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背景下的国际战略格局”系列（8）：新冠疫情和大国关系中的俄罗斯

新冠疫情和大国关系中的俄罗斯

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秘书长 赵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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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呈现全球性扩散蔓延趋势。就疫情发展速度和影响的严重程度而言，俄罗斯尚未处于风口浪尖。然而，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俄无法对疫情造成的全球性政治经济震荡“天然免疫”，其战略环境和外交实践变化也值得观察。

第一，俄面临的战略压迫态势得以改善。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并消极对待2021年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续约谈判，确保国际战略稳定和维持相互威慑关系已不再是俄美关系的压舱石，俄美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对抗常态化僵局难以打破。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各国对外战略布局，介入地区冲突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内部议程优先之下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得以相对缓解，而俄美之间全方位的角力似乎也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从短期来看，虽然“俄罗斯牌”仍将是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重要内容，但两国可能把应对疫情及其后续影响作为战略优先方向，以低烈度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博弈。

第二，世界油气市场和能源政治变局成为重要挑战。近期，俄罗斯和沙特在“OPEC+”会议框架下谈判失败，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不断探底。俄自称可借助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的国家福利基金，承受石油价格在6至10年内维持每桶25至30美元的水平，并希望通过逆向增产的方式抢夺石油市场份额，从而击垮美国的页岩油产业。但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扩散不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其引发的世界性停工停产也对能源需求形成进一步压制，甚至导致国际石油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受此影响，俄经济增长预期、财政收入和卢布汇率等均承受重压，疫情的内外联动效应传导至俄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应对“抗疫战”和“石油战”的同步发酵，特别是如何避免对于国内政治架构改革进程的影响，是俄当前必须直面的首要难题。

第三，饱受危机考验的俄罗斯外交再获施展空间。与欧洲国家相比，俄较早采取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包括召开多轮新冠肺炎输入和传播行动指挥部会议，签署“应对‘新冠肺炎’输入和传播国家计划”，加强边境管控和人员隔离，取消或推迟大型聚集活动等，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疫情的首波冲击。在稳住大后方的同时，俄罗斯依靠自身丰富的危机应对经验，将疫情视为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机遇，借助有限资源积极推进外交议程。例如，俄派出9架军用运输机向意大利运送抗疫物资和近百人的医疗专家组，成为中国之外少数几个在疫情中开展对外援助的国家。在意大利求助欧盟遭拒，美国运回大量试剂盒“趁火打劫”之际，俄罗斯的援助不仅成为意大利应对疫情的重要支撑，也可能进一步使意作为欧盟和北约的双料成员国，在推动欧洲改善对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俄还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第一时间致电表达慰问，率先开展对华物资援助，并通过疫情防控和救治经验的相互借鉴，疫苗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的密切合作，主动凸显了“守望相助”这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涵。

第四，对外战略重心或进一步调整。此次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成为各国制度模式、治理能力和领导力的一次大考。位于疫情“震中”的欧洲国家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出现相互指责、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导致欧盟的领导力和一体化精神受到极大损害。在国内政治对立和大选年的背景下，美国不但未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正面领导作用，也未能向广大盟国伸出援手，以选举政治为先导的应对措施使其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有观点认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全球性危机协调应对能力是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而美国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的表现，或许标志着霸权衰落的“苏伊士时刻”（SuezMoment）到来。应该说，疫情所暴露出的制度优劣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全局性变化的客观反映。

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由苏联参与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加速转型，俄不断尝试在新兴的多极化秩序中找回大国归属感，重新评估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或话语权优势，以及在新格局中的自我定位。虽然俄战略界的“欧洲认同”和普京本人的“欧洲情结”一直是其政策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乌克兰危机导致俄西向发展进程客观停滞。可以预见的是，在疫情重塑后的国际大格局中，西方中心式国际秩序对俄的吸引力将进一步下降，其战略重心将更为聚焦于多力量中心的欧亚地区，而非西方式的国家发展模式、政治架构、治理体系等也将成为重要选项。

总体而言，虽然疫情带来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但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交空间也得到相应的改善。但需要看到，随着欧洲疫情的不断升级，俄应对输入性病例的压力也随之剧增。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借助今年的主场外交优势，通过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一系列多边外交活动，推动相关战略构想和外交议程，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疫情背景下俄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