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的东方梦：原来我们一直都在探讨名字、身份和权力

石家豪，《張愛玲與她的人物角色》，2009，塑膠彩/壓克力/丙烯畫布，80 x 1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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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 大家英文名的意义与背景是什么？

夏楠：我的英文名是Alison。我记得当时央视十套有个英文教学节目，里面有一个美国白人女主持人叫Alison，她每次上节目都穿衬衫，打领带，我就觉得她特别酷。当时我没什么性别意识，只是想，要是跟她有一样的名字，我就可以跟她一样酷了。后来我英国的外教告诉我，很多女性化的英文名是以a、o之类的元音结尾，但Alison是以s-o-n结尾，所以还挺中性的。

我从7、8岁开始就用这个名字，来英国的时候我也还在用它，觉得这个名字没什么问题。但我到了英国之后，很多人就会问你的中文名是什么，我当时还很纳闷，为什么你们对我的中文名那么感兴趣？我给你解释半天你也不会写、不会读，还很浪费时间。但直到最近，因为要给学生上课了，所以要声明一下自己的身份。纠结来纠结去，加之牵扯到以后找工作，就改回了跟自己护照一样的名字。

我用中文名之后我的导师是第一个为之雀跃的人，我估计TA等了这个时刻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可以让我做自己了；我还有一个德国的同事，虽然很长时间没联系了，TA看我脸书改成中文名字之后，还特地跟我发了一个信息，说真为我开心。

Joyce：我初高中的时候有个特别好的朋友给自己取的名字是Roy，和她中文名两个字的音比较近似。我就觉得，天呐，好聪明啊，就启发了我去找和中文名发音类似的英文名。我当时有个昵称叫众子或者是粽子，我记得飘柔是叫Rejoice，跟我的中文的昵称还挺相近的。为了不跟飘柔完全重复，我就把自己的名字叫成了Joyce。之后知道Joy的意思和快乐有关，我也挺喜欢的。

但现在我工作的地方好像员工里面就有三个Joyce，学生里面前前后后每一届加起来也至少有三个了。我也有想过要不要叫中文，但是改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名字确实是承载了很多历史的，你现在要改的话，拿你的中文名去搜自己，就搜不到以前叫Joyce时的历史了。

雷雷：我小学的时候一直想不到一个好的英文名，是因为我们不处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面，英文名又不是父母取的，不是天然地可以合理化的一个名字。如果是父母给你取的，那多土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你不在这个文化环境当中成长，如果取一个很土的名字，就会显得你更土:)。

后来我去美国，有个我非常的敬佩的老师叫Thea，我离开那边后也开始叫自己Thea。这个名字给了我很多力量，因为当时去那边挺困难的，我一开始真的听不懂那些课，但是这个老师很耐心地在一对一指导时给了我很多关照。但后来我还是觉得，这始终是一个别人的名字。即使我的中文名字不太好发音、别人可能需要学一下，但不能因为有一些困难就不付出一些努力吧。

当然姓名还有很多需要去考量的地方，比如在西方的环境里，有些女性在结婚后改姓啊、发表文章啊等等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你是在一个权力下位的话，你要考虑的尤其多。

夏楠：在欧洲或者西方语境下，TA们名字的重复率太高了。这也是我想要改成中文名的一个原因——我的中文名是独一无二的，父母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希望与寄托，我们自己也会对这个名字有很多自己的阐释、自己的叛逆、自己的拒绝、还有自己的接受。中文名相比较保罗、玛丽这样的名字更有意思一些，它有自己家族的一份传递性与自己身份的一种灵活塑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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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我们在放送Joyce的诗歌《Jenny》后，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复，其中的一篇诗歌就来自夏楠。

向左滑阅读英文原版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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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按摩技师聊天一场后，我写下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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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雷：夏楠的诗每一段里面的那些场景对于身处西方世界的华裔女性来说应该都是很熟悉的。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社交、约会当中，她们都面临很多尴尬的现象：当你的名字跟你的国族身份错位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错愕、会以一种白人为中心的想象觉得你本应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有时他们想要剥削你的身体，并以一种“赞美”你的立场去跟你交流。这些都会让你感到不适。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首先你不想浪费时间，不想破坏气氛。其次，这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好像不值得你解释半个小时去讲述名字背后这么多的背景，但这又把你置于一个更加不利的位置，就好像只有你是需要去解释的。

Joyce的《Jenny》是很有人文关怀的。虽然描绘的是跟她很不一样的人，是站在按摩师们的立场上去讲述她们和自己的经历，挺令我感动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体会别人的生活、感受和日常生活中的不适，或者去反思自己的权力关系的。

但是我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Joyce想要用英文写。我觉得还是有一种距离感的。因为诗中的Jenny可能平时除了这个词以外会用到英文的场景很少，如果让她去读这个英文诗，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被写的。我想Joyce在写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体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也就是她诗歌的欣赏是有门槛的，她的受众肯定不是她写的这个Jenny的群体、不是去给她们欣赏和体悟的。虽然我去读的时候，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英语训练的人来说我能够理解里面细腻的情感，但是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这可能是我觉得可以批判的地方。

Joyce：我读完夏楠的诗之后马上联想到的是江山娇。你写的那种感觉特别像江山娇的事件出来之后，网友的一个个发问，不管这个女性她经历的是什么、不管她的名字是什么，此时此刻她们就是江山娇，此时此刻她们就是Jenny。夏楠是把许多女性的故事集合在一个人身上，即便一个人无法经历所有那些故事的面向，但是我们在那个瞬间都是感同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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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雷雷说了那么多掏心窝的话，我有两点回应。第一点是，其实我在写之前不会做一个用英文还是中文写诗的有意的决定。但有时候用英文是一种制造距离感的方式，甚至你潜意识之中是想要保持一种距离感的。我觉得诗有时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你写的东西是直击你内心的，但是你希望用非常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除了这个诗的语言比较隐晦之外，再使用一门外语，就更加隐上加隐，晦上加晦，好像有了一种安全的距离之后，你会更加直接真实地表达它的意思。

第二点，不可避免的是我和Jenny的背景很不一样。当时决定要发这首诗后，我们马上就想到要不要联系Jenny，让她读一读这首关于她的诗。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她怎么能读懂这首诗呢，虽然翻译是一个接近理想的版本，但是跟英文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是她看了之后，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会高兴吗？还是会非常惊讶？还是会愤怒？所以我的观看方式其实就像是雷雷说的那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说不定她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她不会用我这种“别样”的眼光去观察她自己本身。我强加自己的想法在她身上、去打断她的生活、把这个诗歌活生生地甩在她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欠考虑的一个做法。

Maggie：诗歌的层次丰富也表现Jenny本身身份的复杂性。但文学和为某个群体去争夺权利这两种行为是不可避免地有分隔的。你不可能为了某个群体去创造某种文学。我记得有个叫“工人文学”的品类，但这就好像你不把它当平常的文学一样对待似的。

雷雷：这是因为我们能看到的真正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学作品或者其它文化产品实在太少了，所以它们时常要被集结在一起。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余秀华，就是因为她实在太少见了，所以才会被贴上很多很多的标签。如果像她一样的诗人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教育的话，无论是诗歌题材，还是诗人本人就不会成为一种很稀奇的事情。TA们应该被常态化。

所以当我们这种中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去书写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愧疚感的。为什么TA们不能以TA们的笔、TA们的口去表达TA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而要借着我们的口、我们的笔去展现TA们的生活与痛苦？

夏楠：这种愧疚感背后是不是有我们消费别人痛苦的问题？Jenny并不是一个充满悲情、完全被压迫的劳动女性的形象，她也很风趣，她还跟Joyce打趣说别人说奶子大和肾的问题。她虽然不像我们中产阶级女性过得这么如意，但她也会跟她的生活现状去打趣。她不是一个哭天嚎地埋怨生活不幸的悲观形象，她是很丰满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去浪漫化劳动人民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去消费别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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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 在读夏楠的诗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东方梦”。在“东方梦”下又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如后殖民时代的西方与东方国家间的权力关系，而同时这也与男性女性的权力关系交叉。想要问问大家如何定义这个比较大的概念——“东方梦”？

夏楠：作为中国女性生活在海外，其实我们身上会有已经被刻板印象化的标签，这些标签包括：我们要有个中国名字、我们的性格应该是腼腆内向的、我们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总之不胜枚举。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社交行为或者外部表现不符合某些人对于中国人或者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TA们的这个“中国梦”或者“东方梦”就被打碎了。所以我们每个在海外生活的中国女性都像诗中的这个Jenny，我们在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需要跟别人解释你的身份，但是这些解释对于非少数族裔的人来说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想通过这些问题的不断重复表达一种疲惫感。这些问题不是被问过一次，而是被问过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你可能会被问到不同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停地解释自己的过程，是很疲惫的；你也会发现，你永远都有一个被迫去解释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有时我也会觉得“噢原来我是这样的”，我会发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其实也是在不断回答自己的一个问题：我究竟有多“中国人”？这像兔子洞一样不停下旋，我有的时候也挺害怕它的。

Joyce：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我的经历里面，有这么一群人其实在相反的方向对你有另外一种想象。我想到我在NYU读研的时候，我系里面最受欢迎的中国女生是最不符合大家对中国女孩的刻板印象的：有一个像是ABC（华裔美国人）一样，肤色比较深，然后很瘦；另外一个也很瘦，皮肤白白的，头发像盖茨比里面的Daisy一样，特别时髦。她们俩都特别能跟国际学生玩儿。我觉得她们就是因为颠覆了大家对中国女性的想象，所以说当时非常的受欢迎。我于是想到，我也认识这样一种白人男性，他把你当另外一种层面上的砝码——他看到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顺从文静的中国女性时，他会觉得，哇你好酷哦，如果我能够跟你做朋友、甚至是男女朋友的话，你真的是我身上很美好的一个装饰呢。

我记得我在跟一个朋友认识的时候，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粉碎父权制”之类的话，他觉得特别酷。后来在很长时间的交往过程当中，每次我表达对于性别平等的理念的时候，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回应我、同意我说的话。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虽然他能在思想层面和智识层面去回应你、认同你的女性主义，甚至说他也是女权主义者，但实际上他的实践并没有和他的言论完全一致。即便他可能认同女权主义的理论和理念，他对他白人男性的特权还是没有很深刻的反思。

Canwen Xu在TEDx Talks中分享自己作为美籍华裔所经历的刻板印象及“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截图来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pUtz75lNaw

雷雷：“东方梦”很多人也说了，就是“西方梦”。TA们不是真的去了解你，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臆测。无论你是陷入到刻板印象当中的中国女性，还是完全偏离，TA们总是有理由、有办法将你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比如有时我以自己的中国名字与对方交往，有一个老师说，哇，你竟然用你的中文名；还说他有一些学生都取一些英文名，失去了TA们的中国特性。我特别尴尬。有时你希望用英文名去迎合TA们，想要让别人更好地了解你，TA们反而觉得你做错了。然而如果你保持你自己的中国名字，好像这就很特别、很怎么样似的——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TA们总有一种方法认为你做得不好；或者是认为你做的很好，并以表扬你的方式把你置于一个弱势的位置，这就是他者化的感觉。

夏楠：在这种被他者化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其实也内化了他者强加的身份。这不完全是白人的问题。比如，去年我在卢旺达时，有个中国朋友找我玩。卢旺达是个热带国家，每天太阳都很大。我其实很抗拒在晴天的时候打伞，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恐惧感，怕别人会说：“这又是个中国女人。” 包括在意大利，只要你看到一个人打伞，就会觉得那是个日本人或是中国人。我这个朋友特别害怕晒——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女人的一个特点。她每天都带一个口罩跟我一块儿出门（这是前新冠病毒时代），这么热的天天天带个口罩出门，一方面是不舒服，另一方面是在马路上不管是卢旺达人还是我周边的外国朋友看她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这个人是不是生病了？”的感觉。这个对比里面有很多不单单是被他者化的过程，还有一种我自己去内化他者身份的过程。

图片由夏楠提供

Maggie: 我个人亲历“东方梦”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了解到我会来一个中美合办的大学，于是就说：“那边会不会特别多中国的easy girls（轻浮、性开放的女孩）？”其实这个词在华裔和亚裔中运用得更加频繁、广泛。我当时还没有特别强的女权意识，我就想：“我不要成为那样的女孩。”上大学后，我和一个白人男孩关系挺好，但是我会很害怕成为别人口中那种“轻浮女孩”。尽管我不将他当作一个白人男性看待，不将他的种族身份、性别身份深化内心，但实际的问题是，大家并不这么看。

雷雷：对。哪怕你自己想要去对抗这个刻板印象，你始终是一个社会人；哪怕你已经克服了所有的心里包袱，但别人总会评价你的一些做法。这些或恶意或无意的评价，还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开心。

Maggie：性别视角的社会批判总拿“权力关系”作为框架，而我们也将它投射到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我有时会考虑，总这样想对我是不是挺不健康的？比如，我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许对某些行为特别敏感，觉得“你这样做就是不尊重女性”，并将它上升到一个性别的框架上来，这导致我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总带有某种侵略性。

雷雷：哪怕你不以这个框架去看问题，你的遭遇与处境也仍然证明了它的存在。在表面上不去想这些、不去折磨自己，好像心里会好受一些，但是你仍然处于各种各样的权力框架里。你不去指出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反而你指出它，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应对。与此同时，在你寻找跟你有同样感受的人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互助的可能性。

你如果能够敏感地感受到伴侣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行为已经冒犯到你，哪怕你不去说出来，它其实还在那里。但是你跟TA说了之后，TA如果是一个明理的人，那么你们是有协商、改变的空间的；它不是不能被改变的。去指出、分享、改变是很有意义的，哪怕可能一开始是失败的、让人挫败的，但你在不停地尝试突破它。

夏楠：我之前跟雷雷讨论过，跟女权主义者谈恋爱是个很难的事情，因为ta们永远都在批判（笑）。

图片来源：

https://www.vox.com/platform/amp/2018/3/20/16955588/feminism-waves-explained-first-second-third-fourth

Maggie：所谓的“性别”与“种族”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种族、性别平等应当是一个阶段性目标，而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东西。

Joyce：当我在学校做一个多元文化工作坊或是培训的时候，我总是会提到不同的“身份”，然后让学生反思自己的身份。比如在性别和种族这些方面，TA们是否拥有特权与权力等。而TA们经常会有的一个困惑、挑战和问题就是，既然我们要拥抱多元文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标签以及社会分类？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很独立、分裂的方式区分“这是这个群体”、“那是那个群体”？所以刚刚Maggie的意思是，最终我们达到的目的应当是这些区别不会影响人们受到社会公平待遇的机会；我们用“性别”或者“种族”去谈论它，只是工具性的一个框架。Maggie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夏楠：我想到最近《黑豹》的主演去世了，所以又重新看了一下《黑豹》的电影。看了豆瓣上的评论，:)大概的意思是说《黑豹》这个电影符合了各个身份政治的标签，是很美国式的政治正确的表达。好像政治正确的表达就成为了中国观众的一个问题，TA们并不欢迎这样政治正确的表达。这体现了Maggie的这个问题：这些身份到底是一种工具呢，还是什么？

身份政治其实是在1960年左右逐渐进入人们视线的。在此之前，人们不会很自豪地说，我是黑人、我是黑人女性、黑人是美的——这样的标语都是1960年后才逐渐有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身份不只是一个工具这么简单，它不是一个很“机械”的东西。有了这种语言，我们才有了这个身份；有了这个身份，我们才能去表达自己。弱势群体没有明确自己的某种身份之前，你叫嚣：我们现在需要多元文化、我们不需要把每个人都切分开来、不能说我是穆斯林、你是黑人、我是女同性恋、你是这、我是那……当这一个群体还没有它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告诉它你不需要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个大同社会，这些都是胡扯，反而是反多元文化的右翼政治的说法。

回到Joyce谈到的给学生的那样一种反思训练，在剖析自己的个人身份的时候，你要看到自己的特权，也要看到自己的脆弱性。这种“身份政治”不是把我们每个个体切分开来，不是一种“我是中国年轻的顺性别女人”一系列形容词的堆砌。更重要的是，身份政治能够告诉我们身边的权力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大的的图景，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个标签。我们要看这种宏观的权力关系是怎么样压迫个体的，而不是把每个人都切分开。

图片来源：

https://unwire.hk/2020/08/29/chadwick-boseman/hottopic/amp/

雷雷：或许也是因为TA们太幸运了，没有在人生中任一刻、任一秒因为自己的某些身份和特质而受到阻碍或被夺去机会。比如，当我作为一个女性被骚扰了、被轻视了，在那些时刻我真的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是因为我是女生，我才会遭受这些待遇。又比如，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戴口罩会被别人在街上骂、被别人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对待。这些很细腻的场景，包括夏楠的诗中提到的，让我看到少数群体的身份给生活带来的诸多不适。而这些少数群体只能通过不断地抛出这些身份特质去为自己争取权利、去团结其TA拥抱这些身份的人。相反，这些宣扬不强调、不分裂身份的人都太幸运了，不知道别人因为TA们的身份承担了多少痛苦。

夏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歧视小组和Chinese for Black Lives的小组里成员大多数都是生理女性。这就是身份交叉性的魅力。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虽然它是一个种族问题，但是有很多有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出来之后，虽然它是一个种族问题，但是有很多有女权意识、性别意识、或者是关注女性议题的人都能比较容易地理解黑人受的种族压迫和父权下的性别压迫——TA们产生共情的机会与可能性大一些，虽然可能TA们不会表达出“交叉性”这个高大上的词。但是换句话来讲，“黑人的命也是命”和60年代一直到现在黑豹党的活动让美国的很多少数族裔（包括亚裔）都搭了顺风车。如果没有美国黑人主导的民权运动的话，亚裔在美国的处境可能会更差。

Joyce：发明“交叉性”这个词的人Kimberlé Crenshaw在一个视频里说，身份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本质上它是一种关系：它是你与社群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与身边组织机构的关系。我们在说身份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是往你身上贴了一个标签，但是我们其实是在看一段历史、一些政策、某些实践与部分机构是如何将我们置身于此时此地的处境的，是把人放在周围的环境与结构里面去整体看待的。

图片来源：

https://amp.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6/may/30/sayhername-why-kimberle-crenshaw-is-fighting-for-forgotten-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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