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历史是否有逻辑
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是“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陈乐民
历史是否有逻辑？
文｜陈乐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走经世致用的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最终离不开当时的为世所用。中国人写史，离不了记言记事，到今天还是这样，脱不出以史为鉴。稍微有些哲学意味的史论几乎没有。
历史哲学是欧洲的特产，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哲学比较发达。先也是从叙事开始，到近代便有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进历史。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Marx，这是几大家。他们的历史观，无论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历史。
然而，大历史是理性的，人们经验的历史却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是“宿命的”，似乎历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却相反，它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例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旧便难免发生革命，则革命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说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没有疯子了。
历史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道德学家从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学者从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从中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兵燹征战；博学深思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和沉沦；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经验论者说历史充斥了非理性，是无序的；乐观派说历史总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好处发展的；悲观派说否!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前进的；20世纪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施宾格勒在世纪初就曾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自有他们的特殊的时代经验——人们还是相信经验胜过理智——他们向19世纪的理性批判史学发难：你们太过相信人类的理智，你们的头脑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浑浊的秽物都滤掉了，历史绝没有那么透体通明。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无比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人世间的理念，或者叫做目标；也可以适用于某人某时某事，如说某人在某时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说某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更何况，理智会异化，异化到它的反面，变成非理智、反理智；当把理智神圣化的时候，“理智”尤其会转为非理智，直到变为疯癫。
20世纪的人读过几千年人写的历史，发现，人写的历史与人造的历史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这一百年里亲历了那么多的“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socialism……这些个“主义”把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任谁也认别不出这世界的本来面目。
或许仍是东坡居士有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20世纪的真面目，是因为身在其中；等到下个世纪或再下个世纪可能就比较客观了。然而也不尽然；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关系缠身的动物，所以纯客观是没有的。于是在看历史问题时不免戴上今天利害关系的眼镜，历史终于还是客观不了。
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是“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
陈乐民的夫人资先生说：“陈乐民总是说，应该从西方看中国，不要总站在中国几千年辉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应该超脱起来，站在外部来研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
因此，陈乐民一边面对欧洲文明史，一边冷思国故，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中国寻出一条路来。他学问大，中西皆通，可是他从来不拿那些名词吓唬我们，而是清楚明白地梳理人类文明史，讲出他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在当今如此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已成绝响。他学贯中西，文史哲兼通，却因生前不愿当谋士，低调为学，而被大众所忽略。
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那一定会是灾难。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社会，先要照照镜子，这面镜子就是陈乐民先生的这些著作，它会让我们清醒一些。他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角度，重新观察西方与中国。他，是一个一贯被忽视，却绝对不应被忽视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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