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危世，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时代。危世出豪杰，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到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汉族封疆大吏是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世人已经谈得够多。而以“中体西用”而闻名的一代儒臣张之洞，其实更值得一说。他比其他几位前辈同僚更为复杂、多面，转变大时代中的所有尴尬和冲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态中浓缩地展示出来。张之洞天生聪颖，是个读书的好料，考试更为了得，13岁中秀才，16岁顺天乡试拔得头筹，以解元身份中举，26岁中会试第三名，俗称探花。点了翰林之后，张之洞在京做了几年闲官。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场，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一个清流党。李军机是张之洞河北的同乡前辈，清流的风格又很对自己的口味，张之洞毫不犹豫入了伙，成为与张佩纶齐名的清流党大将。
说起慈禧太后，对张之洞而言，不啻有知遇之恩。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出格”，判为三甲之末。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之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御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太后如此之“帘眷”，让张之洞感恩不尽。皇恩浩荡，当以终身报答。晚清政坛风云激荡，每当重大的时刻，张之洞总是坚定地站在慈禧的“后党”一边，除了他深谙宫廷政治，明白“跟对人”很重要之外，恐怕与儒生“士为知己者而死”的报恩之情也有关系。假如张之洞没有机会外放，大概他终身会成为清流的死忠党。偏偏不久机会来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抚。从山西巡抚开始，到后来的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让他从一个高谈阔论的清流党，变为一个注重富强的洋务派。但不要以为张之洞真的摇身一变为完全的洋务派，毋宁说他是清流为本，洋务为用。清流与洋务构成了他一生的内心主张，后来他在《劝学篇》中，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顿。张之洞最欣赏的是“通经致用”。但是，通经不是目的，最终乃是要“归于有用”。张之洞的经世致用之学，启蒙了梁启超这批后来的维新之士，在引进西学、采用西法这一点上，他与康梁有共同的语言，并引为知己。
不过，假如你以为张之洞与康梁是同一路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张之洞与康梁在变法维新上有共识，但他们的改革思维迥然有异。
康梁想的是“应该如何”，以急迫的心态希望全变、速变，后来在光绪帝支持下搞了一场流产的百日维新。而深谙京城权力格局的张之洞，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可能”，明白变法只能以切香肠的战术，模糊最终目标，一步一个脚印，争取官场的最大多数，避免各大利益集团的围杀。变法的策略分歧还是次要的，最要命的是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在终极目标也是各有所图。康有为热衷于“孔子改制”说，不仅要当外王，而且还要成为内圣，以公羊三世说重塑圣人之道。正途出身的一代儒臣张之洞，作为古文经学家，生平最讨厌公羊之学，屡屡劝说康有为放弃异端邪说，但同样自视甚高的南海康圣人如何肯答应，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再说梁启超。张之洞欣赏他的天才，但读到《时务报》中那些鼓吹民权的出格言论，让张胆战心惊。与康梁这些体制外文人不同，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他们本身就是体制中人，自己所有的利益与荣辱与体制血肉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绝对无法容忍文人士大夫不知天高地厚，鼓吹民权之说，以酿成动摇国本、颠覆体制之祸。
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重用维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针锋相对，迫令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回老家，部署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城兵权。帝党、后党冲突一触即发。张之洞形象开明，为帝党所倚重；又死忠太后，为后党所信任，国内外都将调和帝后冲突的目光放在张之洞身上，连日本政坛的元老伊藤博文都说：中国若不变法，内乱外患将至，而能办大事的大臣，唯有张之洞一人耳！在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时刻，精明的张之洞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劝学篇》，洋洋数万言，描绘了官僚士大夫的变革路线图，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纲领性文件。要明晓个中之玄妙，首先要了解晚清以降的“理”与“势”之争。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当中，有“重理”和“重势”两派，重“理”者，比如咸丰同治年间的理学名臣倭仁，坚信圣人的天理不容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重“势”者，最有影响的乃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相信圣人之道应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势道变了，经世之学也应随机应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既重“理”，又重“势”，“理”在“势”中，“势”从属于“理”。《劝学篇》一发布，帝、后两党双边都叫好。张之洞以高超的权术技巧和精准的政治算计平衡于帝后之间，左右逢源，两边得分，最终谁占上风，他都不吃亏，有红利可取。张之洞说，晚清的求变，有三种路向，一曰保国家，二曰保圣教，三曰保华种。所谓国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谓圣教，指的是儒家纲常伦理；所谓华种，意思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在保国、保教和保种的歧路面前，张之洞的选择是什么呢？在《劝学篇》里面，他明确表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中华民族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互为结合，所以必保大清。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还没有什么区别。张之洞紧接又要讲了另一段话：“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不过，切莫以为富强是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他说得很明白：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心目中的圣教。
在晚清最后20年，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个亦新亦旧、跨越新旧的人物，旧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旧。新传统主义者的复杂面相就在于此。晚年的张之洞，是孤独的。1907年，他奉旨离开经营了十八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军机大臣。这年他70岁。回首四顾，这个本来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变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辈已经凋零，过去的风雅成为绝唱。
慈禧太后调张之洞返京入军机处，乃是为了平衡占据权力中枢的袁世凯、奕劻势力。张之洞入军机处一年以后，大事发生，光绪、太后几乎同时死去，小皇帝年幼，由光绪的弟弟载沣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大权。但牢记“不可重用汉人”祖训的摄政王载沣，表面上给足了张之洞的面子，实际上并没有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当回事，甚至还不如太后执政的时候。载沣只相信自家人皇族国亲，不给汉人大臣以实权，张之洞屡屡上书，苦谏说：“若舆论不服，必激发革命。”
载沣竟然自信满满地回答：“怕什么，有兵在！”这个年龄不到三十的摄政王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主意的无能之人，他只记住一条：掌握兵权，那是他当年出使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秘授他的统治秘诀。但他不知道，比兵权更要紧的，是人心。当人心不再，众人疏离的时候，大清王朝就要完了。张之洞听到载沣这话，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不意闻亡国之言也！”自此一病不起。张之洞是幸运的，没有看到两年之后的辛亥革命。这，又似乎是清廷的不幸。假如张之洞活着，由他来主持朝政，革命还会发生吗？或者说，革命发生之后，会否是另一个结局？
时人评论说，张之洞有“五气”：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滑头习气与新界习气。张大帅兼而有之，可谓习气大全。在他去世之后，上海的《时报》发表时评，对他盖棺论定：“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而，这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先新后旧的晚清重臣，有智性，也有分寸；有原则，也有现实感，唯独缺乏的是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担当，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胆魄和意志力，他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却成不了乱世之英雄。即令活到辛亥年间，那又如何呢？恐怕依然不是乱世之枭雄袁世凯的对手吧。历史没有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自有其不可易之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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