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力：答祥林嫂生前的三个问题

祥林嫂的问题

作者｜赵晓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第一个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第二个问题，“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第三个问题，“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问了这些问题的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祥林嫂就死了。“我”对此很有些惴惴，怎么死的？冲茶的短工说，是“穷死的”。

小说里并没有交代祥林嫂的具体死法。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祥林嫂的原型，是他们兄弟一个本家远房的伯母；一是形象类似——“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二是，这位伯母也有失去儿子的悲哀。只不过她的儿子并不是被狼衔了去。

周树人、周作人的周氏宗族分为“致”、“中”、“和”三房，树人、作人兄弟属“致房”，那伯母是“中房”的，她的儿子和树人、作人同辈，也在三味书屋念过书。这儿子人很聪明，却一直在“和房”代管事务，常住那里，不大回家，他的母亲着急，觉得这个儿子是丢掉了，常在本家中絮叨失去儿子的悲哀，和祥林嫂絮叨儿子被狼吃了一样。周作人认为：“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但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所吃，也即是失去儿子的悲哀。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可以说是有些相同的。”

周树人、周作人

周作人还提到，这位伯母由于觉得儿子丢了，精神有点失常，有一年的冬天，悲观起来，竟投了河。但却没有死，只是冷的厉害，就又爬起来回家去了。这件事她给鲁迅的母亲说过。所以，《祝福》里虽然没有明写祥林嫂是怎么死的，但要说祥林嫂是问完那三个问题后，投河而死，也是有可能的。

小说里一再提到，鲁镇有一条河，这河在冬天也是不上冻的。而且”我”也是在河边遇见祥林嫂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搪塞了祥林嫂的三个问题之后，“我”自己就已经有了祥林嫂寻短见的预感，这让“我”不安了整整一天，直到第二天傍晚，最终从短工那里得到祥林嫂的死讯。小说至此方真正讲述祥林嫂的故事。

祥林嫂说的“死掉的一家人”指的是那一家？祥林嫂要和谁团圆？

小说中，祥林嫂有过两个丈夫，两个家庭。

第一个，是卫家山卫家。有婆婆、丈夫、小叔子。这个家庭结构不奇怪。奇怪的是小说中对他们一家年龄的交代。祥林嫂二十六七岁，她丈夫比她小十岁，死的时候十六七岁，小叔子十多岁，婆婆三十多岁。

祥林嫂很有可能是卫家的童养媳。否则，和丈夫年龄相差十岁就说不通。

也许有人会说，卫家可以给十多岁的二儿子娶媳妇，当然也可能在大儿子十多岁的时候，娶二十多岁的祥林嫂为妻。

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祥林嫂二十多岁才嫁掉，未免太晚。

更合理的推测是祥林嫂并不是正常嫁到卫家的。甚至有可能是先被送、或卖给卫家做女儿，在卫家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再变成卫家的童养媳。

1930年代中期，在费孝通而调查的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就存在大量的童养媳——当地叫做“小媳妇”：

“在最近的10年里，‘小媳妇’的数字增加了。在已婚的439名妇女中，有74人，即17％，在婚前是‘小媳妇’。但在未婚的妇女中，‘小媳妇’有95人，而非小媳妇有149人，‘小媳妇’占39％。平均起来，每2.7户人家就有一个‘小媳妇’。”

费孝通

“童养媳”是一种穷人的婚姻制度。“多数父母通常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这么做的：女方家庭可以避免抚养女儿的费用；男方则可以避免高额聘礼和婚礼费用。”

费孝通这么描述这种制度：“在女孩很小的时候，男孩的父母领养了她。她未来的婆婆甚至还要给她喂奶，并一直要抚养她到结婚。如果这女孩是在她丈夫家中养大的，那么婚姻的一切复杂程序如做媒、行聘、接亲船、轿子等等都不再需要了。有些‘小媳妇’甚至不知道她自己的父母。而那些与自己父母还保持联系的女孩，由于早期即与父母分离，父母对她们也就没有特别的兴趣。”

费孝通还观察到，“有许多从幼年起就被未来的婆婆带领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个女儿对母亲一样。特别是，如果这家真的没有女儿，情况就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受到未来的婆婆虐待者，逐渐习惯于自己的地位，在婚后也不致于经受不起。”

祥林嫂与婆婆的年龄差距不到十岁，不可能是婆婆抚养大的。而且，她的婆婆对她，很严厉。

如果祥林嫂真的是童养媳，那么，她最早可能在十六七年前，在十岁之前，和她婆婆前后脚，就已经到了卫家。

小说中交代，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很能干，“试工期间，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雇短工。”她在第二个丈夫贺老六死了之后，“打柴摘茶养蚕都来的”。就是说，不管是屋里的活，还是外边的活，祥林嫂都能干，都是一把好手。

祥林嫂怎么这么能干？很可能是在卫家的十几年间，先给人家做女儿，后给人家做童养媳，或者一直做童养媳，做出来的。

总之，祥林嫂不像那种正常嫁到卫家的媳妇，有娘家。小说中说：“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

卫是他夫家的姓。不是她娘家的姓。她娘家姓什么，也许人们早已经不记得了，甚至包括她自己。

在第一个丈夫卫祥林死了之后，祥林嫂逃出来，卫老婆子介绍她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她没有娘家，也回不了娘家。

祥林嫂为什么要逃出来？

祥林嫂是春上没了丈夫的，一直到冬初，一直到农闲的时候，到鲁四老爷家做工的。算起来，是阴历十月初。

很可能是那时候，卫家就打算把她卖到山里去，好给二儿子娶媳妇。她知道了，就逃出来。

卫家的人，那时节并没有来找，直到过完新年，夫家的堂伯，才来鲁镇寻她。然后又过了十几天，把她捉回去。一年后，卫老婆子报告四婶，前一年卫家抓祥林嫂回去的时候，早已把她许给了贺家墺的贺老六。所以抓回去不几天，就一顶花轿抬到了贺家墺。

四婶很惊奇。毕竟祥林嫂在丈夫死后一年时间就又被婆家嫁掉了。卫老婆子对四婶解释这小户人家的难处：

“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哪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里山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唯独肯嫁进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

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议定的工钱是每月五百文。八十千的财礼，等于她一百六十个月，也就是十三年零四个月的工钱。

祥林嫂的婆婆的确很精明。祥林嫂是十月初出来做工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然后是新年，新年过后十几天，应该是元宵节过了。卫老婆子带着祥林嫂的婆婆来了，叫儿媳回去，说是开春事务忙，家里只有老的和小的，要叫祥林嫂这个”抵得过一个男子”的媳妇回去。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么什么话说呢。”四叔说。

祥林嫂三个半月的工钱，一共是一千七百五十文，一文未用，交给了她婆婆。小说交代“那女人又取了衣服。”

领了工钱、取了衣服，才和卫老婆子，应该还有祥林嫂的小叔子，卫家的堂伯，四个人，一起把祥林嫂劫走了。

然后一根绳捆了，把她嫁到深山野墺里的贺家墺去。

祥林嫂死前说的，地狱里、能见面的一家人，不是卫家，不是卫祥林。

祥林嫂嫁到贺家这三年，以头撞香案始，以夫死子死终，但中间是幸福的。

她嫁过去那一年的年底，就生了一个儿子。丈夫贺老六“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小说特别交代，”上头没有婆婆。”

但好景不长，两年不到，先是丈夫伤寒病复发，死了。

再过了一年，儿子阿毛两岁多了，春上，却被狼衔去吃了。

丈夫死了，有儿子，还是可以守着的。祥林嫂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样样能干。在卫家，没有儿子，丈夫死了，想守也没法守。要么逃走，要么被嫁到深山里去。

祥林嫂最幸福的时节，是贺老六的妻子，阿毛的妈。

她曾经是人家的女儿，后来不是了；

她曾经是卫祥林的妻子，后来也不是了；

现在，她不再是贺老六的妻子，不再是阿毛的妈；

“现在她只剩一个光身了。”

“大伯来收屋，又赶她。”

鲁迅小说里，涉及收屋的还有一篇，《孤独者》。

“孤独者”魏连殳，自小就“失了父母”，由祖母做针线养大。这祖母，实际上是他父亲的继母。他父亲的生母，在他父亲三岁时，就已经死了。这非亲生的祖母，养大了魏连殳的父亲；在魏连殳的父母死后，继续“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抚养魏连殳，送他进学堂。

魏连殳长大后出外游学，学了动物学，在城里中学教历史，成为村人眼中“吃洋教”的”新党”，“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但”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在山村里，“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

魏连殳的祖母去世之后，“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不知这“吃洋教”的“新党”要搞什么花样，一起议定了要这“承重孙”遵从一切丧葬仪式，穿白、跪拜、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没想到魏连殳全部应承。

但这“承重孙”在遗产的处理上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赠给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房屋也无限期地借给她居住。“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挡不住。”

然后有一天，魏连殳的堂兄带着小儿子到城里来，要和魏连殳商量把这小儿子过继给他。魏连殳看得明白：“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无所有……钱一到手就化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这房子，魏连殳父亲死的时候，本家们就夺过一次。

到魏连殳死的时候，这屋子终于被夺走了。魏连殳的一个从堂兄弟的儿子，成为终生未娶的“孤独者”魏连殳的“承重者”。”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伏在草荐上，也是白衣服，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还络着一大绺苎麻丝。”

按照寒石山的做法，对于丧夫又丧子的祥林嫂，贺老六的兄弟们应该做的，不是来收屋，而是为死去的贺老六立嗣。

这是自明初1369年以来就确定的法律。《大明会典》：“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

这条法律的初衷当然不是抚恤寡妇。但是，假如卫家和贺家遵守这个法律，愿意守寡的祥林嫂还是能够保留一个母亲的身份（在贺家），甚至获得一个母亲的身份（在卫家）。

这条法律也不能阻止那些以立嗣为名、其实意在争产的兄弟、堂兄弟、从堂兄弟，像魏连殳的堂兄和从堂兄弟，侄子和远房侄子。但至少它给争产者设置了一个先决条件：过继。从而使死者得到祭祀，使未亡人得到赡养。

在这条法律下，财产的安排要服从于人伦的秩序。

卫家和贺家都没有遵从这样的法律。讲理学的鲁四老爷始终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但她实际上早已不再是祥林嫂。她不再是任何人的女儿、妻子、媳妇、母亲，这是儒家伦理下女人的四个主要位格。现在，她一个都没有了。

鲁四老爷也是在这时候下达了不得让祥林嫂参与祭祀的命令。他”暗暗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传统的说法是鲁四老爷嫌弃祥林嫂是再嫁之身，未守贞洁。但是，小说中交代得很清楚，祥林嫂是被婆家强迫改嫁的。照鲁四老爷的逻辑，“既是她的婆婆要嫁掉她，那么什么话说呢。”

更重要的，是祥林嫂再嫁后又丧夫、丧子。或者说，克夫、克子，又被第二个夫家赶出门。“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于是，祭祀时分配酒杯和筷子，拿烛台的工作也不能做了，更不要说杀鸡、宰鹅、煮福礼。她唯一能做的是在灶下烧火。

《祝福》里出现的所有的女人都是有伦理身份的。不要说四婶、祥林嫂的婆婆，就连卫老婆子，也是有娘家的；善女人“柳妈”，也是某人的妈。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的第二年，失掉帮忙祭祀的资格，照例在灶下烧火的时候，善女人柳妈的一番话，给了她重回伦理秩序的希望。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你不如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做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祥林嫂捐的那条门槛，作为她的替身，应该刻上字，就叫做“祥林嫂”。

那是她一世的罪名。

祥林嫂用了两年的工钱，一共是十二千，换算成十二元鹰洋，去庙祝那里捐了门槛。

捐了门槛，她“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但是，这个世界，不但儒家的宗法伦理失效了，连佛家的替身学说也失效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的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得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

捐了门槛，并不能就确认她还是贺老六的妻子，阿毛的妈。

她最后的问题，是向“识字的”、“见识得多”的“出门人”，一个“新党”提出的：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检点四叔的旧学，也无非是“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然而，祥林嫂的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灵魂和地狱。她的地狱里没有阎罗和小鬼，地狱是死去的一家人团圆和见面的场所。

一家人，有阿毛，和阿毛的爹，还有她自己。

“祥林嫂”实际上在问，在这个一切都失效的世界上，人是否还有重建伦理的可能。

我们先看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旧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小说中，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态度，文本上有七次记载：

一、祥林嫂初到鲁镇，死了当家人，带着孝，“四叔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

二、三个月后，祥林嫂发现夫家的堂伯来寻她。四叔第二次皱眉，并且未卜先知，“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三、祥林嫂的婆婆要他回去，四叔的态度是：“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四、知道祥林嫂被她婆婆劫走，闹得沸反盈天，四叔说：“可恶！然而……”，见到卫老婆子，只说“可恶！”，据此可以补足四叔“然而”后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既是她的婆婆要捉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五、四年后，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四叔“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告诫四婶，祭祀的时候不能让祥林嫂沾手。

六、祥林嫂捐门槛的事至少四婶是知道的，但捐过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去摆酒杯、筷子、烛台的资格。四婶阻止了她。她仍然是不干不净的。然后四叔上香的时候，直接“教她走开”。这一次对祥林嫂打击的打击是致命的，祥林嫂的精神从此垮了，从几年前抵得过一个男子，变成一个木偶人，甚至经常忘了去淘米。不半年，四叔四婶就把丧失劳动力的祥林嫂打发走了，祥林嫂沦为乞丐。

七、祥林嫂行乞五年后，在旧历年底鲁镇祝福的时节死了。四叔对此事的评价是：“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高远东曾经指出，在置祥林嫂于死地的“鲁镇文化”中，鲁四老爷是儒教的代表，这从他的身份、教养、爱好都能看出来。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正如周作人指出的，“讲理学的大都坚信道教”，在鲁四老爷极具象征意味的书房陈设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陈抟老祖写的大“寿”字，“又隐隐透露出他企望长生的道教式生活情趣”。

这种以道教为底色的儒家文化，处处呈现一种无所作为、行将就木的样态。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那副出自朱熹《论语集注》的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下联已经脱落。而这两句话，本来是朱熹对《论语·季氏》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注释。鲁四老爷似乎既不学《诗》，也不学《礼》，既不能言，也不能立。他见到远道回乡的本家侄子，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康有为，叔侄间的交流到此为止，吃饭时只是“俨然地陪着”。第三天这位侄子提出要走，“他也不很留”。

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塑造了“慰老爷”、“七大人”两个乡绅的角色。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乡间的读书人，人们对他们的期望是”知书识礼”，“专替人家讲公道话。”“慰老爷”、“七大人”在调解施家的儿子和庄家的女儿之间的离婚纠纷中，未见得讲的都是公道话，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放弃维持民间基本的伦理秩序的责任。而鲁四老爷对于卫家违反礼制，将服丧未满的儿媳嫁掉的行为，对贺家违反礼制，不为死去的兄弟立嗣，一心只是来收屋赶人的行为，却没有说出哪怕一句公道话。

鲁四老爷家最重大的事是祭祀。小说中写到的有两次祝福——祭“福神”，和一次冬至时祭祖。但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这种祭祀只是徒具“礼”的形式，而丧失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内涵。鲁四老爷家的祭祀充满了禁忌。他不许祥林嫂沾手祭品，对祥林嫂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祝福时节死极其恼怒，在他面前，临近祭祀时不得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在他，似乎祭祀已经不再是“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而是“礼”的去理性化，重新变成了迷信和禁忌。

一旦重新变成迷信和禁忌，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鲁镇主流文化，对以柳妈和庙祝为代表的鲁镇文化的另一端，即佛教和民间信仰系统，也就彻底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祥林嫂被贺家大伯逐出家门之后，按照儒家的伦理，并不意味她就失去了在贺家伦理秩序中的地位，即使变作“鬼”，她也是贺家的“鬼”，而不可能在阴间，在阎罗面前，被两个男人争来争去。儒家如果不能容忍在阳世“一女事二夫”，那么在它的解释系统里，也不会容忍在在“阴间”会发生“一女事二夫”。但在柳妈的意识里，儒家的解释系统在“阴司”已经失效了。而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它在阳世已然失效，维护这套解释系统的儒家士人，包括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已经放弃了维护它的文化责任。

《祝福》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旧的伦理系统，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统统失效的世界。然而，小说中的“我”，一个“新党”，也并没有做好重建新的伦理的准备。小说中的“我”是在旧历的年底，祝福、祭祖的时节回到鲁镇的，但回来所为何事却一直没有交待，住在鲁四老爷家的三天里，所做的无非是看望几个本家和朋友，显然，“我”并不预备参与到鲁镇的年终大典；但是，难道在年底回到故乡，仅仅是为了吃一回福兴楼的“一元一大盘”的“清炖鱼翅”？和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一样，《祝福》中的“我”，也是这么一个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形象。

“我”对祥林嫂的命运，当然有超出鲁镇一般人的同情。但这种“同情”仅限于她的遭遇，而不包括她的伦理关切。面对祥林嫂的问题，“我”并不打算把“我”对灵魂有无的毫不介意也“启蒙”给她，因为，一旦对祥林嫂进行“启蒙”，“我”就必然要承担这“启蒙”的全部后果，必然要和祥林嫂一起承担她的命运，这对一个在仍然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彷徨者”，显然是一个无法承担的重任。

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是在一个既有的伦理秩序完全崩塌的世界里提出的。任何致力于重建或新建某种伦理秩序的人，大概都需要严肃面对这些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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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

作者：吴飞（主编）

出版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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