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我们从这本书洋洋洒洒的行文中可以读出作者在写作时是如何逸兴遄飞、文思泉涌。确实，这本书后来被誉为“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作品”。作者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黄仁宇四十八岁才入行历史学界，个人作品不多，年近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这本书是他调动一生的经验和思考，全力以赴的作品。因此寄出书稿的时候，他充满信心，期待这颗“重磅炸弹”在世界史学界引发一场巨大震动。市场化出版社认为，该书稿虽然包含宫廷秘史、妃嫔恩怨等普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流行要素，但是又夹杂有大量思辨性的内容。从本质上来说，这本书应该属于学术著作，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阅读难度。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书稿，更感觉一头雾水，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既不像一部断代史，也不像一篇专题论文。审稿人面对这样“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根本无法提出修改建议。 祸不单行，在四处求出版的过程中，六十一岁的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辞退。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说：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相比于羞耻，更为紧迫是经济问题。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后来回忆说：“被解聘后，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因为在欧美出版无望，他自己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版的机会。书稿在中华书局几经讨论和反复，终于在三年后（1982）付梓出版。因为作者籍籍无名，书的封面上竟然没有出现黄仁宇的名字，只有题序人廖沫沙的名字。没有任何人看好这本书的销路。几经挫败的黄仁宇也放低了期望，表示“能出版就已经非常感激了，不收稿费及版税”。中华书局向黄仁宇赠送了200册书，以充稿费。《万历十五年》一经上市，就引发了巨大震动。第一次印刷25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三联书店拿到版权，将它编入 “黄仁宇作品系列”出版。没有做任何营销，还是迅速成为大陆最畅销的历史著作，迄今销售已经几百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了台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海峡两岸读者大众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墙内开花墙外香。《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大火之后，美国出版商和评论家纷纷跟进。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对本书大加赞赏：“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也有《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1982年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后来又被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出版，甚至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如今，这本书已经风行三十年，坊间甚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枉然”、“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戏语。
首先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定于一尊，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比如五阶段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动力论等。 《万历十五年》的出现，如同在沉闷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国人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刘志琴在《黄仁宇现象》中说：《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中国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
其次，这本书的畅销更与黄仁宇独特的叙事策略有关。黄仁宇选择了六个人物，用七篇文章来展示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六个人物是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他们都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然而最后，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败下阵来。这六个失败者的群像，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作者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个个历史人物，叙述得娓娓动听。再次，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通史观。学者可能乐于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螺蛳壳里做道场，但读者并没有观察庖丁解牛的耐心。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好的历史作品是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去，能够看到清晰的大的规律。为什么黄仁宇能独辟蹊径，写出这样符合读者口味的作品呢？这与黄仁宇的个人特质有关。黄仁宇的人生颇为传奇。黄仁宇生于湖南，十四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八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不久之后抗战爆发，一腔热血的他投笔从戎。他当过军官、上过缅甸战场，而且负过伤、受过奖。战后他负笈美国，在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后，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1964年才获博士学位，这样的经历，在当代历史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黄仁宇的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却也让他没有被学院派的“流水线规则”所驯化，而是保持着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黄仁宇说，“我所以会做历史研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也是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为了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个人的独特经历，造就了他作品的独特性格，也让他困顿的生活柳暗花明。通俗历史写作的成功，支撑了在他和家人后来的生活。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结尾应该是从此黄仁宇就迎来学术的春天，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读者大众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却很少知道他遭致的批评。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黄仁宇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他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让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然而，他也因此备受学术界的批评。有人对他的学术根底表示怀疑。有人说，黄仁宇的见解“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大陆学者认为黄仁宇是“历史学的余秋雨”，而台湾学者则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一些学者认为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甚至有人对他的个人风格耿耿于怀。“1988年的一次明史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导致了黄仁宇的毁与誉。黄仁宇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除此之外，即使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也是有学术分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撰写《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等重头学术著作。这都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黄仁宇曾经担心自己的写的历史不受读者欢迎，但后来的压力却是因为“太受读者欢迎”。黄仁宇评论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式说：“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看重。”的确，史学越来越像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历史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包括史学的非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许纪霖就说：“如今我们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这种情况下，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枯燥无味到不少历史学者都不爱读。面对社会大众兴起的“历史热”，历史学界不但罕有参与，而且多抱冷嘲热讽之态度。“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学术界的警示：学术研究是要面向少数精英、继续守住象牙塔的狭小天地，还是要放下身段、走向普罗大众，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黄仁宇先生辞世已有20个春秋，他生前一度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抱有信心。然而，遗憾的是，在黄仁宇去世后的十多年，尽管中国一直驰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轨道上，但我们的“历史病”并未痊愈，其中深意，不言而喻。先生逝去已久，回声依旧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中。
历史学家的最高境界，不是技师和匠人，而是思想家。以此而论，黄仁宇无疑可盖棺定论，是开先河的一代史学家。历史虽已远去，但历史的基因与逻辑依然强大，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阅读黄仁宇的深层原因。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黄仁宇全集》精装典藏版。他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本套书是重新尝试的书写角度，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剖析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值得再三阅读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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