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秘书眼中的五四运动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其次才是那个时期所发生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实际变革。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除了少数出身于新兴工商业者阶级外，大部分依然来自地主和官僚家庭）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往往是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现状的反叛。一些革命的历史学家把这称之为“知识分子忠顺的改变”（transfer of the allegiance of the intellectuals），另一些人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反叛”（the deser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变革的一个范例。

在这种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思想改变是最显著的。传统的伦理原则和教条被卓有成效地粉碎了，偶像和权威在运动的冲击面前战战兢兢。尽管后来守旧派和保守派尽力维护，但旧传统的声誉已是江河日下，再也无法恢复。对新事物的热情取代了对旧事物的崇拜。从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那样对新知识如此渴望。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扩大和改变。

白话文作为写作媒介的采用，一种基于人道主义、浪漫主义、实在主义、自然主义等各种理论的新文学的创立，新闻和普及教育的迅速发展等，这些都伴随和促进了上述那些思想意识方面的改变。尽管保守的当权者后来曾尽力鼓励保存文言文，但白话文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形式。这种新文学自“五四”以后开始在中国文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新诗、新散文和故事、新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都在运动期间开始形成，紧接着又出现了新小说。作为“革命文学”，这些新的形式后来被左派和进步人士在反对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加以支持和有效利用，而后者在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创造出什么流行的或杰出的作品。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也受到这场文化激变的巨大影响。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事件后也有了较大进步。如果把“五四”前后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五四”以后的报刊杂志在技术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这类出版物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拥有的读者大众比以前大为增加，政府和公众对之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视。

同时，普及教育得以扩大，其他教育改革也开始实行，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有了很大提高。由于五四运动的结果，学校里越来越多地讲授现代知识，工业方面的职业训练开始与民族工业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学生和教员建立了更多、更强有力的组织，他们的社会和学术活动也有了显著增加。西方的哲学和逻辑被介绍进来，社会科学和新的史学编纂方法很快得到传播，现代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在“五四”期间和随后的一个短时期里，自然科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大多数重要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会都是在1915年以后的10年间创立的，在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气象学、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广泛得到引入和采用。

与思想意识的变革和思想的发展一起，出现了社会的改革。“五四”之后，传统的家庭制度开始衰落，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旧的家庭和氏族制度下，中国青年竭力维护他们的人格和在社会中的权利。一种以更大的社会的结合代替家庭和民族约束的倾向逐渐表现出来。妇女的地位开始提高，成立了男女合校。妇女开始从传统伦理、社会和政治枷锁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扶植了一个更活跃的妇女参政运动，把妇女带入了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实在说，这个运动引起和推动了一场“家庭革命”。

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地主地位逐渐衰落，农民不安分，城市居民政治活动增加和劳工问题重要性的增长。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但它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现象上。五四运动发生分裂，城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利益冲突变得更为明显，劳工运动势力和组织开始增强，并带有政治色彩。劳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但它通过与运动的合作，成为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的一股势力，并给新知识阶层以很大的促动。

伴随这一切的是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政治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它为采用新的政治原则和政党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政党和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它们的纲领和政策中也更多地强调社会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得到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赢得了声誉，而军阀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成了受攻击的政治目标，遭到公众更有效的抵抗。

大致地说，五四运动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民族意识一直长盛不衰。“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和更强烈地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历史表明，那些违逆这股潮流而动的政治领导人和派系招致了自身的垮台，而那些“弄潮儿”尽管有种种曲折和闪避，但最终占取了上风。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不懈努力，虽然后来遭到来自强调服从组织活动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已不是轻易可以除去的。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自此以后，甚至那些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能采取迂回对抗的手法。任何专制主义都将感到，忠实地记述这场运动是对它自身的一个威胁。

如果说这些是“五四”时期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那么这里也不妨举出它一些一般的缺陷。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对之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他们认为几千年的社会停滞不前，给进步和改革之途留下无数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对于整个传统过火的攻击和对其价值的低估是难免的。这使得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中的许多精华遭到忽视或避而不提。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改革者们的批判在一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辨的和过于简单化的。但这在当时整个民族充满惰性的状况下也许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又过于轻信。虽然他们也声言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他们往往大谈空泛的“主义”，而对其内容却没有作认真细致的考察。结果，尽管有一些要防止不清晰的思想的告诫，但他们对于西方思想仍是常常含混不清地要么大力提倡，要么全盘否定。这或许是任何一个群众性思想转变过程初期的一种自然现象。

这个时期的中国改革者另一缺陷也许是过于自信地认为，凡是他们以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中国实现。他们在处理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的特点是缺乏耐心和持久性。一个涉及国家众多方面状况的如此广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需要长期和耐心的工作。企图在几年时间里取得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而仍没有完全实现的事情当然是一种幻想。然而，“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种缺乏耐心并非运动中的改革者所独有，那些后来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人也有这些特点。他们中许多人在批评五四运动未能达其目标时往往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因素。杜威在“五四”末期曾大胆预言，中国也许能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取得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思想、科学、工业、政治和宗教的进步。它不像美国那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来实现这种变革，而必须在一个充塞着传统、迷信和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实现之。”

摘自:《五四运动史》 作者:（美）周策纵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