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而古代中国没有，不是因为智力水平有差异、文字形态不同，而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文理念。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你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西方科学的大传统，也就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传统，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之中最能看得清楚。没有西方就谈不上东方，反之亦然。在西方文明进来之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缺乏一个反思的角度，无从获得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同样，在了解非西方文明之前，西方人对自己的传统也不甚了了。自我总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确立自己的。我们要了解西方的科学“大”传统，最好的办法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切入。说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就是知识传统、理知传统，似乎太平淡无奇了，并未说出点什么来。难道说我们中国就没有这种知识传统吗？我们中国人不是一样推崇学问、学术？的确，中国人也认为知识很重，但是，“知”向来不被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大学》中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依次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只是初级的、原始的阶段，并不是最终的和最高的目标。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时候，的确谈到了知，但谈的不是知本身，而是指向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伦理要求，谈的是修身。我们今天的教育方针强调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这里“ 德” 是放在“ 智” 前面的。过去讲又红又专， “ 红” 放在“专”前面；今天讲德艺双馨，“德”放在“艺”前面。在中国文化里，知识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德、品行、做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学问和学术是伦理学，而不是知识论。换而言之，西方的理知传统与中国的伦理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传统。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呢？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最终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的人性理想。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体制、观念、信仰，林林总总。借着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这种后天养成与人的普遍早产有关。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早产，使得人类的婴儿有漫长的后天学习时间。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
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是不可逃避的。这种对死的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何必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地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已经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在其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人们通常也不会反省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的时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省。正是这个“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人生的意义”或者“何为有意义的人生”的核心是对人之为人的认同和体悟。什么是“人”？什么是“理想的人”，如何达成这样的理想人性？这是任何一种文化最核心的问题。人生因为有死，所以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人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不是“人”。正因为人可以不是人，因此骂一个人不是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从不骂一头猪不是猪，因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人的无本质特征，决定了人可以有多种规定性。不同的文化就给出了关于“人”的不同规定。我们汉语里经常讲到的“人文”一词，其实说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划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之后发展为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的方式。所谓“文而化之”，指的就是这种培养理想人性的过程。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着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和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和“文”。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这片相对封闭、适合农耕的土地上，我们的先人发展出了成熟而又稳定的农耕文明。中华农耕文明特别典型、特别成熟，以至压抑了其他文明类型的发育。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没有发达的海洋文化，这是农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结果。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表达的是典型农耕社会的防御思想。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低于农民，也反映了农耕主导的思想。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徙，定居、安居意识很强。那些离开家乡的人被描述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被认为是很不幸的。人与土地绑在一起，“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乡不离土”。费孝通称之为“乡土中国”。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但是，从20世纪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人开始频繁迁徙，籍贯慢慢会丧失意义。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国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是生人变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敌对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仍然为国人所熟悉。人们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这个秩序分配各式各样的资源，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地缘人群实际上就是血缘人群，因此，农耕社会很自然地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文化秩序，即血缘秩序。血缘秩序成为其他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都被看成是某种准血缘关系。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皇帝与臣子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比如“爱民如子”“父母官”，把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比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师生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总之，虽然在“天地君亲师”中，“亲”排名第四，但是“亲”是最容易被理解的，是最基本的。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君臣关系、师生关系最终都要通过亲子关系来理解。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所谓“亲”就是“近”，而所谓“近”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近，而是血缘谱系中的近。比如亲兄弟比堂兄弟要近，堂兄弟比表兄弟要近。最亲近的是直系亲属，所以亲情首先是亲子之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血缘亲情文化的逻辑出发点定为亲子之情。一切亲情都是亲子之情的扩展和外推。不孝敬自己的父母而孝敬别人的父母，那一定是别有用心，比方图谋人家的房产。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在“人性”的认同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占据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把“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厚的阐释空间。孟子说“仁也者，人也”，把“仁”作为人性的根本。什么是“仁”？简而言之就是“爱”，“仁者爱人”。古代中国人认为动物无情无义无爱，因此总是把人与动物相比较来凸显人性。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今人骂丧失人性者为“禽兽”“衣冠禽兽”，或有认识到动物其实也有情有爱者，骂人则改用“禽兽不如”。“人”的反义词是“禽兽”。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仁”之“爱”，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的差等之爱，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之爱，因为所谓血缘秩序本就是亲疏有别的等级秩序。建立在亲子感情基础之上的“仁”是人的天性，“人之初，性本善”。既然一切人际关系都按照血缘亲情关系的准则来处理，而血缘亲情关系又是一种差序（差等有序）关系，那么，如何以一种差等有序的方式处理在同一场合出现的不同社会关系，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难题。中国人经常说“做人难”，说的就是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时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在待人接物方面，对于特定的人，你既不能不够亲近，也不能过于亲近。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态度上的亲疏远近也是不一样的。因此， 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首先要分清楚“亲”和“疏”，然后才能做到“亲亲疏疏”。过去有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首要问题。这里的困难在于，大量非血缘关系在被比拟成血缘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不同的准血缘关系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如何不偏不倚、准确恰当地实现差等之爱，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消除或减轻这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使人们在后天教育中习得这种理想的人性，这就是“人”之“文”。儒家的“人”之“文”是什么？一个字，“礼”。《礼记》说：“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礼使人成为人。“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人性的意识形态。说白了，礼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从而采取相应的恰当的行为方式。在礼节、礼仪、典礼中，每个人体会到自己在等级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认识到谁亲谁疏，从而恰当地传达“仁爱”。《论语》讲得好，“不学礼，无以立”。所谓“做人难”，无非是礼没有学好，没有学到家，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每个人正是在丰富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在后天学习“礼”的过程中，巩固和丰富了“仁”的内涵。“礼”无处不在，体现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礼文化。无论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琴棋书画，还是天文地理、农桑耕织，都属于礼文化的范畴。但礼并不是教条，并不只是明文规则。礼一方面服务于仁，让人习得仁人之心；但另一方面，礼的本质是在具体生动的生活实践中训练人的适度感，因为所谓仁人之心，不过就是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从而以恰当的方式待人接物，既不能过分，又不能不及。学礼就是学习恰到好处地做人。“仁-礼”就是中国主流的“人-文”。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并立，但儒家是主体、主流。“仁-礼”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西方文明经常被称作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与中国文明放在一起看，它们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因此可以做一个总的概括。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主要产出是葡萄和橄榄，以及葡萄酒和橄榄油。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需要与近东地区进行贸易。爱琴海又极为适合航海。海面上岛屿星罗棋布，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总能看到一两个，因此，即使在航海技术水平很低的远古时期，人们也可以克服对大海的恐惧往来其上。此外，希腊人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后代，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群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生人，与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与中华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西方文明的契约特征在希伯来文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被认为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具有神圣性、强制性。人类因为违约而受到惩罚。“约”在这里是规则，是共同承诺的规则，具有平等性和普遍主义的特征，不因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情境而轻易改变。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讲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据并不是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通常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见机行事，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一根筋。中国人并不相信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认为变化是宇宙的基本现象，因此要把事情办好，就得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一切依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容易导致契约精神的缺失。中国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轻易打破规则，嘲笑死守规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社会。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求每个人都能负起责任来，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契约并严格遵守。能够制定并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战争罪犯一定是高级军官，下层士兵当不了战争罪犯，因为在发动战争这件事情上，下层士兵不是责任主体，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独立自主的个体。被“抓壮丁”的士兵怎么可能为战争负责呢？同样，让没有责任能力的幼儿签订商业合同也是荒谬的。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对现代中国人而言，“自由”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东西。它本来不是一个汉语词汇，而是日本人对英语词汇freedom或liberty的翻译，跟“自然”“科学”一样，是一个地道的日译汉语词汇。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自由”有三种义项：第一，是指法律范围内的一种权利；第二，是指哲学意义上通过认识事物而获得的一种自觉；第三，是指不受约束。第二种义项比较高深，通常人想不到这一层。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就第一种义项而言，可以认为人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上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人民并没有“权利”的概念，因此也没有“自由”的概念。就第三种义项而言，“自由”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如果所有人都不受约束，那肯定会天下大乱。因此，综合来讲，在中国人眼里，自由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是一个要不得的坏东西。的确，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自由”许多时候是一个贬义词，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词。对西方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都能背下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őfi Sándor，1823-1849）的名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可以脱口而出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亚议会演讲中说出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但我们中国人却不大能理解这些名句名诗的内涵。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纽约哈德逊河口由法国人民赠送的自由女神像成为美国的重要象征，希腊国歌的名字是“自由颂”，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收藏于卢浮宫的名画叫“自由引导人民”，电影《勇敢的心》结尾主人公用尽全力高喊“自由”。实际上，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Freedom is not Free.）一方是“保家卫国”，一方是“为自由而战”，可以看出鲜明的文化差异。然而，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
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科学，无关智力水平，无关文字形态，无关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现今国人科学概念的误区，即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把科学看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因此，让科学回归人文，是当下社会迫切的需求。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吴国盛教授《什么是科学》。他是中国当代科学哲学领域最权威的学者（可以说没有“之一”）。解读国人对科学的误解。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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