共享。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技术开放和共享加强了市场的良性竞争，极大地释放了行业的创新活力，新兴明星企业不断涌现，创新迭代速度明显加快。2月7日出台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中提到了技术开放和共享的基本范式，为之后的数据反垄断提供了依据。

反垄断力度超预期导致企业快速丧失竞争力；反垄断力度不及预期导致产业结构固化

对垄断行为进行罚款是最为常见的反垄断措施，广泛存在于反垄断的各个浪潮当中。以反垄断的三次浪潮为例，第一次浪潮中，在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正式被判断分拆之前，联邦法院一审（1907年）判定标准石油公司需要为垄断行为支付2924万美元的罚款。第二次浪潮中，针对通用电气、西屋和其他27家电子制造商的价格勾结行为，美国法院对29家公司处以172.1万美元的罚款，并对45名个人被告处以13.6万美元的罚款。第三次浪潮中，美国四大互联网平台巨头——谷歌、苹果、Amazon、Facebook被推上风口浪尖，不仅受到本国调查，还被欧盟等多个国家集体罚款，累计罚款达百亿美元。总结而言，不论是从时间纵向还是国家横向来看，罚款都是被普遍采用的反垄断处罚措施。

对垄断行为进行罚款只会扰动企业短期现金流，对企业的竞争力影响较小。一般情况下，罚款金额一般不超过年营业额的10%。举例说明，2012年五粮液对11省市的14家“低价、跨区、跨渠道违规销售”的经销商开出罚单，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明确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2013年2月22日四川省发改委对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开出2.02亿元罚单，仅占2012年涉案销售额的1%，更多地起到了警示作用，对企业经营影响较小。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长期反垄断调查后发现，美国高通公司通过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没有正当理由搭售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在基带芯片销售中附加不合理条件等垄断行为，在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最终发改委认定高通违反《反垄断法》，对高通处2013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8%的罚款（共计60.88亿元），处罚落地后高通股价不降反升，外界普遍认为罚款是高通留在中国市场的代价，并没有影响高通的竞争力。从股权定价公式出发，罚款仅仅扰动了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并未撼动企业中长期的竞争力，并且垄断企业具备较强的定价权，罚款也存在向上下游转移的概率，总而言之，反垄断罚款只是轻型处罚，对企业未来竞争力不构成持续负面影响。

罚款有可能只是反垄断的开始，之后可能伴随着更为剧烈的手段。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执法部门可以基于现有法律进行实施，从而避免繁杂的司法程序，形成即时有效的警示作用。不过，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垄断浪潮来看，罚款可能只是反垄断的开始，通过社会思潮的推动和立法程序的跟进，反垄断会采取企业分拆、技术开放和共享等更为剧烈的手段。

从历史经验上看，反垄断被拆分的公司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在被反垄断诉讼前试图或已经通过并购、合谋等手段获得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历史上反垄断拆分的典型案例中，美国的案例更具有代表性，德国、日本在二战后被反垄断拆分的原因主要是美国、欧盟等战胜国施加的外部压力。例如，1882年，为摆脱限制公司规模的州法律，洛克菲勒通过一项秘密协议，将分散在数十个州的不同公司合并为一个受托人，形成对各石油公司的统一经营控制；1901至1903年大北方铁路总裁兼最大股东希尔意图创建北方证券公司一同控制原有的三家铁路公司。

反垄断拆分不仅体现在垄断企业的经营区域、经营业务的拆分上，往往还要求原垄断企业拆分经营决策权。1904年北方证券公司希尔被迫解散其控股公司，并独立管理每条铁路。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家，各公司独立运营，原有信托模式被迫解散，洛克菲勒等人决策者的身份转化为参股股东。1982年，贝尔系统由22个AT＆T控制成员组成的决策层被要求解散，最终判决结果将老AT&T拆分为一个新AT&T（仅保留对西电和一半贝尔实验室的所有权）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俗称“贝尔七兄弟”，所有权从AT&T彻底剥离），这些公司分别组建独立的董事会，被要求独立经营。

罚款是反垄断手段中的轻型手段，公司拆分则属于重拳出击。第一，反垄断拆分要求每个拆分后的公司组建独立的董事会，采取独立的经营决策，这大大削减原垄断者的经营决策范围和能力；第二，面对收税、罚款等处罚措施，垄断者可能采取转嫁消费者的方式减轻损失，但反垄断拆分会打破垄断者在市场上的原有支配地位，相比于垄断时需要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此冲击无法通过转移的方式减少；第三，深刻影响相应行业的竞争格局，拆分后的公司数量增多、区域间竞争加强，部分业务剥离或融入其他业务，使得此行业很难再回到全国垄断局面。

历经一百多年来的反垄断实践，目前对垄断企业进行拆分的举措已演变成对企业经营集中度的严格审核。如果说反垄断拆分是针对垄断企业在行业内的垄断行为已然成为事实后的“亡羊补牢”措施，则针对企业的合并审查则是事前防止垄断出现的“未雨绸缪”。事实上，自第二次反垄断浪潮中AT&T拆分之后，发达国家鲜有大型企业因反垄断被分拆的案例，一方面是现有企业由于前车之鉴尽量规避企业被拆分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执法机构对企业的合并行为审查在前。例如，1997年欧盟强烈反对美国波音公司对麦道公司的并购案，欧盟认为此举会强化波音公司的市场支配地位，将妨碍空客与波音的竞争。2008年欧盟考虑到矿产资源的垄断地位会加强，驳回力拓、必和必拓的合并申请。2008年，我国商务部驳回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并购案，认为此举会妨碍我国果汁市场的有效竞争。2020年2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要求五家科技巨头（Alphabet、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披露其在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但根据《HSR法案》无需向FTC或美国司法部（DOJ）申报的收购。

我们认为，本轮反垄断对企业进行强行拆分可能会影响数字赋能的效率，降低企业创新意愿，对于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绝对领先的中美两国而言，真正施行企业分拆的概率较低，重点可能会落在合并审查、事前规制上。不过，对于公益性质较强且不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不排除进行拆分的可能性。

垄断力度超预期导致企业快速丧失竞争力；反垄断力度不及预期导致产业结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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