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1969年“核危机”始末
01
事情缘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经过磋商，美国方面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02
针锋相对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对于这则消息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毛泽东果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
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
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
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03
硝烟散去
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在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提到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而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
这些故事尽管重要，但却并非中国之命运的决定性时刻。那什么是决定性时刻？答案——做出道路选择的时刻。
这段时期的重要性或许很多人有所感受，但它的书写难度也是极大的。“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为此，人文英华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沈志华老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签名版）。本书数量有限，无论是求真还是收藏，本书都不该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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