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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夏君璐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灵秀淡雅，坚定的侧影，两条乌黑的辫子，一身清新气息。他们在中国大陆时已订婚。她常在周末来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总是微笑着，很满足，很严肃——爱情就是那个样子嘛，他准会那么说。
当然，没人和他谈过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圣、最隐秘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当时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实了。多年以后，我才了解：他年轻妻子坚如磐石的爱心，忍受苦难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时代，就把殷海光怔住了。日后他在台湾长期受迫害的生活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的空间开辟无限乐土的人，将幽禁殷海光的温州街小木屋神化为他梦想的大庄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
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我倒不是因为要成作家才不去给胡适献花，只是因为腼腆不喜公开露面。殷海光那一声好叫得我一惊。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旧笔，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旧派克，结结巴巴对我说：这—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我可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殷海光与夫人夏君璐合影
殷海光和我母亲之间有一份动人的感情。1952年春，弟弟汉仲在嘉义飞行失事。我接到消息，忍住悲痛，瞒着母亲。总有一天灵敏的母亲会发现汉仲完了。殷海光就为她做心理准备工作。每天黄昏，必定邀她出去散步。那时的松江路四周还是青青的田野。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谈生死哀乐，谈战乱，谈生活琐事，谈宗教。殷海光那时并不信教。他信奉宗教，还是多年以后，他去世以前的事。大概是受了他夫人夏君璐的感召。这一类的谈话，都只为了要在母亲精神和心理上加一道防线，防御终归来临的丧子之痛。日日黄昏，他就那样子充满耐心和爱心看护了我母亲六个月!他和夏君璐结婚之后，1956年，他们搬到温州街台大的房子。两家就很少见面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过他们。殷海光正在园子里挖池子，造假山，要把一个荒芜的小园子造成假想的大庄园。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看起来很恬静。但他那沉思的眼睛仍然透露了忧国忧民的心情。1960年，雷震先生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被封。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登出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一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见面。那时雷先生已判刑，以莫须有的“煽动叛乱罪” 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大家见面，欲哭无泪，沉痛，绝望。殷海光紧锁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有人提议去看胡适，他只是沉沉摇几下头，也没说话。大家要探听胡适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起去南港看胡适。殷海光也去了，仍然不说话。胡适闲闲的微笑，模棱两可的谈吐，反衬出殷海光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1962年夏天，母亲因患肺癌住进台大医院。《自由中国》于1960年被封以后，殷海光两年没上街了。
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的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
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对我说。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
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于 1949年一到台湾就应傅斯年校长之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教课，非常受学生爱戴，1967年，被禁止教课，幽禁在特务的监视下。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50岁。
李敖曾说：“在这个摧毁知识分子的绞肉机下，殷海光先生是大陆性狂飙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他生于五四之年，他以五十年生命，为五四精神做了创新与重建。殷海光的死去是那一代蛟龙人物的共同收场。”可以说，是他是在用逻辑作思想的武器，使一代人的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作为哈耶克思想的引进者，殷海光教授一直关注时代的命运和国人的启蒙，然而，他痛感国人因为逻辑不清，导致文明的精神和哲人的思想最终无法扎根。
为此，人文英华诚挚推荐殷海光教授《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推荐本书有三个理由：
◎懂逻辑的人最“可怕”：一个懂逻辑的人，是非常强大的，他可以独立思考一切问题。这意味谁也骗不了他，谁也控制不了他。掌握了逻辑，就可以独立思考一切问题，也掌握了一把丈量是非的标尺。◎作者是响了台湾半个世纪的“逻辑大师”：殷海光师承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又是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知名学者的老师，同时深深影响了包括柏杨、董桥在内的一代文化名人，影响了整整两代台湾人，是上世纪台湾当之无愧的启蒙大师。◎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2分，读过的都说好：本书是豆瓣评分最高的书籍之一，它是用实实在在的干货，“写服”了大多数读者，堪称高价值又好读的口碑典范。土家野夫：中国人多无逻辑训练，故乏辨别是非能力。湖北乡贤，自由主义先驱学者殷海光先生此书，可为我们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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