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情结：记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述彭先生(上）

1998年6月18日，在美国密尔沃基的威士堪辛大学，在由美国地理学会举办的第四届米纳地图科学奖颁奖大会上的讲台上，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个头不高，圆脸，宽额，双目放射出智慧光芒的老人，他语音如洪钟般铿锵有力，并用流利的英语叙说着带有哲理的语言：

“如果不是沿着东西方地图学历史的轨迹去探索，即使启动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和因特网、恐怕还是找不到我今天的座位。我想正是由于这些时间与空间局限性的突破，我才有机会来参加今天这次盛大的宴会。”

“我意识到这枚奖章并不仅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荣誉。我是代表远在东方的中国地理学家们、亚洲古老文明的先驱者们，代表全世界追求科学、艺术与技术和谐的地图学家们来领奖的。我只是踏在前赴后继的探险家、宇航员、信息科学家们许多巨人的肩上，来摘取这枚奖章的幸运者。”

“古往今来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超越地球，寻找那个智慧的支点和视角，来全面观测和描述人类自己居住的、美丽的行星。或者说：地图学家从来都是向往着全球化的明天，并为之努力不懈的。”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Richard Edes Harrison和我，都曾用绘画艺术来表达我们对全球地图的理解，绘制过鸟瞰图。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昭示着人类对太空观察地球的幢憬。”

他诙谐而又耐人寻味的答辞赢得了在场所有专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年近八旬的学者，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陈述彭。

1.情钟地图

在本世纪的第20个年头，陈述彭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市一个普通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兴趣广泛，好奇争胜，并对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报考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时，他全部使用地图的方式回答地理考题，受到了校长的关注，再加上他在一年级时写成并刊登在校刊上的《南岳记游》一文，校长对他更是青睐有加，并成为引导他献身地学的第一个无声的信号。

注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则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1937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取了浙江大学。当时竺可桢先生任校长，地学方面的教授阵营盛极一时。教授们系统讲授地学基础知识，他严格地接受野外基本功训练，使他一步步迈入地球科学的殿堂。大学时期，面对所学的各门知识，他仿佛进入到广西、贵州的那些喀斯特溶洞，使他感到奇光异彩、目不暇接，一切都是那么地新鲜。他珍惜大学的每一寸光阴，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知识。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们过着流亡大学的艰苦生活，但学术空气却是那么浓郁。教授们执着地讲授他们经典的地学知识，他则全身心地接受观察自然的基本功训练。当时教授的课程有：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叶良辅教授的历史地质和岩石矿物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等等。这些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文，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向他展示了地球科学的五彩缤纷和绚丽夺目的大千世界，诱导他专心致志地去钻研、去探索，从而树立了他的地学大有可为的信念。

1942年他难忘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同学们各奔东西，而他因学业优异被留校任教，当了8年助教和讲师，开设中国自然地理与地图学课程。1947年完成了在职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任美锷、叶良辅教授指导下，参加遵义地区土地利用、相对地势调查和云南滇池地文与人文研究。通过实践及研究，更丰富和拓宽了他对地学的认识。　　

当神州大地还洋溢在建国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他接到了赴中国科学院的调令。随后，协助曾世英、方俊教授在地理所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地图研究室并任主任。当时在科学院内部，对成立地图室还是有许多的不同意见，包括一些著名学者都认为：“地图只是一门技术，还不是一门科学”。就是在地图室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有的科学院领导还因某个人上班玩棋，而把地图室撤消，直到1954年才又由他重建地图室。这对他这样一个满腔热血要发展我国地图学的青年学者来说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困难和阻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地图学的热爱。地图室一重建，他很快编印了一幅1：400万的《中国地势图》，受到各单位的欢迎。

他认为，要发展地图学并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就必须组建图库。当时，国家测绘局还未成立，还没有自己的实测地图，他就从国外及各种渠道复制购买一些图，包括曾世英先生在美国工作期间，收集的美国空军在华航空摄影测量的全部索引卡片，同时还把各国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勘测的路线和插图，包括斯文赫定、菲力浦、天山斯基等人著作中的小插图，也全部复制下来。当时收集地图达11万份，成为我国仅次于总参测绘局和地质部图库的我国第三大图库，并设计了检索用的穿孔卡片，管理井井有条，后来多次被评为科学院先进单位。50年代初，还受到朱德元帅的视察和表扬。

当时的科学院地理所在南京九华山南麓，朱德总司令到地理所视察时，提出要看看图库。当陈述彭在图库给朱老总介绍地图及其使用时，朱老总说：“我用地图可是行家，地图已伴我几十年了”。

朱老总又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指着装图的柜子说：“这些柜子全是木头的，不太安全”。朱老总马上说：“那不行，火来了就烧光了。地图很宝贵，你得好好保存！”然后指示陪同视察的南京市市长彭冲和科学院副院长，给图库解决5万元经费(相当于现在的500万元左右），用于更换铁柜、铁窗。可惜的是这些复制资料在10年浩动中全部作为“四旧”而被销毁了。

1951年在地理所筹建初期，他奉曾世英之命去上海采购仪器设备。到了上海，他抬脚先进了一家理发店理发。这是一家普通的理发店，理发店的环境和理发师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对地图室未来发展的设想。可当理发师用废纸擦试剃刀时，理发师手中的废纸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废纸，而是“海图”。他马上问理发师：“这图是哪来的？”。理发师指指楼上说：“楼上有一大堆废纸”。他的心一阵狂跳，顾不上理完发，就让理发师带他上楼了。原来楼上堆满了原上海浚浦局遗留下来的大批英国人测的航海地图，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许多航海图。

他顾不上休息，马上电话请示曾世英先生，希望申请一批经费将这套图购买下来。当时正值酷署季节，他一个人赤膊上阵，天天是大汗淋漓，因为这里的图一幅图一大卷，你只要一张，就得打开每一卷，抽出一张来，然后卷好。选出的地图经估算大约有2吨重，有1万余张，都是他一个人一张张挑选出来的。当时他也没有想到找个临时工，一干就是一个月。最后将这些图运到南京地理所图库保存。后来这就成为建国初期我国第一批应急改编的海图蓝本，还成为国家成立的航海保证部的第一套翻译的地图。

一个能孕育丰富而优秀的科技硕果的民族，必然有吃苦耐劳、勇于探索和远大志向的人民，因为贫瘠的土壤中是开不出绚丽的文明之花的。

2.超越时空

好心的图书馆员，曾经把缩微的书本封存在地下的钢球里，想把文化遗留给后人；多情的宇航专家，用磁带记录人类的语言和歌声，去沟通外星文明。他们所企望和梦想的无非是想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着眼于未来的交流。

陈述彭就是这样从青年时起就勇于探索未知，勇于创立新学，勇于超越他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地学权威。纵观他的一生几个主要阶段，仿佛像地学工作者从观察一堆砾石的擦痕和磨圆度，可以探讨河源发育或冰川活动和从分析一组树木的年轮，可以追溯气候的旱涝和变迁一样，可以看到他一生求索创新的不知疲倦的奋斗轨迹。

新中国诞生不久，作为曾世英、方俊先生的助手，他在竺可桢、黄秉维教授领导下参加全国自然规划，黄河流域规划制图及国家地图集编委会工作。先后负责设计国家大地图集普通地图集，设计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他提出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的初步意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图集总设计书》集中反映了我国地理学、地质学和地图学的最新成就，被肯定为是“一项重大而有远见的学术成果”，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荣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成果奖（1977）、自然科学奖（1985），被评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及国家测绘局红旗手(1958)，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1957～1964)。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将国家大地图集的设计和编绘列为重大项目之一，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测绘总局负责组成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任主任、国家测绘总局白敏副局长和地理研究所黄秉维所长任副主任，陈述彭为学术秘书，组织全国力量实施。具体的设计方案主要由他提出，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参考了当时所有可能获得的各种国家地图集，很快提出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初步意见，认为大地图集是包括普通地理图、自然地图、经济地图、历史地图的大型多卷综合性地图集，要能全面反映国家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总结区域性科学的最新成就，为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他提出大地图集技术设计4项原则和5步准备工作，在设计、编绘和印制过程中要有巨大的、周到的、严密的组织工作，是全国科学家集体的光荣任务。

1958年5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方面各所举行跃进大会。他举着一本模拟的大地图集上台发言，畅叙他激动人心的宏伟设想。当时分工由国家测绘局负责编普通地图集，中国科学院负责编自然地图集。对于普通地图集的技术总设计书，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总体设计、地理要素表示方法与编绘制印三部分定稿，于1959年11月经批准执行。自然地图集总设计书更由他主要负责提出，按总体设计、基础地图、主题内容和表示方法、编制原则和工艺四部分提出。其中第三部分明确自然地图集包括序图、地质、地貌、气候、陆地水文、土壤、生物、海洋等8个图组，每个图组包括3～8个单元共207幅专题图。选题方案经向全国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和政府部门征求意见，多次讨论修改，到第八次修订，才报大地图集编委会讨论审查后执行。

当时他根据我国国土情况，提出该图集应设“海洋图组”，以反映我国的海洋情况。可许多专家，包括海洋专家在内都反对设海洋图组，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是海洋是保密的；二是我国海洋工作做得很少，海域没有测量过，没有资料可编，并认为编不出来。

为了能拿下“海洋图组”，他夜以继日地收集资料，详细论证，并经有关单位组织安排了一个有约30位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20位有关研究所所长参加的关于为什么要设海洋图组的论证会。会上他指出反对设海洋图组的两个理由只是个技术问题。首先，他说，我们的一些有关海洋的资料，都曾让苏联来华专家看过，并被他们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美国人看到这些资料后，又将其译成英文发表。而我国的一些专家看到这些资料后，以为是外国的资料，又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可见这些资料早已不是秘密了。你们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却不让我们用这些资料编我们的国家地图集，请说出你们的理由。然后他又用幻灯片，一张张对比着给与会者展示中外地图资料的一致性。其二，他说虽然我国还没有下海测量我国的海域，资料很少，但并不防碍我们利用外国的资料。他已将世界各国的地图集中所有有关中国海洋的地图都复制加工后做成一张张透明胶片，并拍成彩色像片，其质量堪称世界一流，虽然制作这些图片很困难，成本也很高，一张要30美元。当他把这些利用英国、法国、苏联、瑞典等国地图制成的图片展示给在坐的50位领导和专家的时候，他们为他执着、坚定的信念和细致、周全的准备及清晰而严谨的说理打动了，折服了，终于同意在该图集编委会设“海洋图组”。

他还直接担任国家自然地图集的编辑室主任，经过非常繁重的艰苦的组织劳动，于1965年编制完成我国第一部大型的完整的国家自然地图集，并付出版；但极其不幸的是次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本辉煌的自然地图集在制印过程中，其署名被纂权者掠夺，以一个军事单位的名义，列为机密级作内部参阅，原有为这本图集编制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劳动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包括竺可桢、黄秉维、陈述彭、廖克、陈昱、范明华、苏时雨等等，都统统被删去，一人不提，好像这本地图集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们想借出来阅读欣赏，也限于“机密”级而不可得。这样一个经过10年辛苦，数百人创造，代表60年代最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就这样被践踏了。

后来科学院的领导让他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他能指挥这么多的人，包括领导、专家等都为他服务，问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和本事。他淡淡一笑说：“我只是这本图集的半个秘书，另一半是刘德龙，他是国家测绘总局的资源处处长，凡是对外联络的事，都由他去做，而我只是负责图集的方案设计和规划。我们之所以可以调动这么多的人，就是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服务，他们就不会怠慢你，就认可你，同你合作。而这些不是靠争就能争来的。”

讲到这，他语重心长地说：“凡是你一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荣誉，什么事都不易搞起来。只要你心里有个奋斗目标，并自觉自愿地去做，愿意为他人服务，你就一定能成功”。

每一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问世，总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当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的设计方案完成之后，苏联科学院马上来了一个文，说中国的国家地图集，应由苏联派专家来指导，并要求以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两家联合的名义编中国大地图集，因为当时《罗马尼亚国家地图集》、《古巴国家地图集》都是与苏联科学院合编的。当陈述彭把情况反映给周总理时，周总理的答复是：“苏联要编中国的地图集，我们应尽量帮助他们，而且每一张图都要经我们的审查，但是中国自己的地图集，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当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他就克服了种种困难自己干。当时，有的人为了其小团体或个人目的，企图想把他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达到把他“挖走”的目的，但被白敏局长制止了。

发展遥感技术是他长期以来潜心追求的目标。早在1957年，他从太空的高度看地球，编绘出版了《中国地形鸟瞰图集》。这是一种在没有卫星时代，凭他丰富的地学知识画出的反映我国建设和山河的地貌图，极似今天的卫星遥感，颇具想像力和创造性。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开始画了一幅中国地形鸟瞰图了。在这之前的1947年，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一个肾被切除了，当时他才2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一场大病不仅使他的健康受到影响，而且因借钱住院共花了8两黄金，住院的债到1954年还没还清。但此时他已有了画鸟瞰图的想法，但他连买毛笔的钱都没有，更别说仪器和绘图用的高级纸张了。于是他写信给他崇敬已久却还未谋面认识，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曾世英先生，曾先生马上回信，让他马上到南京详谈。后来曾先生资助了8000块钱，他在杭州用了一个星期就画了一幅，并在1957年全部完成。虽然这项工作列入了地理所初期的研究计划，但曲高和寡，实际只是他一人单枪匹马地进行，从逐幅编图到7色套印出版，融科学性、艺术性和技术性为一体。理想与热情的尝试，备历艰辛，成为大众喜爱的佳作。出版时《中国地形鸟瞰图集》含区域地形鸟瞰图18幅、全国总图4幅、地理插图和地理景观照片约100幅，以及适当的文字说明。他还另撰有《中国地形鸟瞰图集》的编制一文，发表在1955年的第一期《地理学报》上，详细介绍编图的指导思想和优缺点。

海滩总是这样壮丽，每个细心的人都可以撷掇到几枚心爱的贝壳；山路总是如此坎坷，每攀登上一步台阶又可以领略更加开扩的视野。他的喜悦又总是与痛苦相伴随的。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为《中国地形鸟瞰图集》暗自欣喜的时候，有人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批判他的文章，说他绘制鸟瞰图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因为二战期间美国人 Harrison画的鸟瞰图是用于军事，是为美国军人看的。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章作者竟以“北师大地理系党支部”的名义发表，而当时他只是个党外人士，他还不能反驳，因作者是“党支部”。当时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1960年他又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像片综合利用研究室。1963年率队赴海南岛开展系列制图实验。1957年首次引进美国陆地卫星影像。1978年在方毅院长、郁文秘书长主持下，先后赴腾冲、二滩、天津开展自然资源、能源与城市环境遥感应用试验，创造了“一次试验，多方受益”的成功经验，培训了我国第一批遥感科技队伍。出版了多种中英文版的遥感影像专题地图集，接着，他又筹建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和云南省地理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嗣后又参与中国—巴西资源卫星应用分析系统的智能化设计(1986-1990)，成立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组织我国国家科学技术实验卫星的应用实验，并荣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些开拓性的奠基工作，为我国遥感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实现地图制图方法的现代化，他从60年代初期，就在我国提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在光电跟踪绘图和地图面积光电量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他率先引进 Landsat卫星进行编制地理基础地图的试验。科学院很重视他提出的地图自动化的设想，当时竺可桢院长亲自批示：“这件事很重要，述彭同志你和自动化所联系一下，我已做了安排。”后来在中科院引进了自动制图硬件并组织该院五所两厂7个单位联合研制自动化制图系列设备，拉开了遥感应用和自动制图科学研究的序幕。

当时，他搞制图自动化，很多测绘行业的人士并不理解他，说他是瞎胡闹，还有人当面质问他：“什么都可以自动化，审校你能自动化吗？我们审校7遍还能发现错误，你有什么办法来自动化？”一片的反对之声。有的人甚至告到白敏局长那里，说陈述彭在测绘行业内老是搞什么所谓的新技术等新玩意儿，你可不能听他的。

每当回忆这段往事，他总是深情地说：“在我所熟悉的测绘局局长里头，我最怀念的就是白敏局长。”

70年代，在科学院的支持下，他领导并参与研制的跟踪数字化器与数控绘图机、电子分色扫描数字化器与扫描绘图机和自动注记机等自动制图设备相继问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地图制图技术由手工操作向自动化的方向转变。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中国的计算机制图、遥感应用和地理信息系统已由当年的研究试验发展到了在全国各部门广泛应用并正在形成网络，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80年代末，他就指出：“90年代的地球科学，将面临信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卫星遥感提供了全球监测的动态信息，为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全球变化，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有了把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系统来研究的可能。由于电脑和数据库的引入，对于地球非常复杂的多圈层的结构和它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转化和内部、外部的循环，也有可能进行动力学的分析和数据模拟。无论城市发展、资源开发还是环境保护问题的宏观对策与工程规划，无不需要空间型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智能化的专家系统来支持。为此，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运而生，并开展探索地理信息系统在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城镇体系与江河灾情等各方面应用的可行性。地理信息系统方兴未艾，来日方长。对于地学研究引入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的科学思维方法，对不断提高地学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将产生极其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他的这些超前而又新颖的学术观点，不仅都一一得到了应证，而且都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90年代以来，他积极倡导发展地球信息科学，主张以地球系统科学为基础，侧重信息流及其对系统内外循环中物流、能流的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通讯互联网络，以及地面（海面）观测台站等现代对地观测与信息传输工具，探讨全球变化区域分异规律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适应地球时空尺度相应“缩小”，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生态保护的迫切需求。早在1985年，他就提出以“海岸线为基线”的设计思想，应邀参加伦敦全球数据库设计会议，作了引导性发言。1992年，陈芳允和他合作提出发展新一代小型卫星群的方向，也已经为国际最新进展所证实。1996年，他和助手们提交的《海岸带及其持续发展》的论文，在东南亚地理学研讨会上，获泰国地理学联合会荣誉奖。

他十分重视学科发展的历史研究和科普工作。他应邀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地图史》，应邀协助陈国达院士主编《中国地学大事典》(1992)，应邀主编《地球科学卷》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百科全书之一(1995年完稿)，主编《遥感大辞典》(1990)、《遥感地学分析》(1985)、《资源遥感纲要》(1995)等专著及图集，还主编《遥感信息》和《地球信息》两种高科普杂志，并长期担任《地理学报》、《地理科学》等国内10余种专业杂志的编委或副主编。他竭忠尽智，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团结广大同行专家，全心全意为科学建设服务，为青年学子服务。他的多种著作荣获优秀图书奖，有的还在台湾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

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看他取得什么。”陈述彭先生对我国地学和测绘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高瞻远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又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始终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著300余篇，他四卷本的《地学的探索》文集，分为地理学、地图学、遥感应用和地理信息系统四部分已于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近年，又选编了《中国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崛起》(英文版，1993)及《地球信息科学与区域持续发展》(1995)作为四卷的续编。他一贯认为知识来自人民，应该辛勤笔耕，把自己的点滴收获转化为社会的财富。

他虽没有留过学，但从小就坚持自学并能用英语、俄语流利地进行交流，这些特长使他如虎添翼，并积极参与与各种国际学术组织的交流，他1958年随测绘总局白敏副局长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家地图集委员会”(ICA)，1972年他从“五七干校”一出来，就出席了墨西哥的“科学与人类”大会，1977年率遥感代表团访问瑞典和英国，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新局面。1981-1988年连续两届被推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 IGU)地理数据采集与分析委员会副主席，1996年再次当选为该委员会常委。自1982年至今被聘为英国、德国两种国际性《地理信息系统》杂志的编委。1992年，受聘为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客座教授。在国家科委国家遥感中心主持或支持下，他在北京组织举办过国际空间年地学专家委员会(1990)，两届亚洲遥感协会(1982，1993)，三届地理信息系统北京年会(1985，1990，1994)。他不辞辛苦，为国争了光。1982年访问澳大利亚以来，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交往更加频繁，他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方案和意见，得到东南亚同行的认同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支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