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仁院士自述：我的留学生涯

斯图加特大学和阿克曼教授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离开波恩大学时，有个德国同事送了我一辆自行车，我把自行车带到了斯图加特大学，每天早上从宿舍骑车到学校。中午吃食堂，一直工作到很晚才回宿舍。基本上每天都是在机房或办公室推公式、做实验， 做了几百组计算机仿真实验。 大概花了不到一年时间，我写完了论文，共324页，出版时因为太长，把实验部分梳理了一遍，做成缩微片，最终整理成200多页。

除了做博士毕业论文，我还一直关注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方面的研究动态。那时我的师兄张祖勋在国内做影像相关，我把收集到的相关文章和译文，以及我在德国看到的好文章，全部寄给王先生。王先生很高兴，把这些文章交给张祖勋参考。

1984年10月，我的毕业论文要接受专家审查。斯图加特大学规定，系里所有教授都必须参与专家审查，对论文提出意见。秘书告诉我，这个过程会非常慢，因为土木工程测量系有100多个教授。我说，王先生让我早点回国，希望能尽量加快进度。秘书把我的论文复印了6份，同时请专家审查，所以系里的内部审查很快就完成了。

 找系外教授审查时，阿克曼找了可靠性理论的鼻祖巴尔达教授，请他 的徒弟封·米尔若教授作为我的外校审阅人。另一位系外教授，阿克曼推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工程测量所所长，一个是大地测量所所长。工程测量所所长年纪大些，文章比较容易通过，但他不会做出有针对性的评判。 大地测量所所长是一名数学博士及测量学博士，我的文章很多地方涉及数学，请他审很合适。如果他觉得文章好，一定会不吝表扬；但如果看到文章的毛病，批评也会很严厉。 经过考虑，我还是选择了大地测量所所长格拉法韧特教授。他看完我的论文后，非常高兴，不仅请我吃饭，还送我一瓶五星葡萄酒，并邀请我到他家过圣诞节。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至交。

我的论文交出去送审后，斯图加特大学外事处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李先生，我看你这段时间很疲劳，你房间的灯每天都关得很晚，要不我 给你找个机会去休假学德语？”我听后很是高兴。她给我安排了两个月时间，到德国中部的一个小镇学德语。学习高级德语不是每天上课，而是师生一起参观博物馆、看展览。这两个月的德语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也加深了对德国文化和德语的了解。

我答辩的时间是1985年2月5日。斯图加特大学规定，最高分数是1分，5分为不及格。如果想拿到1分，口头陈述时间必须控制在45分钟，正负不超过1分钟。那时还没有PPT，要直接写在透明的模板上，然后投影到大屏幕上。我对着手表一遍遍练习。答辩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我讲了45分钟20秒。从此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讲课和作报告不看表， 凭感觉就知道控制好时间。 宣讲论文是公开的，但提问是不公开的。在另一个小得多的房间里，由教授们组成的考试委员会提问。我答辩时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我都能对答如流。阿克曼教授很高兴，答辩完后花钱为我开了一个小Party，老师和学生一起喝香槟，拍了很多照片。

在德国，毕业论文的评语是不对外宣布的。但因为我马上要回国，阿克曼在我回国前请大家吃饭时告诉我，有一个叫格拉法韧特的评审老师， 是德国洪堡基金会地学部的高级决策人，国际上著名的大地测量学家，看了我的文章后说：“我为此文而激动，它巧妙地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 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1分加5星的好成绩，这也是斯图加特大学论文得分的最高纪录。

完成了论文答辩，2月26日我请大家吃饭，跟他们告别。席间，阿克曼站起来说，“李博士现在学成回国，我也不能留他，因为他老师等着他回去”。当时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跟我一样，抓紧大好时光，拼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一心想的是学到本事后回来为自己的国家所用。 阿克曼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给王先生，这封信相当于对我这两年工作的一个小结。信中介绍了我这两年的情况，阿克曼说和我相处非常愉快，他认为我很自立、很自强，理论知识也很好，“是世界级的水平”。他还对王先生说：“你终于可以找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放下肩上的重担了。” 因为那时王先生年纪比较大了，但还没有退休。 

当时，有几家德国的研究机构想留我，我一一婉拒了。为什么谢绝呢？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我们那代人的心态：当时阿克曼教授给我出邮资，我和妻子朱宜萱每个礼拜通一次信。当我在信中告诉她我马上要答辩时，她写道：你已经老大不小，快45岁了。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当然也花了外国人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 的时候了。 确实，学到本事就要给国家做贡献，这是我们那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2月29日我毫不犹豫地回国了。

阿克曼教授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是如何当老师和带学生。王之卓先生、阿克曼教授，这两位老师都没有在我的文章上署过名。阿克曼说：“你给我当徒弟，是我沾你的光，我从你的研究里了解到好多新东西。你写文章，我实际上并没有怎么帮助你，我不署名。你如果要感谢我，写一个致谢就可以了。” 阿克曼还多次跟我说：“你回去以后，要挑起王先生的担子，不要让他太辛苦。你在我这里学习时，一直在机房里推公式、编软件，你回去以后如果当了教授，要转移研究的重点。” 

我当时不太懂他这话的意思。他解释说，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教授，就必须看清学科发展方向，带动更多的同学科和跨学科行家特别是年轻人去攻关，自己则主要是对项目研究制定好方向和路线。回国以后，你的任务，第一，要坚持教学，要写书，要发现好的学生；第二，要看方向，通过各个渠道向国家写建议书，争取大项目，这样就可以汇聚更多的人来做研究，让年轻人更好地提高和发展。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我在德国两年学习的最大收获。 我们学科后来能够做大做强，阿克曼教授功不可没。

现在很多教授，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教授，还没有悟出这个道理，还满足于自己编软件、 推公式，这样的教授难以做成大事业。中国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影响，人们比较注重自己埋头用功，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如果热衷于组织科研、策划项目，有的人就会认为你不是真正做学问的。这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在武汉大学也存在。但是在西方，大家都有共识，一个人年轻时当学生，要拼命学习钻研，要推公式编软件写文章；当他变成教授、所长、系主任时，眼光就不能只放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必须看学科的方向、国家的需求，立 一个又一个更大的项目让大家来做。 把中国的科研从个人劳动变成团队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变革。如果武汉大学有更多的老师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武汉大学的学科发展会更好。 我们中国不缺少自己埋头苦干的人，而是缺乏团队合作。我们的好多学科强不起来，我认为关键在这里。阿克曼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老了，我跟我的学生比，在具体的问题上都不如他们，他们钻得很细，在每个学科方向点上钻研，已经超过我了，我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存在呢？因为我在高处看方向、做指挥，看他们怎么走，这是我的本事。至于具体的推公式、写软件，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

阿克曼的这种战略眼光，对我是极大的启发 和教育。阿克曼在各个方面对我都非常关心。我1982年10月份到德国，1983年9月份，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请阿克曼讲学一个月，阿克曼就问我，你想见你夫人吗？我说我们国家规定两年以后才能探亲。他说我带你回去可不可以？我说那我做什么呢？他笑着说：“那你当我的翻译吧，你做翻译有两个好处：第一能看你的夫人，第二我可以少讲一点，你多翻译一点。” 出国之前，我就把世界上所有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家的作品都看完了， 对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有比较深的了解，对阿克曼的了解就更多，所以我和阿克曼配合得很默契。随他回国讲学时，教室坐满了人，他们惊讶地发现，阿克曼讲得并不多，李德仁倒讲得挺多。其实阿克曼事先就跟我商量好了，他点到的内容我尽管讲，他相信我会把他的想法讲出来、讲透彻。

阿克曼80岁那年，正逢王之卓先生百年诞辰。我邀请阿克曼到中国来，给他做了八十大寿。2013年我回德国看望已退休的阿克曼和格拉法韧特教授，阿克曼感慨，“你把导航、遥感、GIS集成做得那么好。而我们两个德国教授，一个是做导航的，一个是做遥感的，当年怎么没想到好好合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