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可以扼杀一个人，也可以保护一个人 | 我和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

4月24日，我刚从纽约飞到洛杉矶不久，准备开始长达半个月的66号公路旅行。那几天正是刘强东案在国内持续发酵的时候，随着网上接连爆出经过剪辑的视频和音频，配合着“反转”、“仙人跳实锤”等配词，大众对不完美受害者的网络暴力也在升级。我所在的数个女权群里，每天都有热烈的讨论，出现了很多宝贵的思考和经验交流，但是直到那天到来之前，我都未曾参与其中。

一方面是因为，在对本案某些问题的认识层面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更看重的是对外传播。即便女权主义者已对此案达成了深刻的共识，但如果没有办法影响公众，我们也不过止步于自说自话而已。

所以，当群里的小伙伴提议要以本案为契机开展一个反抗强奸文化的运动，鼓励更多女性讲述自己作为“不完美受害者”的经验的时候，我立刻跳出来申请加入。

这个运动由之前推动#MeToo在中国#的朋友小怪兽牵头，我们迅速成立了十多个人的执行组，群里的伙伴金熹媛贡献了两版最早的文案草稿，由我继续组织材料、扩展论述，写成完整的倡议文章。

发起运动也像抢热点，非常讲究时效，于是接到任务后也不去玩了，到处找能写东西的地方，咖啡店写、车上写、餐厅写，终于在当天就完成了草稿，经过小伙伴们一晚上群策群力的评议、修改、定稿，并以“我不是完美受害者，但我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为主旨，拟定了话题标签#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之后，群里的成员使用了自己的公众号和微博号，分别在几个社交媒体比较活跃的时间点，将倡议推广出去。

也多亏了我们一直以来的伙伴，立足于本土的的性别平权组织“Catchup性别平权姐妹”帮助发布大家收集到的受害者自述，他们在微博上拥有两万多活跃粉丝，是运动能够发动起来的有力引擎。除此之外，话题主持人小怪兽也在积极联系大V的支持，朱军案的当事人弦子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偏是完美受害者》，引发了大量转发。

随着话题持续发热，4月30日，#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运动倡议的微信首发公众号，连同其他六个曾经发起#HereforJingyao#联署的公众号遭到永久封禁，消息发布到微博上后，又掀起了一个转发高潮。

两个星期后的今天，微博上此话题阅读量已超过一千六百万，讨论两万条，大量网友在其中讲述了自己被性骚扰和性侵害的遭遇，引发了机构媒体的关注，#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运动不但被英国《卫报》点名报道，端传媒发表了评论文章，也有一些个人和公益组织的公众号发表了相关文章。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亲眼观察到，有越来越多普通用户留言表示，这个话题让他们改变了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

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传播。运动从发起到执行都非常高效，信息的内容清晰、准确、传播失误率低，公众接受度高，引发的负面反弹非常少，从建立中立者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很好地实践了运动的初衷。

正如端传媒中孙金昱在《刘强东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叙事，何处是“中立”之地？》一文中的洞悉，我们并没有纠结在事实层面上对民事起诉书的内容和对Jingyao个人的担保上，而是挣脱了站队的困局，“要为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作证，证明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与依附其生长的强奸文化使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何种境遇之下，又遭遇了什么。”

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刘强东案中的女权主义话语找到了公共层面上的立足点，使之成为一种更广泛的赋权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如它的承诺。

话题的热度虽然在渐渐退去，但它会一直在那里，也随时可以为更多人挺身而出。但我想记录下这个过程，也想从私人角度，反馈一下当时参与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运动的理由。

回想起来，我虽然也遭遇过一些性骚扰，但都够不上给我造成创伤的程度，已算是十分幸运。加上我几乎没在两性关系里处于过权力下位，所以一度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但在MeToo期间，我才发现身边存在着好些性侵害受害者，他们就像长期沉寂在坚固的冰面之下，突然找到一个可以出气的洞口，便争相浮上水面，将曾经的遭遇倾诉给我，哪怕这些遭遇已经过去了几年、十几年，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那些不堪的细节，这令我深受震撼。

我还在美国遇到一个遭遇老师性侵害的中国女生，她非常勇敢地告发了对方，但却在学校、法院抗争许久无果，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欠下了医院许多账单，却始终不敢告诉父母，只能自己打工还债。

她说：“那人不过就想玩玩而已，带给我的却是终生的伤害。”

所以在那个所谓的“仙人跳实锤”视频出现之后，我既质疑过视频的真实性，也同样质疑过Jingyao的起诉书里一些细节的真实性，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立场。在我发表了一些支持受害者的意见后，也不只一个朋友批评我不理智，劝我不应该在事实不清楚的时候，就冒险用女权主义者的公信力为Jingyao背书。但我想说的是，正因为我们懂得性侵案件中受害者普遍面临的困境，深知这个社会的强奸文化所造成的认识不正义，那么不被一时的表象左右才是更理智的。女权主义者若试图在这个时候明哲保身，过于谨慎在父权文化的审视和评判下去进行“合格”的、“合理”的维权，那么我们永远也等不到“安全”的行动时机。

但我依然很感谢当时提出批评，并和我进行了后续讨论的朋友，他们警示了我情况的复杂性和风险所在。因为“Why”（动机）是很重要，但“How”（方式）同样重要，如何寻找到合适的立足点，进行“不能说必须无懈可击但也尽量完善”的高质量传播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减少话语中的噪音、毒素和歧义的副作用对中立者、受害者和女权主义者本身的误导和伤害，是永远都要进行的考量。

所以我当时还比较心平气和，开始考虑写一篇文章提出强奸文化的问题。但后来又发生了两件事，竟让我出离愤怒，那才是促使我立刻采取行动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发生在我两个不同微信群里，但都让我切身体会到了男权沙文主义者在习惯了占据话语霸权时表现出的愚蠢和嚣张，以及这种暴力对周围人的震慑和驱逐，前者和后者完全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促成了“沉默的螺旋”*效应，窒息了那些弱势的发声者。

在第一个群里，有个男作者突然发表了一篇蹭刘强东案热点的文章，题目是教导广大男性如何避免被“仙人跳”。怕只是标题党我还特意点开看了下，却看到了一篇强奸文化的公然传教。行文中充斥着对女性的物化和歧视，其性别观念之陈旧恶臭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这篇文章和群主题没有关系，且群里有很多女性成员，他竟毫不顾忌，得意洋洋地招揽大家去阅读。

虽然我知道这家伙一直是这个德性，但这一次是端端撞到了枪口上。文章发出来后群里一片死寂，很久都没人说一句话。而我虽然已经气炸，却也迟迟没有发言。

如果不是遇到这个关头，我可能永远不承认自己有这么怂。在我意识到我想站出来抗议的瞬间，整个人就像遭遇什么危险一样高度紧张，脸颊发热，心跳加速，脑海中还不断冒出一些自我劝解：

“算了吧，当做没看到就好。”

“没必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又不可能改变他，白费自己的时间精力。”

“万一他发火了跟你大吵起来，影响会更不好。”

“如果别人都没什么反应，你凭什么站出来当靶子？”

而对方既不是我的熟人，也不是和我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人，换句话说，我就算和他撕破了脸，他也没法拿我怎么样。我又不是没吵过架，可到了要和一个男性针锋相对的时候，哪怕是在网络上，我都感受到了本能的畏惧。

手机拿起了又放下，最终还是没忍住，我抱着退群的觉悟，写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抗议。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发言之后，立刻就有不少朋友支持我，纷纷对文章的歧视言论表达了不满，最终迫使那个男作者出来回应，并对大家道了歉。

但是后来我在另一个群里就没这么幸运了。话题起因和刘强东案毫不相关，而是有朋友提到了美国大麻合法化的问题。刚好纽约正处于合法化的前期，使用大麻在这里已经很普遍，普遍到几乎每次出门我都能在大街小巷里闻到那股臭味儿。所以我就心血来潮说了下这边的情况，科普了一下大麻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并不比烟酒更高，而西方社会也倾向于将吸食大麻从犯罪问题转变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很多中国人对此没有概念，所以难以接受，这我可以理解，我也明确说了大麻容易引诱更多人吸食危害更大的硬毒品。

我们平时在课堂上也经常讨论这样的公共议题，所以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我没想到的是，我突然遭遇了群里两个男性的破口大骂，直接给我扣上了个宣扬毒品的罪名，他们完全不理会我讲道理，只顾疯狂侮辱我，还诅咒了我的家人。

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的群，而是我家乡一个老朋友群，大家彼此认识，里面有几个还都和我有长年的交情，我看着他们毕业、工作、结婚、生育，虽然我去美国之后忙于学业，很少参与群聊，共同语言也变少了，但我始终把他们当朋友，内心没有任何防备。

而当我遭遇人身攻击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正面阻止施暴者，或明确表示对暴力言论的反对。所以施暴者并没有付出任何施暴成本，没过多久就照样和群里的人说说笑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更糟糕的是，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女性身份，是对方能够肆无忌惮进行人身攻击的一个原因。

那天晚上我久久无法平静，震惊、愤怒、委屈挤压在心里，眼泪不停地往下淌，并不仅仅是因为被无端伤害，而是我觉得失去了那个群里其他所有朋友，我被驱逐了。

我难以置信，一个出生和成长在现代社会的人，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另一个人？不是交流感情，不是共享知识，不是探讨真理，甚至都不是争论是非对错，而仅仅是靠纯粹的语言暴力，去践踏对方的人格，剥夺她的话语权和存在的空间。

这让我想起有一位教授曾在课堂上讲起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让我非常认同，她说：“言论自由不包括仇恨言论，因为仇恨言论本质上是一种言论审查。”它破坏了公共空间里包容和安全的氛围，驱逐那些想要正常发表见解、平等讨论问题的人，使得他们失去话语空间，被迫退出公共领域，这相当于一个人在物理上活着，却在社会上被执行了死刑。

可是，这难道不是非常普遍吗？身为女性、身为弱者、受害者，每一天都在社会里遭遇到的现实，不就是被男权沙文主义者的话语体系花样霸凌吗？

这种霸凌，不在于它只是“骂你几句”罢了，而是它无孔不入地将女性描绘成 “笨”、“蠢”、“恶”、“贪”等低人一等的存在，从而造成公众对女性严重的认识不正义。

当这种话语体系腐蚀了我们的媒体，其一大表现，就是你只能在负面信息里看到女性作为主语出现。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凡是涉及到女性角色的负面新闻（以案件为主），杀人、车祸、伤害、强奸等等，女性被自动描述成责任主体的频率有多高？例如在强奸案里，我们习惯说女性被强奸，而不说男性强奸，从而引导公众去审视女性的身份、穿着和行为，却推卸掉男方施害的责任。在交通肇事案里，主语只有“女司机”和“司机”，但却从来没有“男司机”的存在，造成公众误认为马路杀手都是女性，严重背离客观事实。

这一次，某些机构媒体又堕落到何种程度？南方都市报未经任何素材来源和质量审查就发表被编辑过的电话录音。财新网在采访Jingyao后刊发的《独家|刘强东案女事主回应‘我一直在拒绝’》一文，在被凤凰网科技和新浪微博无授权转载后，题目就被改成了《刘强东案女生曾承认自愿发生关系》，并部分引用关于警方询问的描述内容来强化标题“承认自愿发生关系”，被大量评论及转发。

男权话语体系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在讨论权利的时候女性从来不是权利的主体，但是在讨论责任的时候女性又是责任的主体。这种矛盾导致了很多男性的认知失调，例如他们一边物化女性，一边又痛斥女性拜金，一边认为娶老婆就是找免费保姆，一边又抱怨女方家索要天价彩礼。这不正好说明，只想要权利而不想负责任的正是男权主义者吗？

这也是为什么在刘强东案里，我对广泛流行在公共舆论里的“仙人跳”叙事忍无可忍。

一个受害者哪怕是不完美的受害者，也依然是受害者，但通过“仙人跳”的叙事，却可以被倒装成加害者。哪怕双方真实存在的权力差距、性侵害案诉讼成败的客观数据、有类似遭遇的女性的讲述、现实社会中的文化、法律、舆论对强奸受害者的偏见，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多么得不偿失的“买卖”，他们还是坚信女性会去铤而走险，然后再把这种不合理故事的成立基础，归根结底于她是个“婊子”。因为只有“婊子”，才可以蠢恶到为了钱赌博一切。

“婊子”的问题是私德的问题，所以男人践踏“婊子”是安全的，女人也犯不着去同情“婊子”。只用降罪一个“婊子”，男人和女人们就能握手言和，同仇敌忾了。

强奸文化就寄生在我们的语言里，它利用这种话语体系孤立受害者，剥夺他们在公共领域的活动空间，分裂女性的共同经验，并阻止性暴力上升至公共议题。“仙人跳”就像是一个阴谋论的烟雾弹，它掩盖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模糊公众的常识，颠倒责任的主体，从而将真正的施暴者隐身。

而一些本该有能力识破这种阴谋论叙事，被寄予了厚望要来担负社会公义的人——公共知识分子，却练就了一身假装外宾的本事，一次次运用自己“理智、中立、客观”的特权，去固化不公。

他们在这片魔幻的土地上见识过无数的法外之地，却又在女人面前对法律有了无比坚定的信心和赤诚。

他们深谙男性同胞们打性侵擦边球的一套套伎俩，转过头来又对受害者严正强调他们只看证据。

他们对大资本家的仗势欺人叫苦不迭，对各大平台删帖炸号那一套深恶痛绝，却又担心刘强东们在女学生面前得不到舆论的公正对待。

在他们眼里，突然一切都是完美的，完美的法律，完美的社会体制，完美的看客，完美的媒体，完美的舆论，甚至完美的施暴者，当然还有完美的他们自己。

只有受害者是不完美的，因为她们没有对这个如此完美的世界做出本该完美的反应。

当你把自己的天平放在一个原本就倾斜着的地面上，只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你需要施加更多的偏力，才能保证天平的平衡，要么你不施加这种偏力，那么天平总也无法平衡，你就责怪天平是坏的。

天平就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公平之秤，而原本就倾斜的地面就是这个不公的社会，“理中客”们就是那些试图把天平平衡，却毫不察觉自己施加了偏力的人，他们当然已经比那些责怪天平是坏的人要好，但这已经到达了他们觉悟的天花板。好在这两种人都能心安理得地生活在一个不公的社会里，直到不公也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而我们，选择做那群不自量力地想要把这不公的社会——那片倾斜的地面给一点点纠正的人。

但我们就比别人更勇敢么？我明白了我是更脆弱的才对。我会因为表达抗议而心生畏惧，也会因为遭遇几句语言暴力就情绪崩溃，我可能根本没有Jingyao那样的勇气，在有机会止损的时候，却选择向前一步，不惜押上自己去提起诉讼。

当她的名字、正面全身照、个人信息、家庭成员被数次曝光在微博上供看客吃瓜的时候，当她必须一遍遍对媒体、对警察和法庭讲述自己当晚的经历的时候，我以为我也可以做到吗？

发声是如此困难，可能比任何人预想的都难。尤其当你是一个女性，还要挺身而出，甚至逆流而上的时候，你面临的绝对不是简单的说还是不说的选择。

人类都是社会动物，都需要尽力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为了避免与他人的摩擦和损耗，为了不被排挤，或者哪怕只是为了不被同化，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也会越来越规规矩矩，直至麻木不仁。

也许太多人可以在这种沉默中自欺欺人，但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致命的。这是我从不看轻舆论，也不惮于进行舆论之争的基础。因为我知道，在金钱、权力和法律的庇荫之外，只有舆论是弱者唯一的武器，话语可以扼杀一个人，也可以保护一个人。

所以那一天，当小怪兽询问我要不要加入运动的执行组，我已经迫不及待：

“我要写文章，因为这个事我要气死了！”

我大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后来，我们有了千千万万个#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声音汇集而成的呐喊。

“大量的血肉故事编织出一张网，试图抵挡强奸文化投出的利刃。”——这是尖椒部落《我们为何会成为Jingyao的支持者？#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一文的题头。

这场运动让我真切感受到什么是化悲愤为力量。行动者的精神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韧性，越是被打压，越是要奋起反抗。每一次有人试图让我闭嘴，试图将我孤立，都进一步激发了我的表达欲，促使我前往更广阔的天地，去呼唤、连接更多人。

感谢小怪兽和Catchup，感谢执行组里所有的伙伴，也感谢你们——这些信任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给我的读者们。

最后，我想解释一下上文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这将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最好注解。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沉默螺旋中呈现出的民意动力的原理，在于人类有害怕孤立的弱点，但光害怕孤立不至于影响民意的形成，主要是当个人觉察到自己对某论题的意见与环境中的强势意见一致（或不一致时），害怕孤立这个变项才会产生作用。”

——摘自维基百科词条：沉默的螺旋

从大众传播学的观点来看，人们通常会以为大众传播媒介上呈现的意见就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即便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多数。在强奸文化早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和强势意见的环境里，受害者越是难以发声，大众传媒就越忽视他们的存在，导致他们更无法发声，公众也越发不信任他们，从而进入一种“多数人的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状态。

打破沉默的人至关重要。博弈论的共识假设有一个启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博弈的结果不取决于大家怎么想的，而取决于大家认为大家怎么想的。换句话说，当人们害怕孤立，需要依据“共识”来采取行动的时候，至少有两个要点，一是大家都知道要“反强奸文化”（共识），另一个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要反强奸文化”（共识到共识）。这个时候，领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必须有人带头把“我们都要反强奸文化”公开地喊出来，这种“无视孤立威胁的人”被称为硬核（hard core）。而随着越来越多人附议，沉默的螺旋就可能被逆转，公共舆论将得到重塑，这会持续降低后续的受害者发声和采取行动的门槛与成本。

但暴力和仇恨言论会严重破坏这个博弈过程。虚张声势的暴力会恐吓住潜在的发声者，使得后者以为这是舆论环境中的强势意见，进而夸大自己可能付出的成本，于是选择躲避甚至退出。所以暴力需要得到直接的、强有力的回击，这种回击对施暴者是否有效不要紧，但它能够鼓励更多发声者。

总而言之，以前我在自己的地盘上遇到暴力和仇恨言论的时候，通常都是不理不睬的态度，但现在我要说：教训沙猪，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