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导演曾是一名保安

起点

北京的西土城路4号，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个承载梦想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想当导演，包括保安。

早上七点，C楼保安监控室里，张中臣摘下对讲机放到一边，脱下保安帽，解开别着保安袖章的制服大衣，套上自己的羽绒服。2013年2月的一天，他下班了，今天是他的开学日，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剧作专业的新生。

此前，他已经在北电做了一年多的保安，蹭了一年多的课。多了个学生身份，他就又有理由在北电多呆两年。

北电的校园不大，从保安的角度来看，它有五个校门，最大的西门要有保安值守站岗。每幢教学楼的一层，都会设置一个问询台，保安会负责坐在那里。C楼是保安队监控室所在的地方，实时播放监视器录下的影像。标准放映厅周一到周三播放电影，保安需要检票、把门。校园的每条小道上，保安带着手电筒和对讲机，巡逻、在执勤点打卡。

从2011年到2015年的四年间，这些岗位张中臣都呆过。

每天下午两点，是他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保安队会全体在东大门集合，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在宿舍穿戴整齐好保安制服后，他把帽檐压到最低，跑着穿过人流，迅速把自己埋到队伍中间。他不想让相熟的学生认出来。

C楼的监控室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比宿舍还久。大部分时候是在晚上，十一点上班，次日七点下班。北电的监控室有一整面墙都是监视屏幕，被分割成十几块长方形，上面分布着北电的角角落落，俯视着碰巧经过的行人。张中臣对正在发生的影像没有太大兴趣，他在监视屏前支起另一块电脑屏幕，放贾樟柯和比尔·道格拉斯、黑色电影、法国新浪潮，沉浸到自己构造的影像世界。

图|监控室

监控画面显示，徐浩峰走进了西土城路4号的大门。两分钟后，张中臣又在链接教学楼C楼门口监控的显示屏里看见了徐浩峰，导演往114教室的方向拐了过去。

张中臣面前，监控室墙的另一面就是114，北电最大的阶梯教室，备受学生推崇的热门课往往都安排在这里。有时，来蹭课的人们会把教室的过道都塞满。徐浩峰在北电的《视听语言》也在这里上课。

徐浩峰的电影里遍是武侠、侠气，上课时则喜欢讲新好莱坞时期的美国电影，从《荒野大镖客》讲到《教父》，分析经典的镜头。现在，好莱坞经典结构的分切已经不再吸引张中臣。在北电的四年，他看了许多欧洲电影，渐渐地，他站到了用诗意承载更多表达可能的那一派中。这不算反叛或者推翻，只是另一种方向的生长。不过张中臣喜欢听徐浩峰讲《视听语言》，因为他讲课金句频出，很少重复。张中臣前后听了四年，不会感到厌烦。

早晨7点，夜班结束。张忠臣脱下保安制服走出监控室。他戴着黑框眼镜，身形瘦削，本就在上大学的年纪。脚踩着一双帆布鞋，他很快就混入了上课的人群中。

在踏入电影学院之前，张中臣过早地被扔到流水线上，承担起生活。2010年，他大专毕业后，进入安徽芜湖一家空调制造厂工作。这里离他的老家砀山县有7小时车程。高中毕业后，每个暑假他都在流水线上度过。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工厂是新时代的田地，前途既定安然。

在空调厂，张中臣被分配到胀管车间，做空调外机所需的过滤网。前面的女工给一个网片穿上十根铜管，配件躺在流水线上经过张中臣，他一次取下三片网片，放进胀管机，关门，按下开关，几米高的机器就压下来——轰隆轰隆——叶片成型，每个流程不过几十秒。这样的动作他每天重复做12个小时。

厂房外的开发区，三车道的马路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开阔，方便大卡车进出于此。从高空俯瞰，一间间工厂四四方方，模块式地嵌在城市和乡村中间。工人可以在厂区完成任何事，吃饭、娱乐、结婚生子。张中臣租住的公寓楼属于奇瑞汽车厂，新晋的员工分到一间单人宿舍，有了意中人后，可以用员工价买一套两室一厅，在厂区成家、完成生命的延续。

一次，胀管车间隔壁车间的一个电工在检修电路时触了电，从两层高的机器上摔下，跌落的瞬间就失去了意识。张中臣看着救护车拉走了那个电工。此前，他们是烟友，是在工作间隙围在一起抽廉价香烟，在烟雾下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工友之一。他们还曾在半夜爬上大卡车后面乘凉、睡觉，但谈不上有多相熟。那之后，张中臣再也没有见过他。

电工的意外，让张中臣意识到，工厂区许诺着安稳的未来，也伴随着危险和意外。有时，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升起又落下，张中臣会想象在某个失控的瞬间，自己的手会落得和网片一样的命运，被无情地压成薄片。 

想要逃走的念头冒了出来。他想起大二的暑假，在一家制造风力发电叶片的工厂打工。两半叶片合模的时候，需要工人爬到中间一点点地刷胶。天津的盛夏，模具底座不断加热，他被封闭的防护服包裹着，给叶片刷胶，一路刷，一路往叶片中心走。越往里面，叶片的缝隙就越狭小，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黑洞，没有方向。

流水线上的一颗零件松动了，只是还不知道落向何处。2011年国庆假期，张中臣坐着绿皮火车北上到北京电影学院，投奔在那里当保安队长的哥哥。在北电，他每天混入上课的人群，在校园里闲逛。

一天下午，他晃荡到114教室，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学生，张中臣随意挑了个位置坐下。那是第一次，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听听看北电的课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告诉学生这堂《大师研究》要研究李安的《喜宴》。窗帘拉合、灯光熄灭，教室旋即陷入漆黑，唯一的光亮在大屏幕处。课上播放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的一场戏，男主向父母宣布下午结婚的消息，西方简单的结婚公证和东方隆重的仪式传统产生了冲突。

放毕，老师打开灯，在黑板上画机位图，这场戏五个角色，用了三个摄影机，通过镜头的剪切和衔接表现出了人物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冲撞。

《大师研究》是北电高年级学生才会上的课，那时候，张中臣不知道这叫拉片，他所理解的电影就是村委会露天放的抗日片，县城电影院里放的好莱坞动作片，同学在录像厅租借的港台警匪片。

张中臣单纯地被电影吸引了，问哥哥要来了北电各个专业的课程表，穿梭于北电的各个教室，能蹭的课他都蹭。年底，为了维持生计，张中臣去应聘了北电保安的工作，保安队的工资是他在空调厂的一半还不到，但包吃包住，让张中臣在北电有了落脚处，方便他白天在这里蹭课。

一天上夜班，张中臣打开了贾樟柯的《小武》，小武在一辆晃荡的城乡巴士上行窃。贾樟柯的汾阳与张中臣的砀山交汇出了叠影。这辆巴士和张中臣初高中每周从学校坐回家的那辆一模一样。从砀山县城到他的老家张庄村，有五十分钟的车程，那趟车破破的，人也没那么讲规矩。有个角落的座位被拆了放轮胎，大家就凑合着往轮胎上坐。张中臣背着书包，妇女牵着孩子，老人提着X光片，巴士依次在村镇停靠，大家各怀心事。 

高中时他不想在学校待，也和小武一样，终日在县城晃荡，去网吧、游戏厅、台球厅。他漫无目的地压马路，有时在远处看朋友打架。影片里警察穿的大衣，他妈妈也有一件。 

原来电影可以拍身边的小人物，创作也没那么复杂，他想。从流水线上松动脱离的零件，在那时找到了想要落下的地方。

第一次举起镜头，张中臣从模仿开始。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给了他灵感。2013年冬天，他借来相机，将镜头对准边缘的人：北京西站里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奔赴流水线；天安门礼花下，保安正在站岗。他和张中臣一样，无法在春节返乡。生命力在镜头里、在北京的积雪上氤氲，琐碎又鲜活。

那个夏天，张中臣开始寻找自己想表达的。回老家探亲时，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村庄。他拍打扑克，三四个人围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后面又三三两两围成了松散的圈。他们打扑克特别用劲儿，喊着“对A”，啪一下把一双牌甩到木板上，眼里透着得意。张中臣用镜头放大他们抽烟的姿势、脸上的褶皱，真实的生活因为镜头的截取，有了电影感。 

西瓜结成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张中臣的妈妈沿着田埂，给每个瓜苗松土施肥，相机跟着妈妈，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回家时，妈妈在河边的柳树下捡了一捆树枝。镜头里水面闪着波光、柳树随风飘摇，妈妈转过身来冲着镜头笑了笑。这个画面击中了张中臣，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拍《最后的告别》，水面和柳树组成了全片的第一个镜头，也定下了全片的美学基调，明亮又干净。

图|《最后的告别》剧照

一个赶集的日子，张中臣拿着相机，坐上爷爷的三轮车去集市。小贩们带着应季的蔬果，从村庄汇入镇上，招呼着买卖。砀山酥梨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后来卖不上价，有几年梨子都烂在了坑里，很多梨树就被砍掉了，包括他家的。张中臣记忆里满园的梨花已经变得很淡了，村里簇新的楼房逐渐取代了一层的砖土平房。甚至连他的父母，也在几年后离开了村庄。

镜头带着张中臣去重新审视这块自己生长的土地，原来他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村庄被时代推着走，个人在里面沉浮。想法逐渐明晰起来，他决定拍他的村庄，而切口可以是那一桩杀人案。

张中臣的童年，被十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分割成两半。九岁以前是亮色调的，太阳能照得皮肤反光。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没多受管束，和发小在田间爬树打闹，在树林里捉蝉猴，走几里地去村小上学。夏天太热了，一家人就睡在屋顶上。

九岁那年，张中臣升三年级。开学前夜，发小被他的亲生父亲杀害了。凶杀发生得没由来。男人患有精神病，半夜里找不到手表，就拿斧头把睡梦中的两个儿子劈死了。命案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着村庄，张中臣不久之后就被父母送去了更远的小学，告别了在村庄生活的日子。

发小的墓地逐年被杂草掩盖，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每次回到老家，一个念头就会浮现在张中臣脑海里：如果发小没有被杀害，他该如何面对父亲？这成为了张中臣的长片《最后的告别》剧本创作的原点。

《最后的告别》的主人公方圆是一个聋哑人，三十出头，在工厂当保安。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他的父亲在精神病院杀了看护潜逃。故事简单，人心复杂。

复杂的人心浮在脸上。全片大量的镜头给了方圆近景特写，这张脸承受苦难、疏离淡漠。

饰演方圆的是张中臣的保安同学王耀德。在北电读书的时候，王耀德就是张中臣的主演，演过保安、销售员和杀手。

那时候北电保安队二十几人，有七八个人特别爱电影。来到北电，有些为了逃离，张中臣逃离流水线，王耀德逃离家庭。还有些为了梦想，比如李想和张秘密，都毕业于师范大学，想考北电的研究生。他们都爱电影，也都没什么钱。 

李想相当于张中臣的半个电影导师，带他入了门。相对于其他白纸来说，李想那时候已经对许多电影理论信手拈来，他的硬盘里，按类型、按导演躺着很多张中臣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冷门艺术电影。那时候，宿舍随意地贴着电影海报，聊得也大多和电影有关。他们从来不聊未来，好像期待这个被电影填满的乌托邦不会醒来。 

图|主演王耀德在宿舍

有时候他们需要提交一些短片作为课程作业。几个人凑一块儿，签下“对赌协议”：一周内交不上作业的，罚款五十块。有些北电学生的一个作业就能启用一个完整的剧组。保安队的同学没有相机，就用手机拍摄。没有苹果电脑，就借电脑剪辑。人员也都是互通的，我做你的剪辑，你做我的演员。

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空荡荡，成了他们最自由的时光。一次，张中臣写了个小剧本，在当时住的二号公寓拍，剧名就叫《二号公寓》。王耀德本色出演保安，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了鬼。学生时代的短片顶多称为习作，不过这倒让张中臣喜欢上了剪辑。他没什么预算来制造道具，就用后期把水池里的水渲染成红色，通过倒放、拼贴、配乐等手段营造恐怖的氛围。剪辑对他来说，是二次创作。他帮张秘密剪过记录短片《浮草》，记录了北电几个保安的上班片段。上手后，逐渐有些学生把作业交给他剪。

毕业之后，张中臣很长一段时间以剪辑为业。他从现场的剪辑助理做起，跟着剧组全国跑，在空余时间剪一个自己的版本，与剪辑师的对比。这是一个有趣的学习过程，剪辑师像第二个导演，通过对画面的编排，拯救演员浮夸或者不足的表演，控制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同样的原料，煮出了两碗不同味道的汤料。

2019年开年，张中臣已经剪了十几部剧情长片了。他觉得他对影像有了掌控感，有能力处理好现场的各种状况，也就是说，他有信心作为一个导演制作一部长片了。

《最后的告别》的制作班底，和学生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剧组人员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朋友的朋友，主演依然是王耀德。独立导演要拍电影，起初只能求助身边的人，张中臣联系了之前的保安同学们。当时他们已经散落各地，王耀德回了老家，送外卖维持生计，同时进行剧本创作。收到张中臣的邀请后，为了演好聋哑人，王耀德去聋哑学校呆了半个月。张秘密离开北电后一直在拍纪录片，有时候穷得连烟都抽不起，他成了张中臣的演员副导演。李想是最后一个离开北电的，他拒绝了张中臣的邀请，他只想当导演。

2019年6月底，《最后的告别》在河南平顶山开机。钱是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出于对张中臣能力的信任和肯定。电影里，还临时凑了一些演员。王耀德在体验生活的聋哑学院找到了饰演少年方圆的演员。剧中的爷爷是平顶山当地村民，带着他的老牛出演。用着几十万的小投资，最省钱的配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把这部影片拍了出来。那个夏天，大家好像梦回了在北电的乌托邦生活。

2021年九月初的一天，张中臣去了趟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打算选几本新进的电影书籍。他保持着每天看一部电影的习惯，最近看的是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一部讲述中年男人通过酒精越轨的电影。

听说我喜欢侯麦。他说：“那你应该不喜欢我的片子，我的片子几乎没有对话。”的确，《最后的告别》几乎没有没有对白，很少有这样的电影，完全借由影像本身进行叙事和表达，画面构建的意象所指涉的意义，比单纯的对白传达的还要多得多。

这确实符合他本人的风格。他话少，几小时的采访后，他觉得采访时说的话，超过了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张中臣觉得自己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重复的，却在重复中不断发现新的事物。最近几乎天天在剪片子，有时候剪辑累了，他就出门溜达，散步的范围总是不会超过家附近一公里。

但在重复的一公里内，每天也能看出新的东西。他习惯从不同的“机位”观察同一件事物，今天走了天桥，看到人行道的角落有一个垃圾桶，明天就走到对面，看构图有什么变化。

有一天他起的比往常早，阳光洒在白色的桌面上，被玻璃杯折射出一个棱角分明的半圆体，他记录下了这束当天八点三十分的光线，又盯着光束游移了七分钟。他对光线着迷，觉得一束光打到了白纸上，有了阴影，一层平面就有了立体感。《最后的告别》画面特别亮，张中臣说，明亮才能衬得出黑暗。

导演的眼睛就像镜头本身，打捞生活中不被人注视的事物。张中臣的镜头，捕捉着后视镜中的蓝天，水坑里一棵树的倒影。镜像就这样成为了导演影片中一种表现手法，他让主角方圆通过橱窗的反射观察远处的母亲、在后视镜里看到差点溺死的自己。

2021年8月2日，FIRST电影节颁奖礼，《最后的告别》包揽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张中臣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了本次电影节最大的黑马。这是张中臣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FIRST放映期间，《最后的告别》声量很小，他们甚至连返场座谈会都没有。

最佳剧情长片的颁奖词评价他：“以身体力行的勇敢与真诚，照望那些被隐去与忽视的痛楚和面孔，在有限的时长内展开漫长的岁月，并以电影的温暖，尝试抚平那些折痕。”张中臣猜，是他的真诚让他得到了肯定。

生活开进了新的一章。荣誉改变了一些事情原本的逻辑。

最明显的是资金。《最后的告别》做后期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差二十万，这是硬成本，省不了。他拿着粗剪好的片子，见了几个投资人，都没了下文。最后还是团队的人东拼西凑挤出来的。

之前怎么都寻不到的投资人，现在开始找上门来。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与投资人接洽。尽管有在尽力和投资人聊，张中臣还是不敢确信他们真的会给他投资。毕竟按照张中臣的理解，选择拍独立电影，本就是选择了一种边缘的表达方式。而资本天然地对这种边缘保持投资谨慎。风头来得快，去得也会快。在电影市场持续低迷的后疫情时代，情况更甚。

像一个循环，张中臣又回到了在生养他的村庄拍摄的那个夏天，寻找下一个想表达的内容。下一部片子拍什么，是他近期听过最多的问题。投资人问、制片人问，记者也问。剧本仍在构思阶段，他坦承说，目前很难给出具体定论，是否会沿袭这一部的美学风格，也不敢保证。

“一切还很未知。”张中臣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觉得自己会一直拍边缘人物，因为：“中产的导演拍中产，边缘的导演拍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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