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常凯申：对立中的分寸

孙玉祥少数派文库

鲁迅跟蒋介石可以说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出生年代接近，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属于同一时代生人；其次，他们的出生地也相当接近，在浙江省杭州市东南部的绍兴与奉化；再次，他们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鲁迅在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后，3月即公费赴日留学，6年后的1909年8月归国。蒋介石则于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后，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1906年末回国。1908年春再度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到了上海。

1903年，22岁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剪掉发辫，曾赋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1909年，22岁的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也作了一首《述志》的小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虽然雅俗有别，但光复祖国的热情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同在留日期间的1908年，他们分别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光复会”与“同盟会”。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其时，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已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只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空衔。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接着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片刻，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可见，鲁迅跟蒋介石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他们之间却不乏契合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决定了他们日后那种既对立，又在对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关系。

良好互动因政变告终

因为有相同的经历和追求，鲁迅在1927年之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是颇有好感的。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将蒋介石与吴佩孚并举，显示出鲁迅对蒋的认同。

而斯时的国民党对这位“老同志”也是十分看重的。1925年底，北京国民党主持的日报《国民新报》创刊，邀请鲁迅及北大教师张凤举逐月轮流值编该报的“副刊”。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同国民党人朱家骅、邓飞黄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1926年８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即收到当时主持广州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要人朱家骅的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在鲁迅尚未最后决定前往时，192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即迫不及待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日，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当时国民党对鲁迅“期盼”之切。

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尊称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素来是概不赴宴的，不过对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在北京曾有一段“共同战斗”经历的朱家骅的邀约，却并未拒绝。不特如此，这段时间，鲁迅跟既是蒋介石重臣又是连襟的孔祥熙也关系甚好，往来密切。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鲁迅第一次见到孔。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还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公寓“小坐”。

然而，这种良好的互动很快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工农大众而告终。“四一二”后，中大校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执行国民党的“清党”政策，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反对这一血腥政策，并主张学校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因此跟当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又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主要是傅斯年聘用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著作的顾颉刚来校任教），愤而辞职，离穗赴沪，由此揭开鲁迅跟蒋介石“水火难容”的历程。

在内山书店避难31天

这种对立，就鲁迅方面而言，自然是“有文皆从敌着想，无日不与战为缘”。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我们所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鲁迅即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辛辣嘲讽：“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在《“友邦惊诧”论》中，更是直斥蒋介石政权与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在私下通信中，鲁迅也显示出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在1933年6月2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他写道：“天灾人祸，所积案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在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的信中说：“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哪里还想到将来。”

对这位“老同志”与老乡的“恶毒攻击”，蒋介石及其手下也不假辞色。他们或造谣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或想方设法查禁鲁迅著作，或派特务追踪……最严厉的是1930年2月13日，当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许绍棣（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将呈请通缉鲁迅的函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部再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执委会委员陈立夫签署了通缉密令。

此密令所附的通缉名单共65人，鲁迅是其中之一。得知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他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鲁迅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1926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直到晚年，鲁迅仍对此事记忆犹新，怀恨如故。

不直接点蒋介石的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也许出于对当年双方共同的理想与追求的尊重，也许是出于对对方文章或者事功的某种欣赏，也许是出于斗争策略……无论是鲁迅，还是蒋介石，都在双方撕破脸皮的同时，又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换言之，都很有分寸。

就鲁迅而言，无论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什么样的讽刺挖苦甚至破口大骂，他都守住了一条底线：不直接点蒋介石的名。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当时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周建人在《回忆大哥鲁迅》一书中，回忆鲁迅曾亲口给他讲过这么一件事：当时李立三找到鲁迅，说：“你在社会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言：“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又道：“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鲁迅复言：“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鲁迅逝世后，蒋介石的“关照”

有趣的是，仿佛彼此间有默契般，虽然蒋介石不满鲁迅含沙射影地指责他的内政外交方针，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他，但跟鲁迅一样，对于“回击”，他也拿捏得颇有分寸。

不妨先来看看鲁迅所谓“特约撰述员”的身份问题。1927年，鲁迅因蒋介石反共，与之决裂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为生计考虑，仍希望能从政府那儿谋求经济来源。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谦、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以便为他在浙江大学研究院谋到一个职位。此事虽然没有成功，但鲁迅仍然写信给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争取，且对蔡元培颇有微词。到这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的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面对新的机会，鲁迅又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元培经过考虑，大笔一挥，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位置，不用上班，每月可领取300大洋。

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间，鲁迅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400元。不可否认，这笔固定收入，对于斯时靠自由撰稿为生，同时背负家庭重任的鲁迅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因为有这笔钱的支持，免除了鲁迅的后顾之忧，也成就了鲁迅在文坛最为辉煌的时期。那么，这笔钱跟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在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这段时期，教育部部长一职，是由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兼的。如果蒋介石对鲁迅不留余地的话，完全可以将鲁迅的“特约撰述员”一职和高薪给裁撤了。

事实上，还真有人建议蒋这么做。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介绍：据许广平回忆，就在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即鲁迅），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头子。蒋介石听后的反应很有趣，他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鲁迅逝世后，有传言说蒋介石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此事无法证实。但据茅盾回忆，曾在广州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孔祥熙与其夫人倒是送了挽联，挽联云：“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另外，对鲁迅的家属，蒋介石也似有所关照。1940年1月，许广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谈及励志社曾给鲁迅捐款，且指定其中部分用于接济鲁迅家属的生计。励志社于1929年1月成立，社长由蒋介石担任，实际负责人是总干事黄仁霖。此社是一个以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最忠实之党员，勇敢之信徒”为目的的组织。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朱安女士”一章，还提到过这么一件事。1942年2月1日，鲁迅的原配朱安致信许广平，信里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开始她推辞不敢收，但这位秘书长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朱安认为“主座赐不敢辞”，便收下了这笔钱。海婴行文至此，对此表示疑惑：蒋介石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钱）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这未尝不是蒋介石的“分寸”。

鲁迅与蒋介石这种把握“对立中的分寸”的处世哲学，跟中国传统老子哲学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可谓一脉相承。

来源：《同舟共进》2017年第3期文/孙玉祥（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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