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这个“经”字,本来没有丝旁,就是个“坙”。它是个象形字。下面的“土”与“土”没有关系,是坐的木板;上面的“巛”本来写作三条直线,整个字像比较原始的织布机。因为织布首先要将直线搭好,然后用梭子在这直线里穿来穿去,梭子上也有线,就这样,穿来穿去就织成了布。
后来为了明确这是和纺织相关的,便又给它加了个丝,成为“经”。其本义就是直线,而且是纵的直线。横的叫“纬”。
和“经”一样,“纬”的这个丝是后来加的,它本来是“韦”(韋)。这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兽皮。在还没有布的情况下,人为了遮羞,当然也为了取暖,往往用树皮、茅草往身上裹,有本事的人则可以有兽皮。
兽皮带毛的,就叫“皮”;如果将毛去掉了,改叫“革”;如果再加工,就是经过“鞣”(去掉油脂、水份等的加工方法)以后,叫做“韦”。因为加工过了,就比较柔软且结实,并不是用来做衣服(如果做衣服,那是王公贵族穿的),而是先切成条,用来做最需要韧且结实的东西,比如束在腰间的腰带,比如梱扎重要东西的带子,特别是捆书。因为那时的书还都是竹简,必须用比较结实的绳子捆起来。孔子读《易》时,因为读的遍数太多,这带子(韦)就断了三次,所以叫“韦编三绝”。这个“韦”字,也是象形的,就是一梱东西上横着捆上的带子。
经是正的、直的、南北的;而加了丝后的“纬”则是横的、东西的、可以圈起来的。所以,最初它还可以写成“回”字,是不是更象形了?不过这时读音还是按纬来读。
经是直的,它上升到意识形态,就是让人遵循的道理。汉代独尊儒术,便将孔子整理过的书称为经,也叫正经。而纬和经是相对的,是不正的,是旁枝的,汉代人便将那些非正经的又用大量“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来附会解说“正经”的东西叫“纬”。
韦是横的,给人以不顺的感觉,所以它就常常用来指“背向”,后来加了辶成了“违”。它也指超出了正常范围的,比如加个亻成了“伟”,就是个头儿大的意思。唐僧玄奘到了西方,看到象,就大呼“伟大”。“伟大”可能是基因突变让人长成了傻大个儿。可是日本人学汉语学得不精,以为大的就好,就在“伟”或者“伟大”里,加上了优雅、美好的含义。
如果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当然应当用“正经”而不能用“伟大”来形容日本人所谓的“伟大”的东西。所以,“伟大”如果用来修饰人,那也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最初,正经只用来指孔子编辑过的书。如《诗》、《尚书》、《周礼》、《易》,还有孔子自己写的《春秋》。其他人写的就只能叫“子”,如《孟子》、《荀子》等等,连《论语》也不是经(宋明时也归到了经),因为没有经过孔子编辑,是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编的,也应当算到“子”里去。
其实,这些“经”原本就是一般的书。尤其是《诗》,它就是大家围着篝火唱的情歌集,当然也混进去一些比较像国歌那样的“颂”等等,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孔子编它,是觉得它顺口、易背,可以当识字教材。可是汉代人非要将之“经化”,让《诗》变成《诗经》。
妻子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汉代如何将一般的历史、诗歌变成经的。人们从原始人进化成文明人,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建设,需要将一般的东西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是爱情诗,那也是宣传后妃之德的。《伐檀》本来是准备出嫁的姑娘炫富(未来夫家之富)诗,也要变成讽刺不劳而获的。《经》就是指路的明灯,是人人都应当研读的,尽管它们原来并不是“经”。
可是汉魏时,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很多,把本来的“子”也改成了“经”,如《老子》变成了《道德经》,《庄子》变成了《南华经》。当然这两位的著作成了“经”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是道家的首创者,可是《墨子》也变成了《墨经》,一篇《离骚》成了《离骚经》,这是不合理的!后来还有什么《茶经》《棋经》等等。每当看到这些以子乱经的现象,妻子就会生气。
她一生气,我就要讲个笑话让她高兴起来。这次我讲的是我经历过的事:
我上学时,有一次考试,一位同学正在答题,突然低声问我:“《道德经》是谁写的?”我便悄悄告诉他:“是老子写的。”考完试,这同学差了一分没有及格,非常生气找到我,大喊:“你骗我!”将他的试卷扔到我面前,我一看试卷,《道德经》填作者那道题上面果然是个红叉,再看他填的内容:《道德经》的作者是——李铎。
妻子听了哈哈大笑:“这同学也太傻了吧,怎么李聃和李铎都分不清呢?”
〖本系列前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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