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铎 || 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本来，我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我父亲，不小心把我给搞成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我九岁时回到农村，父亲将我送到村里的小学。刚入学不久，学校统一布置作文，不论哪个年级的，都要交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还开了全校的动员大会。老师告诉学生们，回到家，让父母诉说旧社会苦难的生活，和今天的幸福生活做个对比，就是忆苦思甜的作文了。
这下父亲便脱不了干系，非得给我讲讲家史，否则我就无法完成作文。被逼无奈，父亲终于安排了时间，给我讲家史。
我们家是贫农，当初按家庭的状况，要给评为雇农的。如果评为雇农，就可以多分一些地主家的财产，但我的奶奶坚决不答应。所以我们是贫农出身。也就是说，解放的时候，我们家除了宅子以外，没有一分的土地。全家人的生活，全靠我爷爷给地主家当长工。
“那生活是不是非常艰难呢？”我问。
其实不是，父亲说。他小的时候，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总是饱饱的。因为，爷爷和奶奶曾经是开染坊的，方圆百十里闻名，是这一带的首富。后来，家里被土匪洗劫，他们抢了全部的布和积蓄，十里开外的路上还有土匪被县大队追赶时丢下的布。被抢以后，为了赔客户，爷爷奶奶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当然还不够，只好请本家的也来帮着还。
我们村最大的地主，也是我们的本家，帮着还了不少的债。从此，我爷爷就像是签了卖身契一样，给这地主（他本家的叔叔）家当长工。
这地主，有个儿子，跑到北京念了辅仁大学，还找了个妻子，是燕京大学的。他们两口学成后没有想干什么大事业，而是回到村里，当起民办教师来。父亲五岁时，他们便将父亲接到学校，和他们两口同吃同住。不光是教四书五经，连数学、物理、化学，甚至英语都教。
父亲十二岁的时候，该上中学。碰巧孙桐萱将军要在郑州办桐萱中学，计划招生五十人，因为报考的人实在太多了，最后招了一百五十人。在碧沙岗的树林里考，每个考生身边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父亲虽然年龄最小，却考了第一名。因为其他学生年龄大，学校发了士兵服，而父亲没有合适的衣服。开学典礼上，父亲还要代表新生发言，来参加开学典礼的，除了国内的一些大人物，还有欧美教会来的洋人。服装很重要，最后孙将军给他找来了黄呢料的校官服，从此在学校一直穿着。他说，有时走在大街，遇到官兵，官兵就会赶忙给他行军礼。
因为是洋人也来参加的典礼，所以，要求新生发言用英语，当然是教师写好的，他只是一句句背下来。没有想到，几十年了，竟然也不会忘记。
讲着，父亲背了一遍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英语发言。
我听了半天，问：“那，忆苦思甜呢？”
父亲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写，你抄一遍交了吧。”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他写了旧社会，我们家多么多么穷，用了一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锥”字，是我第一次见到。作文的最后是：“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大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
哪成想，那时的学校，布置归布置，学生根本不予理会。全校，注意了，是全校，只有我这个新来的交了作文。在忆苦思甜的总结会上，老师不但表扬了我，而且念了我的作文。
总结大会一结束，就有一群人将我围起来，口里喊着：揍这个接班人！
因为刚回到农村，父亲还处在监督改造中（这样工分就少一些）。没有房子，借住在一所半露天的房子里，那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吃不饱肚子，加上我在学校自从成了接班人，整天受欺，就从学校退出来，自食其力，也可以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
我的任务就是养猪，养鸡。它们的口粮，就是我每天割的草。那时的我，身上长满了疮，手脚全都冻烂了。身上烂了，就抹些红药水、紫药水，像是纹了身的。药水不管用的病，就全靠自身的抵抗力。有一次得了流感，昏昏沉沉几天，路都走不稳，还要坚持去割草，不然猪、鸡会饿死的。
一边割草，一边思考：我为什么会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父亲告诉我，共产主义是最美好的时代。到了那时，干活是“各尽所能”，生病了可以不去割草，分粮食的时候是“按需分配”，需要多少，就分配给你多少。
这太美妙了，我立志真正当好共产主义接班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一生。
依然是肚子饿，依然是衣不遮体，所以我要加速思考，如何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我需要的东西太多了，需要衣服，需要吃饭，需要取暖，需要玩具……
可是，我越想越胡涂，问父亲：“按需分配，谁来决定我需要多少呢？”
父亲说：“是生产队长，或者大队支书。”
我问：“可是队长说，他自己需要一百斤粮食，而我只需要一斤怎么办？”
父亲告诉我：“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每个人觉悟都提得非常非常高，他都恨不得只给自己分一斤，而给你分一百斤呢。人想多吃多占，其实就是个‘私心’在作怪，现在不是天天讲‘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么，到那时，人都没有私心了。”
这多好啊，我想。可是有一天，听到支书对别人说：那个叫“司批修”的真倒霉，天天挨斗。原来他们是这样理解“斗私批修”的，他们能消灭掉私心吗？
私心消灭不掉，或者消灭掉要等几千年怎么办？再与父亲讨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事，父亲说，既然他们的私心去不掉，你就争取当“按需分配”的分配人，当队长、当支书。但是我们是黑五类家庭的可教子女，没有资格当队长、当支书。父亲建议说：那就学个手艺，比如绘画、比如理发，这样自己挣，就不需等别人分配。
长大了，我没有当画家，也没有当理发师，因为我总是念念不忘，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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