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知识报国的现实经济学家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他被SCI和SSCI授予经典引文奖以表彰他的文章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他是一位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论见洞察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而在对他的传奇经历的短暂关注之后，人们对这位来自宝岛台湾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也更多地聚焦于其学术贡献与中国观的追求！

1952年新中国完成了建国以来的经济恢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这一年10月15日，中国台湾宜兰农村，林火树的第三个儿子诞下，孩子方头大脸，额顶宽阔，按照台湾的习俗来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林火树为他取名林正义，意即儿子做一个正直正义之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大师林毅夫。

在姑妈、哥哥、姐姐们的关照下，林毅夫健康地成长。宜兰当时还是个比较穷的山区，家里的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大哥出外做工以补家用，每日中午回家，只是靠着灶台摸一摸，灶是热的便会留下来吃点饭，若是凉的便转身不声不响地走掉。这些深深地印在毅夫的心里，他决心有一天以自己的成就来回报全家对他的期望。

林毅夫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和海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些也造就了他与大山大海一样博大的胸怀。林火树夫妇虽然只是乡下的平民百姓，读书不是很多，但很有正义感，在当地颇受尊重。他们不仅给了毅夫一个健康的体魄，更是言传身教教导他要做一个正直诚恳的人。毅夫也会拉着父亲给自己讲当地的故事，讲三国、岳飞、郑成功，也讲《七侠五义》《水浒传》。在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里，毅夫学会了如何去判断是非、好坏；而在小学、初中的老师们也常常激励他，鼓励他做一个有用的人，勇敢地承担国家社会的责任。

背负着老师、亲友们的期望，从此以后，林毅夫一直是学业上的尖子生。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最好的大学里学习，并且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1971年考进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不久，年轻的林毅夫来到成功岭接受大学生培训，培训令他感觉到读书报国的方式还是太慢，慎重考虑之后，林毅夫决定投笔从戎、改读陆军官校。此举在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台湾引发了社会相当的震撼。然而，当年台湾部队里的习气并不是年轻的林毅夫可以想见与接受的，到部队后不久，接受更高的教育又成为他的目标。1976年，林毅夫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台湾年轻人梦想的学校——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攻读MBA。三年后，林毅夫成为台湾很早拿到MBA的人。

林毅夫从小就喜欢历史，尤其了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列强欺负的屈辱史。因此，他很早就思考如何使中国富强，这也从来是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讨论的话题。在林毅夫心里，自己就肩负着这个责任。在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强国的问题，尤其是“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事件之后，林毅夫更觉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内地。从念台大、入军校、读MBA，林毅夫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报效国家、如何使中国强大。到部队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考更加强烈。1979年，林毅夫冒着危险毅然来到大陆。若干年后，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林毅夫谈到回大陆的直接动机时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所以说，这个转变不是从某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

而此刻，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同时，在农村，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有两千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从此以后，家庭出身这样的政治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中国，一场更为深刻地改革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富强才是中国的生存之道。

1979年，中国人民在希望与笑声中开始新的春天。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生机已经开始在田野里萌动，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大规模推广，但在许多地方已经悄悄地试行开来。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怀抱着强国富民理想的林毅夫已经坐在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课堂里，攻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开始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他明白，要强国必须先学得知识、了解中国社会。

多年以后，“发现了林毅夫”常被人戏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兹1980年的那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舒尔兹当时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大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兹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当时，英语流利又懂经济学的林毅夫成为为舒尔兹做翻译的首选。在短暂的接触与交谈中，他的信心与才气完全征服了这位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兹问林毅夫：“愿意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吗？”就这样，林毅夫成为了舒尔兹教授的关门弟子。从此，林毅夫的人生改变了，这是他从未想过的。

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大学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着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国内经济学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对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林毅夫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的成绩却令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侧目：他用四年时间在同期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别人需要5-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更受到要求严格的舒尔茨教授的盛赞，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成就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劳：四年间，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与研究中，没有一个休息日，没有去过一次国家公园。芝加哥的求学经历使林毅夫接受到了严谨的学术训练，在经济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计量分析方法上锻炼了高超的技巧，对国外通行的学术规范他已能驾轻就熟。15年后，林毅夫已经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再次返回芝加哥大学时，已经是作为母校“盖尔•约翰逊经济学年度系列讲座”的首讲人了。

1986年，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此时的林毅夫，已经在美国经济学界小有名气，他的研究工作开始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而此时的中国大陆，在研究条件、信息交流各方面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内研究不但不能很方便地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即便查阅外文文献都十分困难。是留美还是回国？这一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再一次支配了他的选择，1987年，林毅夫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随他回国的是30箱英文文献的海运集装箱，这也是赴美5年林毅夫带回的唯一的资产。

这一年，林毅夫35岁。而在35岁之前，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通过学习，他吸收了从事经济研究与中国研究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养分――从中国历史文化到中国现实经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在林毅夫看来，世界上的经济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往往是高度重合的，他坚信，再过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清贫与冷静中度过了人生最初的35年之后，林毅夫确定了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人生道路。

1988年是林毅夫学术生涯中的特殊年份。在这一年，豁然开朗的林毅夫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于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能在36岁的时候形成自己的体系可谓奇迹，而林毅夫做到了。

这要从他回国说起。1987年回国之后，林毅夫就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第二年，林毅夫因公出访印度。这一次出访却机缘巧合地解决了一个困扰他已久的学术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才开始松动。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评价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它是如何形成的，其理论逻辑是什么，怎样由计划体制成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对经济理论而言是个巨大挑战。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进程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问题也随之暴露，而且改革发展越是迈向纵深，问题暴露得就越彻底，展现得越深刻。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城市化水平很低、城乡差距很大、不少农民生活在温饱线的边沿等等，许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地摆在了中国改革的面前。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还是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给出现成的答案。

在与印度计委座谈、随其参观的过程中，林毅夫发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其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差，也不比中国少。印度也有计委，也要安排怎么挑拨化肥、怎么审批项目，跟国内计委的工作十分相似。如果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那这些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困扰国内经济界、企业界的问题还是因为国有的产权引起的吗？有没有最根本的“因”呢？

同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十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决策层和理论界纷纷讨论通货膨胀的起因、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中央为了对付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同时组织理论界探讨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林毅夫在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缩、一缩就死的周期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使这种“活乱”循环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年，在《人民日报》举行的一次新刊发行大会上，作为经济界要人的林毅夫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提出，在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以瓶颈对速度的制约、通货膨胀压力、腐败现象滋生和体制周期复归为内容的所谓“活乱”循环，这些都是政府对利率人为的压制造成的，而政府之所以要压制，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重工业要优先发展。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得不到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西方的列强所以能称霸寰宇，靠的就是船坚炮利，船坚炮利的基础正是重工业。在“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的意识指导下，在国民经济刚刚从内战的伤痕中恢复以后，我国政府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开始了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要战略目标的计划经济模式。

客观地讲，这种发展战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有了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上天，能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以这么短的时间拥有只有发达工业国家才有的重工业体系和军事工业能力，这个发展战略应该来说执行得是非常成功的。然而，这样的增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侧面来说，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等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林毅夫指出“这种增长是高度无效率的”，“表面上持续高速的增长，实际上依旧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受赶超模式下经济成长代价影响的诸多要素中，生产要素增长极其缓慢，1952-1981年间该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中国成为该指标“增长最慢的国家”。

而与中国取得政权和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时间大致相同的印度，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极为相同。印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创导者尼赫鲁曾一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印度这一战略的实际制定者马哈拉诺比斯在其设计的印度“二五”计划纲要中曾明确阐述：“工业化的速度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煤、电、钢铁、重型机械、重型化工生产的普遍增长……所以，必须竭尽全力尽快地发展重工业。”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在国民经济结构中高度计划，对一些工业部门实行了高度保护和补贴的政策，这些产业和企业处于不受外来竞争的垄断地位，反而使其失去了技术创新动力和改善经营管理的激励，结果效率非常低下。1955-1975的二十年间，印度制造业的总要素生产率一直是负数。

赶超战略的倡导者主张根据先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结构规划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跨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以实现发展的高速度。二战后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发展战略也都是主张赶超的。比如，当时发展经济学中比较流行的中心外围理论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一个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则生产高端的资本密集产品。因而价格市场往往由发达国家控制，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大的买主都是他们。另一方面，初级产品欠缺市场弹性，供给一多，价格马上会下降很多。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活动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形成了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依附的关系。“中心外围”的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要脱离这种依附关系自己来搞，尽早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这些理论听起来十分有道理，不少拉美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印度、拉美所进行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提前发展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产业，建立资本密集的产业，但结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拉美国家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很慢，阿根廷在世纪初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水平接近，而到现在却只有美国的1/3，并且长期陷入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巴西也好几次宣布停止还债。

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人均收入非常低，按照国外一些学者例如Maddison的研究，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即使按照比较有利的购买力平价的方式来计算，也只有美国的5%左右。从人均收入的水平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生产要素水平。中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体，在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和产品上是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这样的产业和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在五十年代发展重工业就属于赶超了。而政府还相应地建立了一套扭曲各种价格信号、依靠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配置各种要素、在微观上以国有制及没有自主权的企业管理机制和农业的合作化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林毅夫提出，如果不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出现困境的根源上讨论问题，就难以提出对症的药方或有效的对策。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林毅夫著称于世的“三位一体”的理论。

靠这样的制度安排，我国在当时实现了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的目标。但是，因为有限的资源都被动员来发展重工业，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又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反而得不到发展；没有自主权的企业管理机制造成国有企业的工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好的企业和干坏的企业一个样，从而使工人的积极性很低；农业合作社解决不了社员的劳动监督的问题，农民“上工一条农，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积极性很低；所以，整个经济体系效率非常低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在比较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中两国在赶超发展过程中惊人的相似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之后，林毅夫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使得两国会出现如此相近的情况呢？经过细致的观察、深入的调研和严密的思考之后，林毅夫脑海中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活乱循环”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那个最根本的“因”逐渐浮出水面：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未能赶超成功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所共同选择的赶超战略，以及相配套的扭曲产品、要素相对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政府干预型的管理体制。他开创性地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放弃赶超战略，发挥比较优势。

“我们的目标是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十年将新加坡建成第二个斯里兰卡！”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林毅夫碰到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时这位新加坡经济政要的一句讲话，这句讲话对林毅夫的刺激很大，为什么新加坡并没有什么赶超目标却可以在短短几年间取得经济腾飞呢？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近几十年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它们实现了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这似乎代表了另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无疑是一条成本高昂的经济发展道路，利用政府的力量将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来发展重工业，代价不可避免地会大大增加。而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充分反映其供求关系和稀缺性，是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定的发展条件的基本前提。与比较优势战略相对应的宏观政策环境是由市场来决定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并依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引导整个经济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这也引发了林毅夫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发挥资源比较优势而实现了高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四小龙”，也是从二战后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在上个世纪中期，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也很低，资本和外汇极为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100美元左右。而在它们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走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也是受自身条件的影响，而是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出发，放弃了一开始就发展重化工业，实行次级进口替代的作法，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展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更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1965-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13%和7.9%，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为11%；而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平均仅为5.6%，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7.7%，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为9%，市场经济工业国仅为4.7%。在随后11年间，也都保持7%-9%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提高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程度，因而这种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林毅夫开创性地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得按照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发展，不宜做“跳跃式”的赶超。他的比较优势战略填补了发展经济学在赶超战略之后的一个空白。经济发展的成功取决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借助于发挥比较优势去追求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近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实绩也可以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为了使这个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林毅夫以中国经济发展来加以论证。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展最快的部门是乡镇企业，最近的近二十年乡镇企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有企业。而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并非因为它得到了政府的保护，而是因为它按照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产品供需变动的市场信号进行资源配置。乡镇企业得不到政府的低息贷款、价格补贴等各种保护，要按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要素，出售产品，要凭借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来求发展。事实上，正是这种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乡镇企业在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时能够较好地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的主要原因，是它在进行资源配置时较好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中国，东部沿海5省是劳动力最为密集、劳动相对过剩最为严重的地区。然而，由于较好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一批以利用相对价格低廉的要素为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像雨后春笋似发发展起来，它们使劳动力过剩的地区最早出现劳动力相对不足的情形，并吸纳了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它们使该地区经济迅猛增长，创造出了更多的利润和外汇，使资本积累得以较快进行，又进一步加快了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广东成为最为发达的乡镇企业的地区。中国和沿海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取得的成功，是表明比较优势对于加速经济发展确实有效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通过自己成体系的理论，林毅夫解答了关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金融改革与发展、国有企业问题、农村问题、财政、对外贸易、宏观经济、转型经济、收入分配等涉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林毅夫坚信，从现象本身理解，经常是找不到最根本的原因的，而且很多对真相的理解未必与主流的思想一样。同时，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寻也向着越来越深入的地带迈进。

在指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问题之后，林毅夫开始试图在理论上探寻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对策。和“三位一体”理论相对应，他将中国经济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微观层次推行以调动劳动积极性为目标的管理机制改革，这是整个国家改革的“起步环节”；第二个阶段是配置资源的计划体制的转型，以减少由中央计划配置的资源的数量和范围，逐渐限制这种配置方式并拓展市场因素；第三个阶段，全面推行价格改革，包括生产、原材料、服务等所有要素的价格形成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原则的本质性扩展，改变国家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林毅夫对于阶段的划分使得确定市场改革的“经济逻辑”成为可能，同时对世界主流的转型国家的经济改革理论发起了挑战。

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休克疗法”改革。这种由发达国家知名经济学家建议和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受到国际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称道，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则被断言有着致命缺陷，必然会失败。然而，事实却与这些经济学家的论断恰恰相反。两种改革方案的效果截然不同，中国的成功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成功背后的奥妙何在？世界经济学界都翘首以望。林毅夫用诱发性制度创新理论予以了回答。

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所拥有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全面推行它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因此，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林毅夫在其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转型》一书中着力体现了他自成体系的理论。全书方法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由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与既定的社会基础制度无关，并且可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展开。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差异是“无关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与发展战略的选择无关。这本书在经济学界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经济学界的目光由此聚焦到中国。

在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国家的转型正在进行。林毅夫的著作更引发了俄国学界与政界大讨论。俄国学者在公开发表的研究刊物上附议林毅夫的观点：“《中国的奇迹》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分析，而是在于它表明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战略的缺陷和纠正这些缺陷的方式。它不仅描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的转轨模式，而且展示了如何在给社会带来最小损害的条件下执行这样的转轨。”在同是进行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国家获得如此理性的称颂令整个世界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刮目相看。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家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Yakov Pevzer在评价林毅夫的这部著作时说道：“（这本书）通过使用制度比较的方法，并和多维的国家内的多种状态相联系，作者创作了一个重要的著作，按照它的科学水平，它也是分析世界经济的最新变化的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由于俄罗斯的读者缺乏对我们伟大的邻居经济的状况的了解，这一著作的价值和它的译本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俄罗斯的学者们在评论中丝毫不吝惜“最”、“重要”等词汇，评价这是一本“高标准”的书，“（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评价和结论，这些评价和结论可以在其他国家完成市场关系的转型和改革过程中起到借鉴的作用……不仅增加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而且让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内部重建的机制以及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有了新的理解。”不仅对于中国问题分析得入木三分，林毅夫的理论已经具有了世界影响，这本书已被译为英、法、俄、日、韩、越等6种文字，8个版本，是国外许多大学中国经济课程和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必读书目，并在俄罗斯被几次修订。

“三位一体”、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成为林毅夫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的基石，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的分析上，解释了众多的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他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用林毅夫自己的话来说，“88年以后，我写的东西到现在基本都是一致的。”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的理论正在经历着时间的验证。

镜头一：

1996年，河南省新密市白龙庙村，年过花甲的农民谷庆恩已是四代同堂。这一年，他家新盖起了两层楼房，谷老汉没有拆掉旧房子——一间是民国二十八年建的、一间是1964年建的，谷老汉直到1979年才有余力将这第二间房上挂上成瓦。就这样，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变迁不经意地浓缩在谷老汉小小的院落里。70年代的中国农村，不仅是谷老汉家，就是在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珠江三角洲和今天已成为中国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农民住的也不过是极简陋的房子。

而那样的房子今天在东南沿海几乎看不到了。这奇迹般的变化是在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到农民手中，但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使农民们在失去土地支配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1978年秋天，山东东明县柳里生产队的三百多口人，悄悄集中在村委员大院，商量把土地承包到户。与此同时，在安徽农村，类似的探索已经不声不响地进行了一年。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使土地在农民手里边奇迹般地由瘦变肥了。1982年春节，中国农村的改革已经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随着全国98%的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走到了尽头。1984年10月1日，得到了实惠的中国农民簇拥着“联产承包好”的彩车到天安门参加了建国35周年庆典。

国外的经济学家们惊呆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中国农村奇迹的论述见诸各大学术刊物及报端，国际上对于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经验的好奇愈演愈烈。但是，在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却争论不断。有识之士们知道，他们要尽快的总结出经验，因为他们正创造着历史，但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令学者们举棋不定。

此时，在学术界对于中国农业从1978年以后的快速增长的原因看法不一。农业增长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几个现象，一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化肥等农业科学技术，有人认为是技术的影响；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也放开了长期压低的农产品价格，使之大幅提高，所以有人认为是政策的影响；还有人指出是实行联产承包，新的制度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农业经营制度变化的影响等等看法。在这些现象中，人们分不清到底是哪一个因素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林毅夫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定量研究，他使用1970-1987年中国主要农作物的投入、产出分省数据及各种政策变量，利用分省时间序列数据估计技术，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与其他改革措施和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区别开来。他在综合复杂的数据资料与现象环境中找出脉络，凭借他所掌握的扎实的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手法，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和规范的学术方法证明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所使用的经济研究与分析的方法符合国际潮流并且严谨规范，他所证明的假说很快获得了国际权威学术界的认可。1992年，他的研究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发表于顶级的经济研究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该文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授予1993年度的“政策论文奖”，还被SCI和SSCI授予《经典引文奖》以表彰其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是中国大陆参选的47篇优秀文章中唯一入选的一篇。

此时的林毅夫，已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专家了，但他没有停止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层思考。他知道，在中国，要富必须是农民富，要强得先农业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有70%的农村人口，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解决好农村问题。解决好农村问题就得把中国农村许多未解的经济问题搞清楚！接下来，他将目光放在了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的研究上。

镜头二：

1958年秋天，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创出中稻亩产六万多斤的大卫星，随后广西环镇县又放出十三万斤的“卫星”，小麦、玉米、棉花等“卫星”接连上天。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人们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小有多大产”的口号，人民公社化运动热潮进一步助长了本来就很激烈的农业“大跃进”狂潮。不断攀升的“产量”使人们误认为，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人们越来越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在河北徐水县，按劳分配的原则被取消，工资制也不再实行，所有的人都有一份津贴；而日常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甚至理发、洗澡、看电影，一切都由公社包起来，叫做“十六包”，并准备在5年之后的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1959年底，“大跃进”的弊病明显暴露，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催逼贷款，中国陷入了经济极度困难时期，这就是1959-1961年的农业大危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到处是饥饿与混乱，中国当时因饥荒死亡了3000万左右的农村居民。1961年6月，中央取消了“十六条”，在年底及次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将他的《卜算子•咏梅》印发给全体代表：“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而对中国农业问题深层次的研究还在继续。对于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不知道；对于中国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发生的影响这些问题，中国也在探索。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评价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保持沉默，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经济学界才开始有所涉及。主要局限于三种解释：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人民公社内部管理不当加外部政策失误；三是公社规模太大造成社员劳动缺乏激励。林毅夫以经验资料检验了以上三种假说，发现这些假说都与经验事实不符，不是导致此次农业危机的主因。他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这场大危机，指出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农民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退让自由原则遭到破坏，退出权被剥夺，农业集体组织的性质因而演化为一次性博弈，自我实施的协议无法继续维持，集体组织中勤勉的成员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遏制其他成员的偷懒行为，结果必然是农民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滑坡，酿成现代社会十分罕见的大灾难。林毅夫的论断文章《集体化与中国1959年至1961年农业危机》发表于1990年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

林毅夫的论见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大讨论。1993年，美国出版的《比较经济学杂志》破天荒地出了一个专辑讨论林毅夫这篇论文，这在国外学术界十分罕见。直到今天，这场讨论仍然持续在国际学术界。以研究饥荒和社会福利著称的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K.Sen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他认为食物获取权的被剥夺才是饥荒发生的最根本原因。Sen的假说对国际经济学界分析饥荒原因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并以此摘取诺奖。Sen已经充分证明，即使人均食物供给没有减少，饥荒也可能出现。但他对食物供应量的衡量指标要么定义在僵硬的层次上，要么定义在高度发达的地区水平上，因而不能直接反驳那些强调局部情况的食物供给不足的理论。林毅夫指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从1953年起，中国中央政府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只能支配完成了上缴定额之后所剩下的那部分粮食。对城镇居民，政府则按照补贴价格定额配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农民不得不承担粮食减产的全部后果，饥荒因而只可能在农村发生。引起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粮食产量锐减；二是城镇居民和农民对粮食的占有权不对称。为了进行经验分析，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杜克大学的杨涛教授使用1954年至1966年中国28个省的时间序列和分省数据，计量分析结果不但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而且表明政策因素比粮食减产所起的作用更大，从而更有力地支持了Sen的理论假说，反驳了传统的食物供给不足是导致饥荒的唯一原因的理论。在2000年1月的《经济学杂志》上，林毅夫发表了他的论文《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关于饥荒成因，特别是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首例经济计量研究论文。

从芝加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研究农业问题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至今，林毅夫的农村理论不仅在学术界被广泛公认，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农村政策。

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林毅夫一贯主张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减少各级政府组织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认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釜底抽薪之举。他主张通过实施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解决我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他的研究成果《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2年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镜头三：

1983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这天起破产倒闭。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读了通告，并当场收缴了这个厂的营业执照和印章。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打破原有的秩序，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们，尽管一下子还难以接受，但改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新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此时重点开始逐步转移到城市。此刻的城市经济体制，总体上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为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原有计划体制的弊端也明显暴露了出来。城市的改革也从解除企业的束缚起步了。

改革在进一步深入。改革之初，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方案的实施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利润率却降低了。许多人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把希望寄托于旨在明晰产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但是结果是好多企业产权责任变化后仍然在竞争中死掉。在国内，由于受国外主流理论的影响，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改革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为强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而进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失败，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是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法。然而，如果政策性负担依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不会消失。前苏联及东欧私有化以后的失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改革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条件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才能逐步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取消政策性负担后，国家不再为国有企业经营失败负责，就可以对国有企业强加强硬预算约束。国家补贴取消，国有企业经理便有理由抵制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的行政干预。因此，林毅夫提出，产权保护很重要，但私有化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企业的自生能力。

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重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并不是优势；由于重工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重工业企业如果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是不具自生能力的。按照林毅夫的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无法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的，靠市场的力量不会有人投资在这样的企业，或是因为决策失误而投资也不会继续经营下去。所以，为了建立这种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政府建立了一套扭曲价格信号、依靠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配置要素以及以国有制和缺乏自主权的企业管理机制和农业合作化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来动员资源，直接投资于这些企业。

由于有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力图发展不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竞争中很难存活，政府就得保护补贴，这样一来，政企就分不开了。而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用主流所认同的现有理论来解释的时候，就会说是经营不好的问题。“这些现象只是‘果’，背后的‘因’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也就是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模式。”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林毅夫追寻着那个最根本的因。

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解释发达国家问题的基础上的，而发达国家基本都有是私有经济，政府不会主动帮助企业，企业都是在竞争的市场中自己做选择，如果不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话就会死掉，这些企业应该来说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因此，在主流经济学中，所有企业在都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不赚钱就一定是管理不好，产权介定不清的问题。

同时，林毅夫看到许多韩国的大企业财团在政府保护之下也发展得很不错，但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也都垮了。垮掉的程度比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点不差。他同时注意到，有些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发展得不错，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收购日本日产，雷诺是一家国有企业，日产是一家私有企业，为什么雷诺可以收购日产？为什么雷诺作为一个国有企业能搞好？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企业产权的问题吗？如果是，这些又该如何解释呢？林毅夫通过分析提出，原因是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资金很密集的汽车产业它有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有竞争力，日产也是资金优势的日本，但管理得不好。如果企业所在行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就看管理好不好，国有可以管好，私有也会管理不好。现在我们好多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没经营好都是因为它所经营的都是赶超的产业。总之，国有企业问题最终还是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

所以，“产权核心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这一点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但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无法自己经营，因而必须委托厂长经理来经营，这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大型私有企业一样，二者都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问题在于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出现了企业内部人员不按照国家意愿经营国有资产、支配剩余的可能性，而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国家对企业的监督因成本太高而无法有效实施。为了避免国有企业倒闭及出现失业问题，政府只得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补贴，预算约束无法硬化。林毅夫否定了私有制是企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他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着充分的信息和公平的竞争，任何一种企业制度都应该是有效率的。如果不存在竞争，则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制度都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复杂的问题似乎都找到了根源的症结。

1991年，党的“十四大”的头一年，中南海，国家领导人齐聚十几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智囊十二次：“我只问三个问题：一是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那为什么二战后还持续快速增长？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什么出现苏联东欧的崩溃？第三，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进行改革，才能快速、持续、健康的增长？”在场的各位经济学家纷纷献言献策。对于主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林毅夫用自己业以形成核心思想通透地解释了，讲得深入浅出，讲话中，主席数次打断他的讲话：“先停下来别说，等我接个电话再继续说”、“等我批完这个文件你再讲”……不愿意错过每一句话。这些谈话对此后的十四大报告与一年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这十二次谈话同样给了林毅夫相当大的启发，根据汇报的提纲加之此后所搜集的资料，以及之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种种思考，他与蔡昉、李周合作写作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

通过严谨的分析，林毅夫解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首先，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其次，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根源在于经济改革过程中一部分环节的改革先行造成了原有体制内部的不适应性，而走出“活乱”循环的关键在于尽快把改革深入到宏观政策环境的层次，并从根本上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第三，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改革，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逾越各种障碍；而不断获得成功的改革又将有力地支持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所以，这个世纪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奇迹绝非天方夜谭；第四，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道路。而东欧和前苏联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因而迄今没有带来增长和收益。

“每个人年轻时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1998年5月1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教授基金仪式上动情地说道。地点，朗润园。

朗润园位于未名湖北，与圆明园仅一墙之隔，史载为晚清内阁军机处议事之所，上个世纪末关于中国前途的许多决策诞于这里；北大源于京师大学堂，是100多年前的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的遗迹。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中注定这里会诞生些关乎中国发展命运的什么。

今天，朗润园已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地，中心新建办公院落“致福轩”便坐落于此。正屋楼阁轩房廊屋共129间与致福轩回廊曲径相通，假山错落、花木扶疏、小桥映带，湖水环抱亭台楼阁绿树掩映，既有江南园林之古韵又富皇家殿宇之神采。迴转之间，无时不透露出设计者与建筑者浓郁的中国情。

今天，这里聚集着二十余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出类拔萃的经济学研究学者，培养了数百名通习中国经济现实与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中国学生。

20世纪的最后几个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而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很多新的问题，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事实证明，这个时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快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有一大批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奔走呼号，整个社会形成了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共识。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合法化、制度化，还是中国改革体制转轨的方向，经济界人士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更有扎扎实实专业知识的人去引导社会思潮，影响社会，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保证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也需要一批对中国了解的，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人来做研究。而研究需要一个群体，一个环境，“就像围棋一样，必须有两个眼才能活”。林毅夫明白，一人之力不够，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不是几人之力能致，而是需要一批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而教育这样的人成为林毅夫实现报国梦的人生追求。

林毅夫认定，只有人才相对集中，才能发挥最优的作用！“创办一个这样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林毅夫与同期及稍后回国的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达成了共识。1994年8月，已是国务院副局级干部的林毅夫自贬两级来到心思所系的母校——北京大学，在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前校长吴树青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从筹备期勺园5号楼的半间房，到老地学楼的2间半办公室，到朗润园如今典雅别致的致福轩，中心发展的艰辛恐怕只有个中人能够体会。1999年，中心五周年时，林毅夫在其致辞中回忆初创时的情形：“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老地学楼的2间半办公室上班，电话声、打印机声、高谈阔论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学生来老师去，拥挤难堪。以当时的窘境，很难想象我们今天真能拥有致福轩这片宽阔、优雅的昔日皇家园林为办公、科研的场所。”在中心工作了十年的邢惠清至今还记得，1994年随林毅夫行至房产科领地学楼钥匙的情形：“真的是一点点做的，我们走到那儿人家说假期不上班，我们又走回来。”在她的记忆中，林毅夫往返的脚步都是轻盈的。

这些，妻子陈云英最有体会，这位学识丰富、善解人意的女性也是林毅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分离中等待、守候和进步。“我感谢我的妻子，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没有她的支持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林毅夫提到夫人时总是满含爱意。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是呀，如果不是彻夜不熄的灯光、往来疾行的脚步，对于一位年介五十的先生来说，要管理一个如此规模的中心、承担如此繁重的社会工作、最重要的还在继续着自己平生最热衷的学术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林毅夫不仅做到了，而且在中心十年间始终保持学术文章发表的数量与质量的第一名。

为了筹建中心、发展中心、扩大中心的影响，林毅夫数度南下香港、台湾等地筹集办学资金；为了解决在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后顾之忧，1996年林毅夫与其大哥共同为中心设立了“林氏奖学金”，这是并不富绰的大哥对林毅夫事业的支持，更包含着林毅夫对学生的关爱。“我坚信，我的学生中会诞生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林毅夫的自信从未消减过。

登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与林老师对话”是一个有趣的栏目：林毅夫在网上与学生们聊天，探讨时下最热门的经济问题或是研究最基础的理论。“通过对话的形式让同学们有机会提出问题，对一些观点、理论、事实进行澄清、争论，这种教学相长的学习方式对学生们科研能力的提高大有助益。古代师生之间对学问的探讨经常采用对话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研究生教学的也需要采用这种方式，”林毅夫相信，“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学生们时常常问林毅夫是怎么写论文的，林毅夫于是萌生了开辟一个“教学生写文章”的栏目的想法。“与林老师对话”就是这样一个栏目，它不仅告诉学生讨论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学习到了研究的方法。此外，对于学生们通过e-mail提出的学术问题，林毅夫几乎是有问必答，甚至校外学生的问题，林毅夫也会耐心解答。中心的人都知道的，与学生争论是林毅夫的乐趣，从不疲惫。大家也知道，林毅夫在“理教”开的课总是从头至尾需要加坐位的。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林毅夫十年来没有领过一次学校评的奖教金。每一次，他都挽拒了。

致福轩至彻夜不熄的灯光常常，那一定是从林毅夫的屋子里散落出来的。季羡林老先生与林毅夫隔岸而居，俩人的屋子是窗对窗的。季老常常感叹的一句话是：“中国文科要有院士，林毅夫早就该是了！”

燕园，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地，一代代仁人志士、学者们怀揣知识报国的神圣责任。长期以来，落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提及中国经济时会黯然，中国有着当今世界变化最迅速、发展最活跃的经济，却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即使有少数几位在国际上成了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其成就也主要局限于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数理和计量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对当代经济学思潮和发展方向很难产生直接影响，其成就大都成就于国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发出了经济研究要实现“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呼吁，在国内极力倡导一种新的研究风气，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他也正在以自己实践实现这些梦想。

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国籍与工作地点历史上有一种相对集中的特点。而世界的经济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常常有重合的表现。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中心还在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在经济发展中异军突起，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绝不是巧合，而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特性所决定的。经济学是一套用来解释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各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上升为理论的经济学家，其成就也是世界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只要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是林毅夫所坚信的。这点上，林毅夫的理论使IMF、世行、兰德公司和其他一些学者如A.Maddison和L.Summers同样信服――即使没有充分调用可用的资源，中国的经济在21世纪中期以前也完全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世纪，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梦，一个现实的梦。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心并会随之转移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

林毅夫教学作品

中国经济专题

林毅夫

35.00元

ISBN 978-7-301-21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