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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锦成，来源公众号：花月满楼
他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却获得了一个士兵所能获得的由总统亲自佩戴的最高荣誉勋章。与众不同的是，作为士兵，他没有向敌人开过一枪，因为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1942年4月，他自愿入伍，但在服役期间他拒绝接受携带武器去杀人，这使他在军中被旁人视为另类和胆小鬼。然而，在战场上，他的表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在多次战役中，他在无任何武器的掩护下，救下的伤员不计其数，是他使他们活着看到了二战的胜利。仅在二战接近尾声时的美军在冲绳岛的钢锯岭一场战斗中，他至少救下了75名伤员，他自己身上也中了十几块弹片，他的右臂被子弹打穿。当身负重伤的他被从战场上抬下来了，所有的官兵向他施以注目礼。你应该知道，我说的就是《血战钢锯岭》中男一号的原型戴斯蒙德·道斯（1919-2006）。
1936年6月13日，德国汉堡市海军训练船正在举行下水仪式，阿道夫·希特勒就在活动进行时突然出现，此时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很快，他被热爱元首的人们举报。他的妻子因为是犹太人遭纳粹的杀害，他的两个孩子也因是混血儿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他自己则被送进了监狱，再后来被送上了战场，1944年10月17日，他死在了克罗地亚。1991年3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上首次刊登出这张照片并向世人寻问他的名字，他的女儿认出了：那是她的父亲，奥古斯特·兰德梅塞(1910-1944)。。在此后的日子里，在这张手臂丛林的照片里，他接受来到自全世界亿万人的庄敬的注目礼。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及其情人贝塔西等人被意大利游击队第52旅枪决。4月29日，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吊在洛雷托广场的一个加油站顶上示众，成千上万的人群拥来观看。因为贝塔西被枪决时穿的是半身裙，所以当其尸体被倒吊时，裙子自然的下垂了，露出了内裤。就在这时，围观群众中走出了一个人。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独自爬上了梯子，将贝塔西的裙子拉起，并用自己的腰带系住裙摆，让其不再下垂走光。维护了这个可怜女人的最后尊严。他是谁呢？他也许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但他的一个出于善念的小小举动，至今让我们对人性报有信心。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每看到那张照片中贝塔西的裙子上系的腰带，无人不会对照片外的他行一个庄敬的注目礼。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在次日国会对日宣战的投票中，在两院471名议员中，只有作为众议员的她提交了反对票。她说：“作为一名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但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是没必要的，我投反对票。”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众议员，也是蒙大拿州迄今唯一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她曾在第一次当选议员后为久的1917年4月6日就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表决中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当时她说：“我希望支持我的国家，但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因为这张反对票，她1919年众议员任期结束后，没能再次当选，直到1940年60岁的她再次当选联邦众议员。走出国会时，这位61岁的女议员遭受到了收听国会辩论实况的民众的谩骂和围攻，警察顶着口水把她护送到家。从此，再也没人会投她的票了，她的政治生命也从此彻底结束。1985年，一个女性的雕像被陈列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基座上的题词是：“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这个雕像的主人就是那位投下唯一反对票的珍妮特·兰金（1880-1973）。今天，每一个从她的雕像前走过的人，都应该向她行一个庄敬的注目礼。
26岁时，他来到中国经商。那时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还是慈禧。日本侵华时，他的身份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利用自己时任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的特殊身份 ，出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并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开始袭击南京时，这些人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1938年的新年，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的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大红绸布。同年2月，在他即将离开南京时，国民政府授予他三色彩玉勋章。他就是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的《拉贝日记》的作者约翰·拉贝(1882-1950)。不论是冲他写的这部《日记》还是他救下的几十万人，他都值得我们一个庄敬的注目礼。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站出来反对日本侵华，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 而那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为战争鼓噪欢呼，即使是反对，也多是或保持缄默或如安倍晋三的祖父安倍宽一样于地下开展反战宣传。而他却站出来说：国家的理想在于主持正义，使弱者的权利免于强者侵害压迫。他说：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因屡出“不和谐言论”，他被迫辞去教职，但却继续办刊、出书发表反政府言论，直到日本战败。 他曾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在黑暗时期的良心"。他的名字叫矢内原忠雄(1893-1961)。对于中国人来说，他的人格尤其伟大，面对他的遗像，我们都应该致以一个庄敬的注目礼。1952年，北京这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86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遗存建筑开始被大量拆除。那时作为建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他，为了保护古建筑奔走呼号，但在一片狂热的改天换地的呼喊声和要把北京插满烟囱的口号声中他的声音微弱如寒蝉。绝望中的他抱着城砖，痛心疾首，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当今天的人们来到那些不会超过四十年的伪古迹前或伪古镇中，隔着近七十年的时空，对着那个哭声传过来的方向，都应该向他远去的背影施以一个庄敬的注目礼。
1961年8月13日，贯穿柏林城的那道墙还没有完全建成，缺口处用铁丝网代替砖石。
一个父亲带着一个五六岁大的男孩来到铁丝网的西侧，男孩的母亲来到铁丝网的东侧，这一家三口被这样一道障碍分隔。在父亲的鼓励和母亲的呼唤下，小男孩来到了铁丝网前，他请求巡视中的东德士兵把他放过去。那个士兵，显然不会忘记他得到的命令，东边的人不许到西边去，西边的人更不许到东边来，因为那个时候由东边到西边的最大的可能是间谍，很少有平民。年轻的士兵知道违抗命令将要给他带来的后果，但他又不忍这样小的一孩子没有母亲的照顾，于是在充满惊恐的四下张望之后，他将铁丝网扒开了一个口子，让小男孩钻了过去。没人知道这个士兵后来遭遇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年轻的士兵没有活到28年后柏林墙倒掉的那一天。与那个普通的意大利人一样，这样普通的东德士兵我们同样得不到他的名字，但这不妨碍我们对照片中那张还充满的稚气的脸，行一个庄敬的注目礼。他本来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他甚至还曾经是一个狂热纳粹分子。他曾经诱骗逼德国人投资，再雇佣廉价的犹太人做工，在充满了杀戮与硝烟的年代大发横财，但最后，他为了保住上千条犹太人的生命，散尽了自己全部的财产。二战后，那些幸存的犹太人用自己保存下的唯一的一颗金牙，为他铸成了一枚戒指，并在上面刻了一句犹太法典上的希伯莱经文：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那时，他哽咽着说：“我花掉太多的钱了……我本可以用这辆车换十条命，用这枚胸章换两条命，用……”他就是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奥斯卡·辛德勒（1908-1974）。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曾经抛妻弃子，五毒俱全，但正是他内心中良知的苏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圣徒的光辉，仅凭这个，他就值得我们一个庄敬的注目礼。1955年5月25日，郭老主持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胡风。郭老的动员讲话话音一落，全场七百多文学家的掌声随之响起，只有一个人没有鼓掌。
随后是会议举手表决，七百多条手臂举起，有人甚至举起了两条，还是只有那个人没有举手。虽然他是一个另类，但在当时的会场上并没有人在意他。所有人都在或兴奋或恐惧中，兴奋的是终于可以看到自己一贯反感的胡风倒霉，恐惧的是怕被人揭发与胡风有扯不清的关系。然后是代表发言，二十多名代表如复读机一样不断重复着的除了“拥护”就是“赞成”。
就在这时，既没鼓掌也没有举手的他突然站了出来，大步地走到了发言席上。他用手扶了扶话筒，大声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GM……”台上和台下的人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才转过神来，然后是一片叫骂声：“公开为‘反GM分子\'胡风鸣冤叫屈，这还了得！"很快，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他被批捕入狱，最后惨死在劳改农场私设的囚室中。虽然我们也许都学不了他，但还是让我们对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行一个庄敬的注目礼吧。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在逆境中坚守自我、坚守良知的人，他们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权势所屈服，亦不为潮流所裹挟。他们也许并不能代表正义甚至正确，但他们的存在会让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这么做真的是对的么？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而对于他们给予我们的启迪，我们无以回报，唯有致以庄敬的注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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