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码通不通？全国健康码大测评

12月20日，西安市民被告知“上班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1月4日，陕西省政府提出“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在这两个节点，西安本地的健康码“西安一码通”两次出现大范围崩溃，给当地市民造成了巨大不便，这一系统也因此饱受社会质疑。

疫情防控走入第三年，“健康码”这一应用逐渐嵌入日常。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孙玮指出，健康码的主要技术原理，是查询和比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两个系统挂钩：一是与每一位市民的身份信息捆绑，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电子身份证”；二是汇聚在相关机构的信息平台上[1]。个体一次次流动所生成的琐碎信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编织进这个系统里”。

未见其人，先验其码，商场门口的人群不是在领鸡蛋，更可能是在排队扫码；入乡随俗，落地换码，出游前先搜的不再是美食景点，而是防疫政策和当地健康码叫啥。

从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现在如同皮肤，健康码已经成了准入的标识、流动的许可。

但当一张二维码维系着万千居民的起居，这些系统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强。仅在过去三个月里，除了西安一码通，辽宁、安徽、天津、江苏等多地“码崩了”的情况都在微博引发过讨论：

管理平台的背面，是数字应用——几乎每一个公民都是健康码的目标用户。我们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除港澳台地区）的健康码进行测评，将自己抽离烂熟的经验，从使用者的视角横向对比，看看哪个地区的健康码，用户体验最佳？

在哪里可以找到健康码？根据统计，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除宁夏、黑龙江、广东外，28个地区的健康码可以在支付宝小程序中找到。除山西、河南、湖南、青海外，27个地区开发了搭载健康码的微信小程序。23个地区开发了独立的APP或将码搭载至当地的便民APP上，8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打开，1个需要登陆网站。

可以看出，微信与支付宝这两大互联网应用服务商大大推进了健康码的普及，展现了市场在公共治理中的参与。而政务APP也成为另一重要阵地。

除了入口，进了APP后的“曲径通幽”也让人在着急亮码时上火。根据对微信、支付宝两个端口“亮码路径”统计，一般至少需要通过三次点击才能亮出健康码，而内蒙古的亮码过程最繁琐，在两个平台皆需点击六次才能看到健康码本码，湖南也需要在微信中点击五次才能亮码。

除了路径的复杂程度，是否需要频繁地重复登录也是影响体验的重要因素。试想一下：当你终于排队到商场门口，想要扫码进入时，却发现几天前才填过的个人信息又要重填一遍……据测评员体验，黑龙江省的健康码的免登录持续时间较短，即便在短时间内亮码，也需要重复填写信息。

当你在公共场所把健康码打开，向他人出示，除了二维码，哪些个人信息容易随之暴露？31个省级行政区中，超过1/4的地区的健康码会直接显示你的全名，贵州健康码会“出卖”你的精确地址，北京、广西则会让你躲在口罩后面的“真容”无处遁形——“北京健康宝”曾经的信息泄露事件，让很多明星不似荧幕光鲜的素颜照片流落民间，被“公开处刑”。

有学者将无法或拒绝接入智能设备的人群称为“余数生命”，他们也许是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也许是不想使用智能设备的技术厌恶者（technophobic）。他们不是大多数，但数量并不少，因为无法被数字化、未经数字认证而成为了“余数”，被“免疫”边界所阻挡，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尽管他们并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的病毒[2]。

当哲学层面的探讨落到现实中，这些人则可能面临被边缘、被歧视、无法通行、无法获得扶助的困境。如何在数字状况下安顿“余数生命”？这是管理者们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系统开发者们不能忽视的人文面向。

各地区分别就“接入困难”的人群（本文特指老年人）做出了哪些程序设计上的倾斜？

由图可知，结合各地人口结构来看，并非老龄人口占比越高的地区适老措施越完善。四川、安徽、江西、云南、宁夏五地表现亮眼，不仅推出了“老幼助查和他人代领”功能，针对老年人推出了特别版本：字体更大，操作也相对便捷。而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广西、青海几地的健康码则尚未见明显的适老举措。

健康码旨在存档每一次流动。疫情之后，无论出差、旅行、探亲……落地后等待你的，永远是一张打印着当地健康码二维码的立牌。一旁的喇叭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请打开xx健康宝，扫xx码登记。”

你人群中挤出一个缝隙，探出手机努力对准二维码，手忙脚乱地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有时甚至还需要录入人脸），一个新的陌生的“码”名跃然眼前。是的，不是所有码，都叫“健康码”：

地名+“健康码/宝”的组合平实朴素、最易推断，像“北京健康宝”“天津健康码”；有的地区喜欢使用简称，“藏易通”“随申码”，它们朗朗上口，但对初次来访的外地人来说，便有些难以揣测；还有些依托于当地的政务平台，像“吉事办”“蒙速办”，给人以迅速、便捷、集约的承诺。

搞清叫什么只是第一步，根据许多地区的防疫政策，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与疫苗接种记录，是获得当地绿码的重要证明。当地的健康码平台很可能提供了查询功能，但点开查询入口，却发现只能看到省内信息：明明已经在A地接种了疫苗，B地却无法承认。信息碎片散落在不同的数据库里，无法拼凑出一个“我很健康”的完整证明。

目前为止，有多少省份的疫情信息数据无法互认或需要查询者的手工搬运，又有多少完成了数据库的跨省互通呢？

据我们的实际测评，绝大部份省份的健康码支持核酸和疫苗的查询，少部分可以查询抗体检测结果。而在这些信息的跨省查询上，较多省份可以查询省外核酸检测结果，而对疫苗和抗体数据的跨省查询却并不支持。

核酸的跨省查询支持率高，主要是因为国家层面建成的核酸检测结果信息库，数据由各地上传，再提供给各地健康宝调阅。而全国统一的疫苗信息平台还在建设中。2021年8月5日，一位网友在甘肃卫健委的领导信箱中留言：“我已经在四五月份在广东省接种完疫苗，但是在甘肃省内出示健康码看不到接种信息，导致有些公共场所无法出入，人家只认甘肃省的金边健康码，不认外省的健康码。”得到当地的回复是：“跨省区新冠疫苗接种信息查询工作国家正在积极推进中。”[3]

无论是核酸还是疫苗记录的跨省查询，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似乎都是主要推力，为什么我们鲜见地方政府间主动助推数据库互通的相关报道？

从一地到另一地，注册、换用当地健康码……这些时间成本主要都落在了流动的个体身上，他们对整个健康码系统架构“麻不麻烦”“好不好用”最为敏感。但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在“属地归责”的闭合型行政模式下[4]，打通数据库不能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因此地方促成全国数据库建设的动力并不充足。作为用户的我们，只能继续在各地不同的平台之间辗转，自证健康与安全。

除了动力不足，从健康码被创造、应用、发展的轨迹看，这个系统本就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回溯到疫情爆发初期，2020年1月30日和2月1日，广州、深圳依托腾讯微信平台，相继推出小程序“穗康”和“深i您”，要求返穗、返深人员自主填报信息，并生成二维码供卡点工作人员扫码查验。2月11日，浙江杭州红黄绿三色“健康码”正式上线，成为判断当地市民是否可以自由流动的依据。此后几周，健康码迅速在全国铺开，各地地方政府纷纷联合腾讯、支付宝等互联网公司，推出本地健康码[5]。

一个月后的2月29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全国通用的“防疫健康信息码”。而此时，各地的健康码数据库早已建成，在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已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防疫健康信息码”推出之后，国家层面推动全国健康码互认的标准和意见从未停止，促进统一的决心有迹可循：

在国家力推之下，实践层面的互认逐渐在部分地区间得到贯彻。2020年3月1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锋称，北京将加强推动防疫相关数据的共享，保障北京“健康宝”与天津、河北地区相关服务的互通互认[6]。但对大多数省份来说，数据库层面的互通进展缓慢，一地一码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

目前的局面是，全国防疫信息码被“闲置”，各省依然沿用自己的健康码，一些城市甚至在省码的基础上再增加了市码。最近崩溃的“西安市民一码通”，便是西安市在陕西省健康码系统之上的“加码”。据我们对西安市民的采访，西安市内几乎不认“省码”，只认“市码”。

这种层层加码的现象并非个例，目前在国内，各省的健康码使用模式可以简要分为全省通用、省会独立以及多个市区拥有市级健康码三种。

如果说，省级的健康码无法互通，是因为各省早于国家已经创建了数据库。那对于已有省码的市区而言，再增加使用“市码”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一套码的背后，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库和数据存储结构。相比于从上层的省级甚至国家数据库调取数据，数据库的管理维护权在自己手上显然更方便。同时，疫情形势千变万化，不同地区的防疫政策也多有差别，时时变动。如隔离多久健康码才能转绿、何种情况健康码需要转黄等等，相较之下，自建的健康码平台拥有更多依时依事灵活调整的空间。

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也呼唤着互联网思维的渗透：以用户为中心，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用户的需求和痛点。丝滑的用户体验，定能换来更积极的配合，更高效的防疫——说到底不过是“以人为本”和“推己及人”。

但知易行难，从最近暴露的问题可见，对数字化的迷信使疫情治理频频出现“一刀切”现象，遭致诸多质疑。

码有二维三色，但人在疫情中可能面对的境况却不止千般万种：徘徊街头的考生，饥肠辘辘的居民，急需救助的父亲，正在流血的孕妇……如果将一张电子凭证作为放行的唯一标准，放弃了对这些无法被数字化的人与困境的体察，那么这样的“精细治理”实则流于粗疏，这样的“智慧城市”注定缺乏温度。

数据采集和分析：蔡静远 邓海滢 江婧怡 何伊静 邓依云

王诗涵 张瑞 吴洁 余婉遥 顾璐杰 宋欣然 单子郁 汪瀚

设计：汪瀚 张瑞 邓海滢 杜天舒

文案：葛书润 蔡静远

美编：林子璐

监制：方洁

头图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李远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