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 “业余写史者”用通俗方法来传达“史识”
【对谈】
澎湃新闻：
你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追溯了一些“大家们”的人生轨迹，怎么想到开篇写鲁迅如何挣钱与花钱？
张宏杰：
鲁迅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都非常大，起码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大家除了马列毛之外，只能读鲁迅，他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精神都起到了巨大的塑造作用，因此我们更有必要深入地去了解这个人，从更多侧面去分析他的那些想法和思路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他的哪方面思想在今天还有借鉴意义。教科书上呈现的都是他斗争性的那一面，但现在很多史料的出现向我们展露出了鲁迅更复杂、更有人情味的那些面向，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篇《鲁迅的收入与生活》。
鲁迅一开始并没有立志做个作家，他的本职工作是个公务员，从职务来看，相当于今天的处长。他很敬业并且看重官职，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鲁迅认为他的官职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次他去教育部办事，一进门巡警给他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鲁迅就感慨“可见做官要做的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也还是认识的。”在他的日记中也有多次对于得到官职后心情大好的记录。他在中华民国文化奠基的很多方面做过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一些活动今天看起来不大光彩，而后也因为内心倨傲，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并不太融洽，鲁迅在仕途上陷入停滞，再加上当时公务员系统欠薪时有发生，鲁迅才慢慢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写作上。还有包括他对蔡元培复杂的感情、对待金钱的态度、擅长营销策划出版书籍等等，这些侧面都可以使得鲁迅这个人物丰富立体起来。
澎湃新闻
：你提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给过你很大的启发和震撼，但史学界也不乏对黄仁宇的批评，你怎么看？
张宏杰：
黄仁宇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群里，口碑比较两极化。普通读者心目中黄仁宇是个大历史学家，古今中外无所不懂，但在学术界看来，他的学术著作不够严谨、破绽不少、局部有所见大体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不高。
但客观分析，如果黄仁宇在普通读者中的传播力度没有这么广，没有写这么多普及性、通俗性的东西，他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会高一些，比如他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其中有关明代财政的章节，学术水平也是很高的。但就因为所谓的虚名太高，在学术圈反而被瞧不起了，这也是学术生态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万历十五年》大获成功首先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迅速定于一尊，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比如五阶段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动力理论等，历史学界越来越呈现一种僵化、沉默、压抑的局面。而《万历十五年》的出现就如同在沉默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们感叹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黄仁宇不仅用娴熟的文学化手法达到了史学的目的，而且他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通史观，这是他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几个原因。
澎湃新闻：
你怎么看待这种学术生态？学术写作与通俗史学写作之间的平衡在哪里？
张宏杰
：学术写作和通俗史学写作之间有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从事普及工作的有了较大影响力后就看不起只会写学术文章的，认为那是钻到故纸堆里，写的东西没人看。写学术文章的觉得写普及的都是注水，忽悠普通读者，没有任何价值。这两种态度都没必要，可以有更良性的生态。
学术写作和非学术写作的要求确实是不一样的，但严肃的学术研究作品也可以抵达普通读者，只要写作者本身对自己的研究花过功夫，清晰明了地将事情说清楚，而不是堆砌材料，什么资料都不舍得丢。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就是学术写作大众化的一个典范，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普通读者也能读的懂，喜欢读，当然这是很高的写作境界。普通读者选择历史作品，不是为了学习考证的技术，而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结论，学者可能乐于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螺蛳壳里做道场，但读者没有观察庖丁解牛的耐心。
通俗写作是面向大众的，就要把握一个底线，就是真实性。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曲解史料，不能将野史中明显不靠谱的内容作为论据，也不能老是看二手、三手的东西进行简单综合，这样学术写作的生命力也不持久。合格的通俗写作，应该建立在对史料的辨析之上，给出自己的判断，同时要尊重读者的读史需要和读史趣味，不要有一种高高在上我是权威的优越感。
澎湃新闻：
怎么理解普通大众与通俗史学之间的需求关系？
张宏杰：
很多专业历史研究者往往对普通读者的读史需求有一种误解，认为普通大众只需要肤浅的、故事性的历史普及读物，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我在中学时代非常不喜欢历史，教科书上本来非常丰富的历史被压缩成干巴巴的时间概述、年份、地点、意义。但是在大学期间我对历史产生了强烈兴趣，因为读到了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这些优美而有吸引力的叙述在一瞬间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些书不仅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甚至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读史需求，历史是有魅力的，甚至可以让原本讨厌历史的人变成历史学家。
普通读者的历史知识需求是很强烈的，有多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类追根溯源的本能；第二个汲取信息的需要，人只有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实信息，才有助于他做出人生中一个个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和判断，新闻是对世界横向了解，历史则是纵向了解，两者交织起来，一个人的信息世界才会完整；第三是生存实用需要，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要了解这个国家，离开历史这个角度是不可能的；第四则是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比其他人更迫切，比如政治家、经济学家必须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领导、理解一个国家；第五就是历史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这也很重要，人类除了理性的需求之外，更包含着猎奇和消遣的心理需求。
澎湃新闻：
传统史学也有很多局限性，你在书中提到“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并不绝对正确，学历史不见得都有正面作用，很多时候获得的可能是负面作用。
张宏杰：
历史学不只是史料学，更主要的是史识和史观，换句话说是分析总结的悟性和能力。正如同有良好反省习惯和反省能力的人不多一样，拥有合格的历史反思能力的国家和民族也不多。
比如满族在关外初起时，并没什么文化，对中原历史的了解也主要基于《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但是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前几代统治者的进取策略非常明智，每一步棋都下得很精明。这是因为，现实而理智的思考方式远比一脑子史料重要。早在关外，皇太极就说读书必须明晰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而明朝末年统治者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历史经验”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善恶忠奸”的逻辑如同条绳索，束缚了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此外，人类的记忆并不总是客观的，历史记忆被扭曲有时候也是现实利益的需要。我们可以通过“多学科交叉法”“二重证据法”“大胆假设，小心求助”，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尽最大可能抵达历史真相。在真相的基础上，用逻辑来进行梳理，从历史真相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澎湃新闻：
所以可以认为通俗史学写作者是普通读者与历史之间的桥梁吗？
张宏杰：
可以这么认为，任何学科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促进社会、文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通俗史学发达与否，对民众的知识结构完善和人文精神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忆是残缺的，那么社会成员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将会受到损害。
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我常常收到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中不乏认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让我深受启发。史学家的思想成果很专业，较难为大众所分享，由我们这些“业余写史者”用通俗的方法来传达“史识”就更加重要，我十分愿意做这样的事，也期待着读者与我进行认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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