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慈禧二十六岁时以小皇帝生母的特殊身份，登上了大清帝国权力的顶峰，与洋务运动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虽然批准、支持过洋务派提出的一些新措施，但大多是借风使舵、顺水推舟，从来不曾主动提出过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变革祖宗的成法，基本上是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利用矛盾操纵驾驭。

纵观其一生，在立光绪、戊戌政变、利用义和团、立宣统等重大关键决策上，一贯是以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为其终极目的，既不顾国家利益，也不顾清王朝的安危存亡。

她精于叔嫂斗法、母子争权的小权术，而昧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绝对没有纵观世界大势和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思考，更没有吸纳西方文明的内心愿望和魄力，她仍然是一个深谙帝王术的传统型的守旧的封建统治者。

光绪十五年，恭亲王奕䜣已离开政坛在家“养病”。

自1861年至1884年曾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二十多年。

早期他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一大政方针的制定者，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辛酉政变后，太后听政与亲王辅政共同掌权的“蜜月期”仅仅延续了三年，权力均衡的天平便发生了变化。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下了南京，次年三月奕䜣便遭到罢斥的折辱，失去了议政王的称号，也失去了进取的锐气，权力的重心愈来愈向慈禧倾斜。

其间，慈禧纵容顽固派以抑制奕䜣，使洋务运动的进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奕䜣也日渐退缩，遇事不免模棱。

同治十三年因反对修圆明园，奕䜣再次受到罢斥的折辱，至同治死后慈禧立光绪为帝时，奕已经无力与之抗争。

光绪七年慈安暴亡后，慈禧一人专权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光绪十年，慈禧为了完全彻底地实现个人的专权，也为光绪亲政后继续垄断权力预作准备，乘中法战争之机突然将军机处大换班，把奕䜣赶下了政治舞台。

此后任用的醇王奕譞、礼王世铎、庆王奕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洋务运动的实践，从开始就是曾、左、李等地方督抚发动的。

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晚清政局中权力下移、外重内轻的新趋势。

为适应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作战需要，清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兵权、行政权、财权、人事任命权都集中在地方督抚的手中，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因之，洋务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处于一种分散的、自发的、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

正如后来康有为所批评的：“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为者听之，不为者亦听之。”

由于清政府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实施部署，也没有统筹全国的财力和资源、变革资源的配置方式，更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动员社会资源、激励新产业的发展，甚至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部门来负责协调管理经济发展事务。

这种以地方为主体的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产生许多问题：必然是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以督抚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是项目跟着人走，人亡政息，离开了左宗棠、沈葆桢，福州船政局就难以为继，左宗棠不做甘陕总督，兰州织呢局的锅炉坏了就没有人管；必然是上下左右的步调无法统一，各地互相扯皮，造成如李鸿章所哀叹的“朝令夕迁，早作晚辍”；也必然是各种活动孤立分散地进行，功能互不配套，难以形成效应。

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

曾国藩虽然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头号功臣，但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大功告成之后，他对清王朝的命运仍然是颇为悲观的。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聊天,忧心忡忡地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则认为：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大意是说，因为皇权的统治还很厉害，要不是核心先烂掉，还不会土崩瓦解。

按他的预计，将来的灾难，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各地四分五裂。

大概就是五十年内的事。

最后，曾国藩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害怕会亲眼看到清王朝覆灭。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有时祈求清朝至少还能保持半壁江山，不至于被推翻；有时听说恭亲王为人聪颖，慈禧遇事颇有“威断”，又让他萌生些许微茫的希望。

赵烈文则认为奕䜣“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的所谓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如果没有体制性的根本变革，靠现在这样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几天之内受到慈禧的四次召见。

他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核心人物，也对王朝的内情和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彻底的失望：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了他原来的预计，王朝内部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人物。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晚间，曾国藩与刚刚到来的赵烈文继续两年前的讨论,对慈禧、慈安、奕䜣、文祥、宝鋆、倭仁等，一一作了分析点评，结论是他们都不可能承担王朝中兴的重任。

他坦承对时局、朝政已经失望，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