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接触欧洲，是从身边的生活用品开始的。直到现在，中国人划分世界还用两个概念：西方和东方。西方是指欧洲和北美，东方是指中国和中国附近的国家。由于水的关系，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还用另外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随着“西洋”人对中国的入侵，他们不但带来了物质商品，也开始播种精神之花。精神产品的主要代表是宗教。一百多年过去，在我的家乡，仍有一部分人在信仰天主教，就是一个明证。当然，精神产品的输入，不像自行车和洋皂的输入那么便宜。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就留下许多笑话。他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这种精神层面的激烈冲突，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到一起的。在中国生长开花的西方的精神产品，也是跟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相互妥协和因地制宜的结果。就像韩国菜去了中国，中餐去了西方一样，都已不是原来的味道。我曾把这个意大利牧师，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表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但反映在宗教等精神层面，更多的，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两条河流交汇到一起时，误会便会油然而生。当然，误会会产生许多冲突，但误会也会推动双方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误会会产生许多乐趣。生活中没有误会，就像生活中没有正义和真理一样，马上会显得暗淡无光。一九九三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
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
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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