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斯人斯鼠｜鲍鹏山
一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何等人物？玩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秤他们的斤两，论他们的货色，一言而九鼎，盖棺而论定。第一等人物也！《李斯列传》写李斯，写这千古一相，一开篇，即墨毫轻扫，如灶妇扫尘，李斯就入了另册，成了鼠类，在历史的长廊中，画定了他贼眉鼠眼的形象。司马迁写人物，往往在开头写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写的仅是人物的小节，却往往借此给人物定性，并暗示将来之命运。上引《李斯列传》的开头一节，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写韩非时，我提到，先秦诸子，写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过去了，而政客则亢奋起来。这“亢奋的政客”，我隐隐指的就是李斯。他既是韩非的同窗，又是韩非的嫉妒者和谋杀者。在先秦，有著作有学问而在一般场合不被人以“子”相称的，只有商鞅和李斯。这好像不仅因为他们是官僚，那齐国国相矮脚佬晏婴，不也称“晏子”么？连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也偶有称他们为苏子、张子的。“子”是尊称，必须兼具道德学问两方面的优长才行。大约是商鞅和李斯在当时人及后人的眼里，道德上的污点太大吧。
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一直没能大起来。他好像永远是上蔡小吏，永远摆不脱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小气小器小心翼翼，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患得患失，首鼠两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更不及后来王安石的坦荡磊落忘怀得失。是的，他终身受控于他皮袍下的那个“小”字。他绝顶聪明，但心智有限，德不胜才。我这里讲的“德”，不光指“道德伦理”之“德”，更是指一个人的定性，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那种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种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诱惑或在压力面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没或误导的心力。在这一点上，李斯显然有些弱不禁风。他的老师荀子是知道他的缺点的，所以，当李斯做了秦丞相的消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后，这位世故的学者和地方老吏（他长期做楚兰陵令），不仅不为他高兴，反而忧愁得吃不下饭了。他已预见到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将要自蹈不测之祸了（见《盐铁论·毁学》）。
李斯一生孜孜矻矻，机关算尽，他好像总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聪明处世的人。我以为，就处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处世，摒弃大费周章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条；再次就如芸芸众生，随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实，不求有理有据，只求随性适意。而最差也最危险的处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聪明来对付世界的万千世相及其不可穷尽的变化。人之聪明有限，而世途之险暗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去应付无限，危险啊！这是庄子的告诫。
说这些，我是想说，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切以聪明来处世的人无一不是机会主义者。但李斯仍有他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个鼠，但却似乎并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反对分封而倡立郡县，其中第一次他所顶住的还是来自他上司——丞相王绾的压力，其时的李斯还只是一个廷尉。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三代递代，及更早的黄帝杀蚩尤，炎黄大战，乃氏族部落战争。周代立国，广封天下诸侯，在最初分封的诸侯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一举消除了氏族战争的隐患。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灭亡，则又是由于诸侯兼并。秦立郡县，又一举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挑战的危险。自此以后，于秦，则是“有叛人而无叛吏”；于汉，则是“有叛国而无叛郡”；于唐，则是“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封建论》），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地方利益集团威胁中央的问题（汉代的“有叛国而无叛郡”更是从正反两面验证了李斯的论断），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见远哉！难怪司马迁要在事功这一点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并论！
其实，指责李斯是机会主义者，也完全是道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李斯不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他也就不会成功。当他在荀子那里学“帝王之术”时，他就在做“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他对学问本身的兴趣远在韩非之下：当韩非在思辩的玄想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李斯却是一边听荀老师讲课，一边是心有旁骛，很像是孟子指责过的那种不专心，“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不，一心想着自己将如鸿鹄，志向远大，羽翼已就，一飞冲天。他的眼角不时地扫向书室之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匣中的宝剑时时作鸣，要扬眉出鞘。在纷争的七国之中，他也早瞅准了远在西北的秦，那是一颗杲杲跃起的天狼星，将要吞食崤山以东死到临头还吵吵嚷嚷、睚眦相向的六国昏蛋。他对自己的祖国——楚国，简直不屑一顾：一个逼死屈原的祖国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孟子就说过，若无故而杀士，连大夫都可以叛逃他国。况且，连贵族出身的屈原都无能作为，他这样的一介上蔡布衣还能有什么指望？他对荀子说，当此“游说者之秋”，如不抓住时机，为自己挣得富贵，就不合乎正常人性。而秦国无疑是最有希望也最有接纳天下人才雅量的大国。于是他打点行装，告别恩师，向西一路逶迤而去。按荀子晚年对秦国的好感，他定不会阻拦，甚至会鼓励自己野心勃勃而又才干出众的弟子去秦国实现理想，也使自己呕心沥血的理论化为政治现实。
待价而沽的李斯显然比屈原、韩非自由。屈原、韩非是有负担和拖累的，这拖累就是他们出身所系的祖宗之国。“毕业”以后，李斯可以毫无拖累地根据自己审时度势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去向，而韩非则必须回到韩国，如同今日的定向委培。问题是，韩国并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理论。这就让天纵聪明的韩子被人约束住了。天虽纵之，无奈有人束之！在这一点上，拥有人身支配权的专制社会，永远是“人定胜天”的。韩非回韩国以后的境况，一很像计划分配时代的无后台无后门、晦气重重可怜兮兮的大学毕业生。他只好退回内心，继续他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研究。而此时的李斯，在秦国的事业和个人的前途都已一片光明了。可怜的韩非只能成为黑格尔，而李斯则成了罗伯斯庇尔。假如德国的黑格尔到了法国，并要取代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也会杀掉黑格尔吧。
二
到了秦国的李斯很见机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国实际权力的吕不韦，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被任命为郎官。这样他就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李斯非池中之鱼，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军队、财富、权势、国土及国土上的人力，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在与年轻的秦王谈论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时”——时机。他极具煽动性地说，当前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一时”。而且这个“时”，稍纵即逝：等到山东诸侯再次恢复元气，也恢复他们的理智——再次联合起来时，即使黄帝再世，也无法一统天下了。天佑暴秦！在天才商人吕不韦垂暮，进取锐气渐失的时候，又为秦国送来了一个精通“帝王之术”的李斯，在秦国的肌体上，又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而这血液，又是何等活跃，骚动，充满毒素，富于攻击性！
但李斯的到来，终断了秦国改善自己形象的机会。吕不韦晚年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并悬之国门，我以为这是他试图引进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张白纸似的脑瓜。是的，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它在当时各国中几无信任度。一直以来，它只有策略、权术及攻杀手段，而并无理论，并无任何价值取向与价值坚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蔺相如曾一针见血地总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什么不能“坚明约束”？就是因为没有价值约束，没有人文取向。可怜可敬的吕不韦，他定是预见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随着据说是他自造的那个孽种的逐渐长大而终结，于是，他想在他被彻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为秦国，为这一必将统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种统治理论。而他在《吕氏春秋》中杂取百家，虽然不能说他完成了新理论的构想，但也显然是在试图改变秦人一直以来的残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这一国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新秦王嬴政的身上——他鼻如黄蜂，胸如鸷鸟，声如豺狼，眼睛细长，令人不寒而栗，一望而知是个阴险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贪残好杀的人物。这简直就是秦国国家形象的象征。这形象直接吓跑了大梁人尉缭。秦国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太需要改变以往的形象了！作为边鄙小国，它可以以无赖的面孔占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难道不需要哪怕是伪装的文明与礼仪么？但李斯的到来，使吕不韦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东流。秦以后即便在武力上统一了中国，但它自身仍是无赖。它完全不能胜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代代血脉相传的无赖本质，以及握有权力之后，更无以复加的丑陋。班固很粗野地骂二世是“人头畜鸣”。是的，一个肉体骨骼像人，而精神还停留在野兽阶段的怪物——他的祖先一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进化。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野蛮总占着莫大的优势的。
李斯带来的是一套可以立竿见影的计策。其中包括对六国人士的贿赂和暗杀。他是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倡导者。我以为与其说李斯继承了他老师的思想，倒不如说他捡起了他同学的理论；与其说他在秦国推行他同学的理论，又不如说他只是支离破碎地从《韩非子》中随机地抽出一些有临场用途的东西，来为他的行为找注脚。我们读他的大作《谏逐客书》可以发现，和先秦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师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几句外，这篇鸿文中根本没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当聪明的灭六国强秦国的策略而已！先秦诸子大多只讲道，而不屑于或羞于谈权，商鞅、李斯等法家则正相反：弃道用权！只讲权术，不讲道义！没有道的约束，权术会演变成何等恐怖模样？
在大学课堂讲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时，我对学生说，项羽是有爱僧而无策略的；刘邦则是只有策略而无爱憎。所以，一个可爱可惜，一个可憎可惧。那么，李斯怎样呢？他只有策略而无原则！甚至一些最基本的、为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坚守的人道原则他都没有！他在荀子那里真是白学了！那么伟大的老师和那么杰出的同学，对他都是浪费了。他只是一架追名逐利的功利机器，难怪他永远那么渺小！
三
秦国这辆攻无不克斩无不获的超级战车现在更加凌厉了。因为驾驭这辆战车的，是年轻气盛的、血液中饱含自然荷尔蒙的嬴国王政，以及血液中饱含文化毒素的李廷尉斯。似乎仅仅是一转眼之间，这辆战车就变成了巡游之车，而车上还是那两个人，只不过身份与称谓都变了：一个改称始皇帝，一个已升任为丞相。就他们的心智所能想到的，他们都达到了。在他们意骄志满的巡游旅途中，除了一路上留下蝗虫过后一般的劫后惨景——包括为了向神灵抖威风而把一些山头伐为童山——还留下了六块刻石。它充分表达了临时东拼西凑捉襟见肘的国家价值观，也充分表达了李斯个人的种种天赋：文字才能与书法功力，还有那首屈一指的歌功颂德的技巧。其中五块的碑文因为记录在《史记》中，至今仍蹲踞在历史的一角，试图说我们向他们感激恩德。而我们当代的一些可爱可怜的心智不全的傻学者，也确实在感恩戴德着。他们歌颂着秦的统一，歌颂着秦的旷代武功，而把秦在“统一”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杀戮看成是历史的光荣。由一百五十多万具尸体（据《史记》累计）垫起来的统一会多么伟大呀！这一百五十多万还只是统计被秦国斩首的六国人数，秦国自己士兵的死亡还不在其内。而其时，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总数也只有约两千万！秦的鬼头刀不仅毫无人性地砍杀当代人，而且还阉割了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听不到死者的厉叫，只能听从权势魔鬼的笛音，并随之翩翩起舞。
四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娶）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笨拙卑下），遂擢（提拔）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结局如何）也！”
李斯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他成功地利用了权力及其极端形式——暴力，横扫天下，走上了事业的顶峰，也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由一介上蔡布衣而成为天下宰相，由牵黄犬逐狡兔于上蔡东门，而麾虎贲逐鹿于中原，宰割天下人民，涂炭天下肝脑，离散天下子女。绝对权力玉成了他，却也将最后毁灭他——在绝对权力面前，任何人都只能是权力的傀儡！李斯是绝对权力的鼓吹者，所以他的毁灭不像是悲剧，倒像是喜剧。绝对权力绝对要引来心术不正之徒的觊觎，并最终会被其中手段最毒辣，品行最恶劣、人格最丑陋的人所控制。乘其隙而售其奸——我这里说的就是赵高。李斯可以在高位之上手握权力之剑而藐视天下英雄豪杰，杀之戮之，聚金咸阳铸为铜人，毁坏城廓而为田地，解御战马驾车送粪，当此之时，他颐指气使，天下莫可与争锋。但他决不能小视一个身体都残缺不全的阉人赵高——阉人正常的德性往往随着生殖器一起被阉掉，但却不能阉掉他们的奸巧。李斯可以用权力之帚扫除六国英雄，却不能清除宫殿角落里的肮脏臭虫。赵高，这个精通法律的歹徒与李斯一起策划篡位时，已在秦的深宫中存活了二十余年。以他的阴鸷之性、隐忍之德，在操纵权力、玩弄阴谋上，他已远远超出李斯之上。况且他除了对权力的兴趣之外，不再能有其他兴趣，这就使他的力量更能集中于一点。显然，他比起李斯，更能专注其精力于权力之上。读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的后半部分，我觉得传中主人公已不再是李斯而是赵高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聪明过人、策算无穷，写出《谏逐客书》那样鸿文的李斯已不复存在，这个以感悟老鼠生存状态起家的政治家，此时真如一只在猫爪下任其玩弄最后被吞食的小鼠，而那玩得游刃有余、兴致勃勃的猫，就是赵高。赵高的小人手段，简直是层出不穷又战无不胜。看他竟能设计出“指鹿为马”的活剧，赵高大英雄也！
是的，赵高是一个玩大了的小人，李斯是一个玩小了的君子。所以他俩能合作，却又最终你死我活。一篇《李斯列传》，前半部写李斯聪明，后半部写赵高聪明。李斯的聪明在于能干事，干成了几件大事业；赵高的聪明在于会整人，整死了几个大人物。赵高的聪明压倒了李斯的聪明，李斯的聪明在赵高面前不堪一击，处处棋输一着，算逊一筹。写小人之智慧超群，写小人之手段绝伦，写小人在纷争中百战百胜，司马迁真是鬼斧神工，造化手笔也！
对于秦王朝来说，也可以说是成亦李斯败亦李斯，古人就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从他慨叹厕鼠，就知他最终要弄垮秦朝的帝国大厦，这也有些道理，虽然很皮相。李斯确实无法抗拒赵高的威胁加利诱——他不能失去他既得的一切，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厕鼠变为仓鼠，他再不愿意由仓鼠变为厕鼠（李斯一直大不起来，他只能在两类鼠之间给自己定位），况且赵高还警告他：若失去仓鼠的资格，则连厕鼠也做不成。在这紧要关头，他在荀子那里所受的教育未能阻止他的跌价，他开始与赵高取同一立场。一个大学者、知识分子，竟与赵高这等丑类取同一立足点，自此，他的堕落不可挽回，他与赵高相比，已不再有任何优势，他自己放弃了自身的高度，也不再有任何优点。李斯果真又变回去了，变成了一只鼠，和阉人赵高及“人头畜鸣”的胡亥合作，制造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更有甚者，为了讨二世的欢心，他竟然抛弃自己的既定立场，作了一篇“劝行督责之术”的书奏来误导二世。弄得二世以为谁杀人多，谁就是忠心不二；谁敲吸百姓骨髓多，谁就是不二忠心！“相”是给盲人引路的，丞相（或宰相）是为国君引路的，二世本来就只有肚子和性，而没有头脑，再加上这样一个混蛋不负责任的“相”，“与之为无方”（庄子）而不惜“危吾国”，只求不“危吾身”，秦的这套马车此时还能走向哪里呢？
五
李斯倡立郡县制，确实解决了诸侯纷争威胁中央的问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谁能制约它，使它不至疯狂？顾亭林在《郡县论》中指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作为丞相、政治家，李斯如何解决这一“其专在上”的问题？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乃是使“其专在上”的弊病越来越重。秦经过历代改革，尤其是商鞅变革，其贵族集团本来就很寥落，不足以制约皇权。二世上台后，更是对自己的同胞兄妹大加诛残：十二公子在咸阳砍头，十个公主在杜县肢解。公子高为保住三族，争得主动，自请殉葬始皇。这样一来，外无诸侯，内无贵族，这个皇权也实在太无所顾忌了！李斯又是焚书，又是坑儒，禁绝批评，扼杀思想，这时的李斯，真正是目光如豆的贱鼠！
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学者在为他辩护，说“这是统一的需要”！统一就一定要搞统一思想搞一元化吗？甚至不惜为此使用暴力？汉唐都是统一的王朝，但汉代焚过书坑过儒吗？唐不是儒释道三家并重吗？它们有多么闳放！如果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焚书而可为，杀人而可为，那什么不可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有甚者，有些学者无比愚蠢地说：“这是统一思想的需要。”在他们的头脑里，“统一思想”已经成为无须证明天然合理合法的东西了！我们确实有不少学者，看似挺有学问，就是缺乏最起码的理性！
“其专在上”的弊病渐深，人民的苦难渐深。周公只看到了氏族部落之间可以互相攻灭，李斯只注意到了诸侯可以反噬天子，但他们都不能知道，还有那载舟之水的小民，也可以覆舟！这可是荀子的谆谆教导，李斯怎么能对老师的告诫如此掉以轻心？当他坐在权力之舟上时，就一点也没有覆舟之虞？大约还是过分迷信权力的力量了吧？迷信权势、权术与惩治约束小民的所谓法律，这是一切专制者的通病。郡县制由于官吏由中央任免，当然驯顺中央，而无“叛吏”（也不一定，秦末叛吏也不在少数，会稽郡郡守殷通就串谋项梁造反，而县级官吏如司马欣、萧何也都参与了项羽和刘邦的队伍）。但“叛人”（民），却是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一个“戍卒叫”，便令“函谷举”，楚人一炬，那王朝数百年的辛苦，数百年的坑蒙拐骗所得，杀伐掳掠所获，都化为焦土！只是，在这一兴一亡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是的，周公解决了氏族攻伐问题，李斯解决了诸侯兼并问题，但那普通民众的星星之火，自陈涉至洪杨，谁能扑灭得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何时才能出现解决这一问题的大政治家？
公道而论，导致秦王朝覆灭的，不是李斯，甚至也不是赵高、胡亥，而是专制制度本身的痼疾。李斯、赵高、二世道德上的缺陷只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借权力之力，而变成国家人民的灾难。我一直认为，道德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一切人类恶德，追根溯源，都与各种形式的专制、法西斯有关。李斯个人的道德缺点和智识缺点使他成为一个害人者、祸国者，他杀同学，坑同门，焚书籍，搞暗杀，他的行为确实加速了秦的崩溃，他的计策使秦的暴政得以更有效地推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专制政体像附身的魔鬼，附着在李斯的身上，借他人性的缺点来害人，然后又害了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李斯遭受了无以计数的酷刑，“榜掠千余”，被折磨得无复人形。他被逼承认了赵高诬陷给他的一切罪名，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看到了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所求的荒诞。世界在荒诞中幻灭。当二世见到对李斯的审讯记录后，心有余悸又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君，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这是最后的，令人亦哭亦笑的荒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黥面、割鼻、斩足、割生殖器、砍头），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这儿提到了他的中子。那个做三川守，为父亲轰轰烈烈排场炫人地做寿的长子李由呢？——几乎同时，被项羽和刘邦斩杀在雍丘。
一年以后，二世三年八月，赵高逼杀二世。
九月，立子婴，“天下”小得不能再称皇帝，改称王。子婴计杀赵高。
十月，刘邦入咸阳。子婴肉袒出降。
十二月，项羽入关，杀子婴，屠烧咸阳。
三个月的绵延大火过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没有了老鼠，也没有了仓。
本文选自《风流去》，鲍鹏山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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