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学者：后疫情时期国际关系系列研讨会（二）

原创 SIISS 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SIISS

（本号受权发布）4月22日，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主持召开了“后疫情时期国际关系系列研讨会”（二），主题为“全球合作抗疫和推进中日关系”。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吴寄南；日方学者有：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授青山瑠妙、早稻田大学社会学部教授刘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下属亚洲经济研究所（IDE）副主任研究员江藤名保子。会议就当前疫情和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全球化中的两国互动和作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日关系的动力和阻力等，并对抓住疫情期间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提出了相关建议。

附：吴寄南研究员的发言摘要：

新冠疫情与中日关系

吴寄南

2020年，新冠疫情在各大洲的蔓延是一次影响全球格局的“黑天鹅”事件。其深刻程度远超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这次新冠疫情为中日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改善机遇。1月下旬，在武汉爆发疫情后，日本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表示声援和提供援助。武汉封城第二天，日本民间捐助的100万只防疫口罩就运来了。东京地标建筑晴空塔特意点亮“中国红”为中国武汉祈愿。这些“暖心”表现在中国国内得到很多点赞，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2、3月后，疫情开始在日本蔓延。这次是中国各省市和民间企业向日本回赠核酸检测试剂盒、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用品。新冠疫情下，中日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同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时的单向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可否认，近一时期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埋怨、责怪中国的噪音。个别媒体甚至使用“武汉病毒”之类带有歧视性的、污名化中国的词语。但是，总体而言，两国合作抗疫、同舟共济，是主流，也是推动中日关系持续企稳向好的难得契机。

疫情还在深化。中日两国合作抗疫有进一步拓展的广阔空间。有三大趋势值得注意：

一是从硬件领域到软件领域。两国除防疫用品互通有无、相互调剂外，未来要在探究新冠病理原理及战胜疫灾的方案机制方面坦诚沟通、知识共享。日本在长期的防灾救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区公共卫生建设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在前期抗击疫情过程中，在临床诊疗方案、有效药物、小区防范等方面初步摸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经验，可供日方借鉴；

二是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出击。“遭遇战”过去了，接下来要打“歼灭战”。两国可以在疫苗开发、群防群治方面深度合作；中国在研制疫苗方面先行一步，日本开发的法匹拉韦对冠状病毒有一定疗效。两国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争取早日拿到战胜新冠病毒的“杀手锏”。

三是由双边合作到多边协调。除了在中日韩、“10加3”框架内进行多边协调和合作外，两国还可以考虑在本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共同为印度、为非洲地区等人口密集大国和卫生条件贫弱的国家和地区克服新冠疫情，建立国际公共卫生应急合作机制共同作出贡献。毋庸讳言，鉴于新冠疫情正在导致全球格局和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而中日间一些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加上美国特朗普政权加大遏华攻势，这些都对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中日关系未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既竞争，又合作，既深度博弈，又融合发展，将是两国关系的新常态。

为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企稳向好，两国要努力发挥好首脑外交、经济杠杆和民间交流这三大战略支撑因素的作用；

首先，精心筹划和推进习近平对日本的正式国事访问。首脑外交对中国关系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似宜在新冠疫情相对平稳后，择期推进习近平访日。在相关日程中，增加与公共卫生、民生保障有关的内容，与日本民众近距离接触，心贴心交流。特别是要在传承弘扬亚洲文明成果、倡导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国家元首对日本的第三次正式国事访问必将为中日关系注入新的驱动力。

其次，要重构生产链和供应链，实现两国经济的融合发展。新冠疫情发生后，由于零部件断供、外聘专家缺位，给两国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扰。但是，疫情不可能逆转全球化潮流，更不会导致所谓的“去中国化”。在华日企不可能大规模地撤资，但中日两国围绕生产链、供应链的合理配置、升级转型、重新布局上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对两国大有裨益，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福音。

第三，要推动民间交往和交流，夯实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目前，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亲近感都比较低，且存在着明显的“温度差”。今年秋冬到明年春夏，随着疫情的缓和，东京奥运会的举行，两国间出境游将出现补偿性增长，舆论氛围也可能持续改善。随着两国围绕“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日益深化，“和合共生”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经济融合发展的“刚需”更加凸显，中日关系必将开启历史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