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抗疫与国际关系系列（12）：大疫之下国关学人的使命和贡献

大疫之下国关学人的使命和贡献

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 杨洁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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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时疫袭向中国和世界，数以万计的中国罹病者得到了尽可能先进的医药治疗，近14亿中国人民也以最古老的宅家之法有效地“闷阻”了病魔。在此期间，我们国际关系学人虽然分散居家但不忘研究初心，共同思考和探索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防控新冠肺炎是中国乃至世界当前最为紧迫的重点议题。这场疫情是以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延伸、扩大和深化，直接关系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卫生健康，无人可以独善其身或做置身事外的评论。而且，此次疫情和一些超级非传统安全挑战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显示出其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如对全球治理、大国组合、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会思潮等的冲击。因此，对于中国国关学人来说，我们虽然分别专攻于各种各样的研究，但都要站在人类命运和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场战疫的深刻意义，自觉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

    中国国关学界近些年来服务现实的意识和作用有了显著提高。时下，国关学人们更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研究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力量组合、非传统安全的发展、世情舆情共情等的影响。就有关的研究而言，一要从行为体、机制、规范的变化上总结当前国际体系的重点和特点，探索全球治理的发展轨迹。二要通过问题导向研究新的挑战，在当前要特别研究疫情对世界经济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冲击。三要珍惜中国和世界人民抗疫的伟大实践，把战略政策研究和学术学理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国关学人在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关系互动关联时要争取战略创新和理论突破。一些国关学界人士在分析和应对重大全球挑战时大多习惯于既有战略思想和思维模式，如地缘战略、大国博弈和同盟体系等，甚至深信“西方理论创可贴”的功效，干着“西方理论搬运工”的活儿。但是，在新冠疫情这样的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国际关系议题的轻重缓急将会重新排列，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会重新组合，人民的关注重点和舆论的诉求压力也会发生明显转移。国关学人固然要解释已然发生的变化，但更要超越路径依赖，积极探索战略新思维和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传承和创新中走向第二个百年发展期。

    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要在已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百年前，国际关系脱胎于历史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当前尚处于发展的成长阶段，需要更多和更好地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一要学习哲学、人文、社会等学科的深厚底蕴，以抗疫的时政研究丰富国关学科的思想理论内涵。二要从公共卫生学和医学的研究中领悟国际关系学科的新议题和新对象，提高预见和预测学科发展方向能力。三要善加利用理工学科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不仅要利用最新信息资源，而且还要通过国关学科开拓信息革命的新平台。

    中国国关学科和涉外智库建设需要人才、将才和帅才。上海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镇，上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成立了新中国首批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整整一个甲子以来，上海涌现出为数可观的国关人才。当前，上海的国关研究和教学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期。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关学界的人才需求问题更加突出。为此，我们要让年长资深的人才延长学术生命（钟南山已经84岁高龄），让年富力强的人才成为真正的中坚力量，让青年人才早日脱颖而出，让后备人才在学生时期就打下一专多能的基础。考虑到未来将会有更多、更新和更大的挑战，政府部门、教育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都需要提前规划，不仅要造就一大批爱国和精业的专家，还要有引领中国和世界的帅才，打造一支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当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教育队伍。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教育需要在国际交流和交锋中成长发展。在这场抗阻全球性流行病中，中国的国关学人首先要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其次要与国际同行逐步深入进行时政讨论、战略分析和机制建设，再次要把“武汉必胜、湖北必胜、中国必胜”的中国信念延伸为“世界必胜”的国际信念，为人类社会战胜本次超级疫情及以后的类似挑战营造积极向上的世界舆情。（本文系杨洁勉会长为《当前新冠疫情和当代国际关系互动研究》所撰写“前言”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