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图的价值及其资源开发

描述空间地理信息的重要工具

地图是人类描述空间地理信息的重要工具，从发掘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绘制于公元前6200年左右的城镇平面图，到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刻绘于公元前315年前后的《中山王陵兆窆图》（又称《兆域图》），再到清康熙年间实测绘制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再到南太平洋许多岛屿上的岛民利用树枝和贝壳编织而成的航海地图，最后到今天Google地图，无不描述着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记录着地表的信息。因而，历史时期绘制的古地图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地理信息。古地图呈现了历史时期的疆域范围、山川形势、城市结构、聚落分布、行政区划、海陆交通等地理信息，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地理信息，是文字之外的、对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都有很重要价值的另一种载体。

战国《中山王陵兆窆图》

古地图为治理江河提供宝贵依据。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编绘的《河防一览图》是现存绘制年代最早的一幅大型黄河、运河两河全图。全图以黄河为主，将东西流向的黄河与南北流向的运河并排地组合在一个画面上，使人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两河全部的河工水利情形。该图的绘制者潘季驯是明代著名的治河专家，反映了明万历十六年至十八年（1588—1590年）3年间潘季驯在河南、山东、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治理黄河和大运河的情况，对万历年间的河患、地势险情及河防须注意的问题均有详细的说明，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幅古代治黄和治运工程图，对于我们今天治理黄河、运河和了解两河河道变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金沙江是清代西南地区重要的水路，两岸矿产丰富，战略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清朝以前未对金沙江进行疏竣和开发，至清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皇帝下诏疏通和治理金沙江，疏浚金沙江航运。为此，清朝官员多次踏勘，并绘制出《金沙江全图》。《金沙江全图》共分5幅，拼接而成全长约74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代地图，是一部金沙江疏治工程图，实为研究金沙江航道工程史的珍贵资料。

明代万历年间《河防一览图》南直隶段

古代地图为建筑史、城市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从实测的角度，中国古代城市地图的准确性相对较差，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大多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突出和放大官府及文教机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并不追求地理空间的精确，重在表达权力和秩序。但这些古代城市地图仍可以反映出城市的选址、形态布局和功能分区，城市的大致街道网络形态可以从中得到体现。比如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幅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该图采用形象画法，描绘了当时的北京内城，突出表现紫禁城的宫殿、内城的衙署、城垣及主要街道，是一幅明代民绘本的北京内城宫殿布局示意图。图中所绘从海子湖（今积水潭）流入北沟沿的河道，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北京城水道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①在西方，最有名的城市地图集当属乔治·布劳（Georg Braun）和弗朗茨·霍根伯格（Franz Hogenberg）于16世纪下半页到17世纪初陆续编制和出版的《寰宇城市志》（Civitates Orbis Terrarun）。7卷本的《寰宇城市志》囊括了全世界546个城市，以鸟瞰图的形式呈现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城市形态。17世纪，在西方，地图始被用于城市规划。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伦敦五分之四的城区。为重建这座城市，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在灾后几天内就绘制出了一幅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图。历史时期，无论何种情境下绘制的城市地图，都为今人了解昔日的城市形态、空间布局提供了可能和线索。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认为，中国传统城镇的构成有着独特的美学原则，他以一幅清代福州地图为例，对中国传统城市的美学原则及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去寻找失去的东方城市设计传统。②可见，城市古地图对复原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城市传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

《寰宇城市志》中的罗马城图

古地图作为珍贵的文物，还是历史的见证,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绘有《沿海山沙图》，上面标明了中国福建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钓鱼岛）”“黄毛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等岛屿。这些古地图资料和明清两代档案有关我国和琉球疆界的文字记录,可有力地证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古地图在领土主权的维护上可以起到直接和直观的证明作用，是其它文献难以替代的历史证据。

根据内容分类，古地图中除了河渠图、城市图，还有疆域图、行政区划图、交通图、边防图、海防图等，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记录和反映了历史时期多方面的地理信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视觉呈现的独特艺术

视觉呈现的独特艺术地图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不同于文字，地图主要通过符号、线条与色彩来传递信息。各种空间信息不是隐藏在字里行间，而是潜入到线条上、躲藏在符号里、融入色彩中。线条、符号与色彩三者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然后将空间信息层次地、有序地传递到读者，这就是地图的信息传递方式。从读者或制图者的角度，地图是一门视觉艺术，是一门空间信息呈现的视觉艺术。因而，地图首先呈现给大家的是视觉上的效果与冲击，然后是空间地理信息。所以，地图在设计上讲究线条如何绘制、符号怎样设计以及色彩的运用。当这些图面上的设计工作完成后，还要进行整幅图的整饰。地图的设计过程有点类似作画，但又不同于绘画。地图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经过创作的“图画”，因而，地图具有美感和艺术属性，是一种视觉呈现的独特艺术。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绘制的《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

从地图的绘制实践来说，中西方的古地图有着各自的艺术特性。中国古地图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密切联系，受到传统绘画的影响，中国古代地图上的地物常以形象画法绘制，充满了山水画的风格。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一幅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绘制的《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该图纸本彩绘，装裱后折装成册，采用对景法绘制，绘出了山西、河南两省之间黄河两岸的地形以及城邑、关隘、古迹、道路、驻军营地、炮台等地理要素。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该幅图上看到用斧劈皴法绘制的山体、写意的小舟和林木，整幅地图的画面旷远，地图上面有大片留白，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手法和意境在这幅地图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若除去这幅地图上相关的地理说明文字，它就是一轴长卷山水画。在西方，古地图的装饰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在16世纪的制图中心低地国家（相当于今天荷兰、卢森堡与比利时三个国家），还是在17世纪的制图中心荷兰，制图家和地图出版商为提高地图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在地图上补充最新的地理知识，另一方面是强化地图的美观感受。他们或通过在地图图框的四周画出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圣经》中的故事，或运用花体字，或运用比较鲜艳的色彩以达到美化地图的目的。因而，这些古地图往往像一幅幅艺术品，具有美学欣赏的价值。西方古地图的装饰性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制图的诞生，在今天西方绘制的一些地图中仍能看到传统的影子。

表达思想观念的载体

地图与书籍等文本一样，承载了不同文明的观念与思想。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下，地图所呈现的世界和世界观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地图不仅是描述客观世界的工具，还是文明与思想观念的载体。在不同的宗教中，地图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体现得至为明显。

在中世纪，因受基督教神学的支配和影响，世界地图均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世界的中心，形成了著名的“T-O地图”。“T”字将地图上的陆地分成三块，即亚洲、欧洲和非洲。亚洲在地图的上方，因为圣奥古斯丁曾说过亚洲是“最受上帝恩宠的”；欧洲和非洲分别位于地图下方的左右两侧；“T”的纵支代表地中海，竖支表示红海；“O”代表了环绕陆地的海洋。而在佛教的世界观中，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须弥山的四方海中有四大部洲，即东胜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和北俱芦洲。四大部洲是人类的居所，而须弥山则是佛的国度，这是佛教的世界观。当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日本时，就遭到笃信佛教的日本僧侣的批判和非难。日本京都华严寺的开山凤潭和尚（1654—1738年）于1710年绘制出了一幅《南赡部洲万国掌果之图》，该图是一幅精确的须弥山世界地图。开山凤潭试图以该图与欧洲世界地图相抗衡。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不同文明观和世界观的碰撞与冲突，地图是这种冲突最直接的体现。

中世纪的一种T-O地图

从微观的层面或社会的层面分析，“地图在社会事务、社会问题中广泛使用，不可避免地，会携带各色各样的绘制目标、观念倾向与文化价值”。④也就是说，地图不是看起来的那样单纯和客观，它会“说谎”，它有“力量”，它可能会表达某种诉求，甚至它有“目的”。

因而，当我们了解了地图背后有如此多的思想观念，知道地图可能是表达某些诉求的工具，地图也就可以成为研究思想观念的对象。葛兆光先生曾写到，“图像背后往往有观念影响，即使是看来相当准确的地图，也并不都是实测的结果，其实总有观念和想象的内容。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信仰背景和政治意图的人绘制的地图，在空间的范围、位置的安排、比例的大小以及色彩的异同等等背后，都有相当有趣的观念和想象的支配，比如古代地图中体现的‘天下’‘中国’‘四夷’想象，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安排，关于各种地域空间大小的比例安排，就是思想史的资料。”⑤所以，在葛兆光这里，地图成为了思想研究的有用资料。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古地图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可以挖掘的资源宝库。整理和出版古地图资源，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使用，既可供学术研究之用，也可以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到这一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资源，更可方便社会的实用参考。

从已有的实践情况来看，古地图资源的整理与出版主要从3个大的方向展开，一是古地图资源的传统纸质出版，二是古地图资源的数字出版，三是古地图的复制和产品开发。

古地图的传统纸质出版，主要从古地图的编目出版、古地图的复制出版和古地图研究著作的出版。⑥这些出版实践主要依托纸质载体进行，出版和整理与古地图相关的纸质图书，这是古地图整理与出版的常见形式。

目前，大量的古籍得以数字化，为学术研究、公共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古地图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地图数字化成为其保护和再利用的重要途径。目前，古地图数字化在大陆已有一定的探索和实践，但相比于国外和台湾地区，其应用与实践十分有限。

在全世界的公藏机构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最多的地图，其中就有一万多种可以在其官网上进行浏览和下载。虽然不能在线浏览其余的部分，但能在其官网查询到这些地图的有关信息。美国国会图书馆对收藏的绝大部分地图进行了编目，并分成各种类别，以便于使读者在线查询。例如，按照时间、捐赠人、主题、地区、语言等进行分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地图中，其中有290种有关中国的古地图可以在线进行浏览和下载。

在台湾地区，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实践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主要是台北“故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由此形成了许多成果。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藏有大量清宫遗存的善本、清代档案和地图文献。为了尽量减少展览地图原件、保护文物安全、解决巨幅地图展示空间不足等问题，台北“故宫”对所藏明清地图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方便了研究和公开展示。台北“故宫”于2003年首先提出图书文献数位博物馆——图说类文献计划，开始了明清地图的摄制和输出工作，方便了读者使用和研究；2006年又进一步提出明清舆图类文献资料库计划，正式展开了数字化建档的工作。在2003至2006年间，经过检查地图、拍摄正片、扫描建档、制作浏览影像档、输出彩图供读者检阅5个流程，共完成了884件地图的数字化，并为所有地图建立了详细的档案信息，便于读者使用。目前，台北“故宫”的地图数字化工作还在进行，主要通过与欧美图书馆等机构进行地图文献的共享和交流，并进行数字化出版和建库。⑦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从2009年开始执行地图与遥测影像数位典藏计划，旨在“广泛搜集台湾与大陆地区最主要的各类地图与航空照片资料，予以数字化后保存；建立分布式时间与空间整合信息运用环境，提供各类相关信息应用与服务；建构探查大量时空数据以及知识发掘的有效机制，以有效促进更便利的学术研究资源应用环境，亦促进数据之分享、加值、与应用，求取最大内涵价值之发扬”。⑧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古地图数字出版主要依托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GIS技术,对古地图进行数字化扫描、考释标引和建立综合管理数据库。古地图数据库可向社会公众、研究人员、出版单位等不同层次对象开放，它可以实现古地图数据发布、查询检索、古地图展示等功能，从而为古地图的使用开拓新途径。

古地图的复制和产品开发主要是从做地图文化产品的角度对古地图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它有别于古地图的纸质出版。如果说古地图的传统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是古地图的整理阶段，而古地图的复制和产品开发则是对古地图利用的延伸。上文提到，许多古地图具有艺术属性和美感，因而可以将古地图做成工艺美术品或居家办公的装饰品，从而发挥古地图的美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另外，古地图可以提供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信息。因此，我们可以结合GIS技术，将古地图或其上的地理信息与现代地图进行套叠，从而呈现出古今地理变化。⑨据此，我们可以设计出一地的古今地图对照旅游应用或其他领域的应用，例如城市规划。借用新的技术手段，使过去的东西复活，应该是古地图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古地图资源丰富而独特，只有充分认识其价值，才可能予以很好地利用。古为今用，活用古地图。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企业的角度，古地图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