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知青——无悔的青春

不少关于“知青”的作品，受制于市场社会的逻辑、“现代化理论”的钳制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总是不脱“伤痕”的窠臼，其中充斥着伤感、颓废和自怜自艾。

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些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的描写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也影响着一至两代人对共和国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正确认识。

事实上，当我们拨开覆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面的种种政治迷雾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之上：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繁荣、富足、发达的农村与农业，需要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否则的话中国的工业就会失去市场，而要做到一点，必须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见农业建设，必须扭转近代以来，资源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从W@G才开始的，而是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在W@G期间达到了高潮而已。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发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

因此毛主席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发出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