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深切缅怀恩师王昆杰先生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深切缅怀恩师王昆杰先生
惊悉恩师王昆杰先生不幸因病离世，我内心十分悲痛。王昆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大地测量学家，他博学多才，德艺双馨，敬业爱生，是深受师生尊敬和爱戴的一代宗师。他的逝世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界的重大损失！
1987年，我有幸成为王昆杰老师的第一批研究生。先生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让我全面成长，终生受益。得知先生离世的噩耗，我的脑海中仿佛张好了白幕，30多年来与恩师相处的段段往事，一幕一幕地映现出来，让我无限思念，无比怀念。
历经磨难 奋发图强
1930年7月，王昆杰先生出生在扬州市广陵区皮市街的一个平民家庭，家中主要以裁缝为业。抗日战争胜利不久，1946年扬州城内爆发传染病，父亲染病去世，16岁的王昆杰先生辍学到扬州市德大染坊当学徒，后因染坊停业而失业。
1950年，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对淮河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治理。王昆杰先生得知淮河水利委员会招人的消息，毫不犹豫报名并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淮河下游工程局技工，在江苏盐城治淮工地当测量员。当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风餐露宿是常态，但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让他在测量工地干得踏实，表现优秀，还获得了二等模范奖励。
1953年6月，王昆杰先生被组织推荐到同济大学干部补习班学习，迎来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他从治淮工地一路辗转来到上海，经过3个月的发奋备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同济大学。因为在工地干的就是测量活儿，他选择了在测量系就读。他特别珍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为期两年的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综合表现非常优秀。1954年5月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班党支部书记。1955年9月毕业生留校任教。
1956年，国家决定以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等5所院校测绘专业的师资和设备为基础，在武汉创办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府——武汉测绘制图学院。王昆杰先生随同济大学测量系离开繁华的上海，来到珞珈山南麓这块荆榛遍地的新校园，以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新学校的建设之中。“祖国的需要在哪里，就到哪里”。这正是王昆杰先生他们那一代学术前辈们身体力行的人生价值追求。
作为学校的创建者之一，王昆杰先生与武汉测绘学院同呼吸，共成长。1956年9月至1965年11月，他任大地系助教；1964年任天文与重力测量教研组副主任；1965年11月至1970年1月任大地系讲师。学校撤销停办后，他于1970年1月至1974年2月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系讲师。1974年武汉测绘学院恢复重建，他于当年12月调回学校大地系任讲师，并接替首任系主任叶雪安先生，担任了十年大地系系主任。1982年9月至1987年9月任副教授，1984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测绘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9月任教授。1994年光荣退休。在服务学校近40年里，他淡泊名利，奋发图强，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业界著名专家和深受师生爱戴的一代宗师。
王昆杰先生专业基础扎实，管理能力很强，一直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时任校长夏坚白学部委员和纪增觉教授都对他青睐有加，他也没有辜负学校的殷切期望。为了武汉测绘学院的恢复重建，他协助夏坚白校长做了大量工作。学校呈报中央申请恢复办学的文件，王昆杰先生是重要执笔人之一，贡献非常之大。他是大地系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在漫长的十年里，他始终积极工作，多方协调，尽心处理各种困难和问题，为大地系教学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关心年轻人的发展，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本科生和硕士生，积极鼓励他们留校任教，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厚实的人才梯队。
王昆杰先生长期从事大地测量、天文测量、卫星定位、河道与水文测量等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科的知名学者，也是我国卫星大地测量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积极谋划和大力支持石油系统开拓应用卫星多普勒测绘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他在我国较早开展了卫星大地测量学、GPS卫星定位技术及其应用等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1965年参加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测绘学会，曾任测绘学会大地测量专委会委员。出版《卫星大地测量学》《理论天文学基础》《GPS卫星定位技术及其应用》等专著。1991年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昆杰先生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气质，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从不与人争利。他潜心教学，精心育人，从不热衷于评奖评先、申报成果。他仅有的几项荣誉都是与教学相关的，如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优秀教师、教学优秀奖等。他才华横溢，落笔成章，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是公认的大地测量系讲课最好的五位老师之一。我听过他主讲的卫星大地测量学课程，他能把复杂的道理讲得栩栩如生。我入校读硕士研究生时，他给我们介绍大地测量专业，他以渊博的知识，绝佳的口才，令同学们折服，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立德树人 甘为人梯
王昆杰先生是我学习科研路上最早的引路人，是我学术研究的启蒙导师，也是我学习、工作和成长方面的人生导师。他对我的影响十分深远，我对他无比崇敬。
我本科学习的是工程测量专业，大学四年级时对空间大地测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跨专业报考王昆杰先生的研究生。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十分优异，但因为报考他的学生特别多，能否通过复试被录取为他的门生，我的心一直悬着。记得复试的主考官有两位教授，一位是王昆杰老师，另一位是薄志鹏教授。复试中有一道题是讲述几何大地测量与物理大地测量的关系，当时我按照本科期间所学到的《控制测量学》和《地球形状及其外部重力场》这两门课的知识做了回答。答完后，王昆杰先生用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方式给我做了清晰的解释，使我脑洞大开。王昆杰先生说，你用仪器在进行测角或测距和水准测量时，首先要整平仪器，这就意味着将仪器的纵轴与铅垂线重合，而铅垂线正好是大地水准面的法线（即重力线），在大地测量学中无论是几何还是重力观测量都是属于大地水准面的观测值，由于它极其不规则，无法用数学公式去描述，因此，才定义一个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的椭球，这就要找出两者之间在高度方向的差异，即大地水准面差距和水平方向的差异，也叫垂线偏差，将地面观测量归算到大地水准面，再到椭球面上进行平差计算。如此通俗的表述让我醍醐灌顶，对大地测量的理解顿时透彻。这样我顺利通过复试，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
王昆杰先生共指导了4位研究生，包括师兄熊春宝，同学孙黄琪和师弟兰虎彪。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材施教，精心培养，倾注大量的心血。他为我们制订了专业课程、外语等周密培养方案，细致讨论确定研究方向，耐心指导科研工作。当时GPS刚刚引入中国，因为急需这方面人才，他就让我一师弟从事GPS数据的处理，从数据解码到基线处理。让我做基础性研究，研究卫星网和地面网联合平差，还让我关注当时比较前沿的航空摄影测量与GPS的联合应用，选题为航空摄影测量和GPS卫星大地测量相结合作为硕士论文题目。王昆杰先生带着我们做了一些GPS开创性的工作，1990年完成了辽宁抚顺GPS网的数据处理，鉴定处理的精度达到1~2个厘米，这在当时是全国最早、最高精度的GPS网。
王昆杰先生的文笔和口才都堪称一流，经他修改的文章常使我耳目一新。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交给王昆杰先生，他进行了全面修改，图表是他亲自用圆规、尺子手工画出来的。他逐字逐句教我科技论文如何清晰地表述，要求逻辑性、结构性都要规范。这篇文章于1989年发表在《武测科技》，虽是一篇短的学术论文，但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极其深远。进入研究生培养以后，我由工程测量系到了大地测量系，大地测量是最基础的学科，难度比较大，要求数学背景知识比较多。王昆杰先生就给我补充安排了一些工程测量外的互补课程、大地测量的主干课程，比如说卫星大地测量学、数学、数学物理方法等。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王昆杰先生夫人王瑛教授是北京俄语学院（现北外）的研究生，两位先生对我的外语学习做了很多指导，要求我既学俄语又学英语，为我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昆杰先生懂俄文、英文、德文，他知识面广，酷爱阅读经典著作。他要求我们除了学好专业课程，还要大量阅读文献，特别重视培养我们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他经常复印大量专著和文献让我们阅读，经常布置外文文献阅读和翻译练习，然后由他亲自修改并指出我们问题所在。他会把经典著作复印两本，他看一本我看一本。在论文调研、收集资料前，他培养我们怎么去查找文献。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查资料就让我们去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老图书馆等。先生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查找训练，快速提升我们的学习和科研能力，让我们终生受益。
王昆杰先生非常尊重学生的选择。1989年我硕士毕业后，先生尊重我的选择，也建议我继续读博士。当年学校只招收4名应届博士生，其中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的3位博士是推免试的，而大地测量专业1位博士不做推免。先生鼓励我积极报考，并为我制定了周密的复习计划，最终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大地测量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昆杰先生还通过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地教我们为人处事，全面发展。1990年3-4月份，王昆杰先生第一次带我去贵州凯里出差。当时火车票非常难买，王昆杰先生是县团级干部，可以坐软卧，他给我也买了一张软卧。那时候出差要求住双人间，但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大床间，先生说咱们既然来了，就这样住。第二天我睡到上午8点左右，朦胧中看先生坐着，后来一闭眼又睡着了，醒来已经9点多。我问先生吃饭了没有？先生说等你一起吃。我说您怎么不先吃早饭，他说你们年轻人能睡，能睡是好事，我年轻时候同样也能睡。这虽然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对我来说，却是发自内心的震撼、敬仰和感动。
后来，为了做贵州兴义的GPS网项目，他带我整整跋涉一个月去现场考察。我们4个人1台车，途经麻江、贵定、贵阳，再到安顺、六盘水、兴仁和兴义，几乎跑遍了整个贵州南部。这一个月朝夕相处，先生耐心地给我讲述了我国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发展史，使我受益匪浅。他从同济大学的测绘学办学历史讲起，到武汉测绘学院建校，再到学校撤销和恢复重建，让我第一次全貌了解中国测绘教育事业。
王昆杰先生十分重视培养我们的实践能力。在贵州，他就开始培养我们外业观测。1990年夏天，为普及GPS技术，他去河南讲学。讲学完以后，他让我们三个师兄弟出去了解社会，开阔眼界。到了8-9月份，他让我们去贵州兴仁、兴义进行野外测量。当时GPS仪器比较贵重，他就派我和孙黄琪坐软卧从北京取6台GPS仪器。我们两个小伙子带了12件行李，一件不落地带到贵州，又进行半个月的外业测绘。后面我的师弟做GPS解码，GPS网基线解算、网平差，我做联合平差。王昆杰先生对我们研究报告进行了认真指导，让我们数据成果特别漂亮。
博士期间，王昆杰先生积极帮我联系引荐，与宁津生院士、晁定波教授三人共同指导我。三位老师都是国内测绘界非常知名的学者，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很多著名学者，对我的发展有很大启迪和帮助。
我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与王昆杰先生的研究方向不尽吻合，但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丝毫不减。他用项目经费支持我学俄语一学期、学英语一学期。他申请到3万元教育部博士基金，就花2万元买了一台台式电脑供我使用。师母也为我精心制订外语学习计划，坚持不懈地帮我提高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师母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特别善良的长者，她一直工作到83岁，为培养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对她特别感激。
我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王昆杰先生认为我有管理能力，建议并支持我学术和管理并重发展，这是他对我的人生规划，也让我受益无穷。
温情豁达 润物无声
王昆杰先生性格纯良耿直，温情豁达。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9年反右运动中，他提出“教育革命中编写讲义不易保证质量，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并因此受到错误批判，但他坚持正确意见，非常大度豁达。
王昆杰先生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时任校长夏坚白先生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帮助良多，他感恩于心。夏先生去世后，他积极奔走帮助解决夏先生夫人工作问题，逢年过节，都带着全家去拜访看望。不单是对帮助过他的人，系里老师同学们有什么大小困难，他都积极协调，真心相助。
对学生，他关爱有加。我们读书期间，学校利用世行贷款购买了一台西门子计算机，解决学生的上机问题。有一门数值分析课的编程实习，有一次我做数值逼近上机实习，把程序编好运行了近2小时，已到中午12:30，想到过了时间食堂就没饭了，就把结果发了打印命令，然后去食堂。没想到竟然打印了将近一尺厚的打印纸，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浪费。计算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打个不停，一查是研究生发出的命令，就强行终止了打印，随后找到王昆杰先生。下午2:30，王昆杰先生打电话找我，耐心地询问我是不是缺草稿纸？我说没有。先生继续问为什么打印那么多？我说那个计算机只有字符终端，没有图形终端，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准备打印出来再查问题。后来先生用自己的钱替我买了那一尺打印纸的单。我问先生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既然不是故意的，就应该原谅。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先生特别爱护学生，特别注意通过感化的方式来无形地教育学生、影响学生。我在日后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王昆杰先生一生清高，甘于清贫。他特别不喜欢应酬，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吃饭。在这方面，他和我的另外一位恩师宁津生院士截然不同。我和宁津生先生经常在饭桌上交流，师徒之间偶尔小酌，尽兴而归。这是我觉得很对不起王先生的地方，不是我不做，是先生坚决不愿意。但是有两次聚会，先生是破例参加的。一次是亲自参加我的婚礼，另一次是参加77级同学聚会。2018年77级同学返校聚会，邀请先生作为时任系主任和授课老师参加。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耳朵也不好，不愿意参加。77级校友们知道我是他的学生，委托我转达他们的强烈愿望，结果87岁高龄的王昆杰先生参加了人生最后一次校友和学生的聚会。
恩师王昆杰先生和师母王瑛教授都是知名学者，两位老师相濡以沫、相知相守的60年，他们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也是一段佳话。先生夫妻和睦、父慈女孝，家风良好，家里特别温馨。我从读书时就经常到先生家里请教问题，后来工作成家后，经常带上夫人孩子一起拜访，几十年从未间断。每年有3个节日，我只要在武汉，就一定会去看他。这3个节日是元旦、7月4日先生生日、教师节。如果我不在武汉，就会托爱人或者小孩去看他。每次见面，我和先生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学术到工作到生活，一聊就到晚上十一二点。先生讲述任何一件事情，都表达得井井有条。先生晚年听力极差，当我们和师母交流时，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先生在武测工作生活近70年，他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我国的测绘科技事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我们的每点进步他都非常高兴。
作为学生，我很愧疚为先生做得太少。他几次生病，因怕影响我的工作，都没有告诉我。先生74岁那年不幸患上非常复杂的口腔疾病，经历了6次大大小小手术。他和家属对我十分信任，很多治疗方案都是我和医生讨论确定的，他总是积极配合，坦然面对。其中2018年，他需要再一次做手术，先生觉得自己已经87岁了，怕拖累家庭，想要放弃治疗，在他女儿和我的劝导下，他还是很配合地做了一次手术。2021年他又做了一次手术，都很成功。
这次新冠病毒感染以后，他又想放弃治疗。此时我已到中南大学工作。他女儿和我沟通，我坚持一定要治疗。于是他女儿“打着我的名义”，说是我让他吃Paxlovid。他的确吃了，三天当中精神抖擞。因为他耳背，不能电话沟通，他向女儿问我的地址，要给我写信表示感谢。但非常遗憾，信尚未成，特别和蔼的老先生就撒手人寰。我也再不能同先生彻夜畅谈了！尊敬的王昆杰恩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三年疫情期间，长期教导我、培养我、激励我的恩师宁津生先生、晁定波先生、王昆杰先生先后离开了我们。我痛失三位敬爱的老师，内心无比悲痛！我想念他们，和他们交往的一幕幕，时常清晰地映现在我脑海中，让我无比怀念！人生得良师何其幸运，他们都是我心中的丰碑，是为人为学为师的典范。他们的高尚品格、谆谆教诲和进取精神将永远激励和教育我们！
李建成
202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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