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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只松鼠因海报中模特的“眯眯眼”妆容引发争议。爱国网友声称，眯眯眼是“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帝国主义审美”。
三只松鼠噤若寒蝉地发布致歉声明，声称这是数年前的海报。已对海报下架，并保证不会再有类似情况。
而模特本人回应称，自己本来就长这样，上纲上线是反应过度。
上海市消保委27日发文：“消费圈的审美也要与时俱进。社会在发展，消费在迭代，商家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契合消费者新的审美需求，和消费者建立文化与情感的共鸣。”
所以，这几方关于此事的观点，背后指向的是什么审美观？
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辩题：如果卢浮宫着火了，有一只猫和一幅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真品，只能救一个，你会救谁？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背后的哲学命题是：艺术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哪怕是一只猫？其实，这道艰难的选择题，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发生过。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德国势头正盛。5月，西欧沦陷，盟军败逃敦刻尔克。9月7日，希特勒派出1300多架飞机，对伦敦进行无差别轰炸。一夜之间，300吨炸药倾泻而下，伦敦成了人间地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人民正经历战乱流离之苦，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闲暇和资源顾及那些“对战争毫无帮助的艺术品”？另外，由于纳粹高层对艺术的狂热偏好，纳粹军队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大肆劫掠当地珍藏的艺术品。据统计，仅波兰一国被抢走的文物，就装满了137节火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为了抢救文物，各大博物馆不得不“冒着被偷盗、抢劫的风险”，自行转移最珍贵的藏品。这些脆弱的艺术品被打包封存，藏到洞穴地窖里。即便如此，仍有大量艺术珍品毁于战火，或是下落不明——那些传承了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文物，曾是人类道德、智慧和情感的见证，但就这样彻底、永远地消失了。![]()
大理石雕塑：覆薄纱的女人（1752）今天我们可以尝试着想象，当时伦敦人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几乎所有的物资和人力，都要为战争服务。他们无家可归、忍饥挨饿，或许亲人已经被炸死，或许自己还缠着绷带，他们时常在路上听见警报，匆忙躲进一个就近的防空洞，全副的家当只有一个旧箱子……然而，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伦敦的一家出版社，却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将濒危的艺术珍品拍摄留存、出版流传。这群出版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一个连安全和食物都没有保障的时代，还会有人在乎艺术吗？为了留存艺术品的影像去冒生命危险，真的值得吗？他们用自身的行动给出了答案。这家出版社的所有人，全都像是突然发了疯：他们放下所有的工作，费尽心力说服博物馆，冒着生命危险奔走拍摄，他们在地下室、防空洞里就着油灯整理照片……终于将一本本精美的画册呈现在世人面前。二战结束后，《蒙娜丽莎》从秘密收藏点返回法国卢浮宫幸运的是，英语世界的人们非常认可这群“疯子”的工作，这家出版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从此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费顿时代”—— 这家出版社，就是英国费顿出版社——艺术类图书出版的喜马拉雅。二战之后，费顿一次次刷新了艺术出版的高度。为了一本艺术画册，为了将“最真切的艺术品形象、最震撼人心的艺术场面”以书籍的形式呈现，他们不惜跨越几十个国家、上百家博物馆，甚至拜访全世界的私人收藏家，他们甘愿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编撰，堪称艺术出版界“匠人精神”的代表。凭着无与伦比的赤诚与执着，借助越发强大的影像手段，这些出版人为人类留存了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也让拉斐尔、达·芬奇、提香、安格尔、卡拉瓦乔、米开朗基罗等“王室独享”的大师级作品，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引入中国的《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系列，正是出自费顿之手。战争年代，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鄙视艺术：生命时刻遭遇威胁，艺术能有什么用？在不懂艺术对现代文明之价值，不懂审美对生命之意义的人眼中，费顿出版社匪夷所思的行为，顶多是一种英雄主义。和平年代，“法西斯试图将艺术品据为己有、博物馆和出版人拼死守护”的故事已经远去，“留存人类文化火种”的伟大使命，似乎失去了某种紧迫性。当下流行的，是“终身学习”“持续进化”，知识、技术被抬高到至尊无上的地位。艺术、审美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又有了继续鄙视艺术的理由。但事实上，文盲不等于美盲，知识不等于审美——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知识渊博但却焚琴煮鹤的异人，也会有胼手胝足、驻足嗅花的常人。中国人对此有着古老的智慧传承：伯牙是个技艺高超的演奏家，钟子期是个不识字的樵夫，但是只有他是伯牙的知音。审美究竟有什么意义？北大教授朱青生在谈美育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所谓审美，就是学会如何利用艺术认识人的价值……而艺术可以让我们找到审美背后的限制，然后对它进行不间断的革新和变化。”可见，审美不仅是对某一件作品的欣赏，或是对某一个艺术风格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去竭力突破我们身上那些“看不见的限制”。所以，即便已经享受了安宁和富足，我们为什么还要竭力向上、追求美的享受？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恰恰相反，是为了回归人的本质——人是有尊严、有灵魂的高贵生灵，我们的需求不应该止步于物质享受——对丑的厌恶、对美的热爱，对超脱和永恒的精神追求，是人类情感中不甘堕落、不愿受困于“当下”的真实写照。今天，很多人批评“甲方审美”“网红审美”“土味审美”“直男审美”等恶俗的审美风气，这些都是人们对“丑陋的现实”几近绝望的吐槽。然而，很多批评都止步于表象，对于“丑陋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却极少触及。于是批评变成了纯粹的发泄，甚至是“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自嘲——他们只能被动地承受“满眼丑陋的绝望”，却无力去突破现实，追求“对美的永恒盼望”。难道，除了绝望和自嘲，我们在审美上就真的无能为力吗？当然不是。柏拉图可以从凋零的花朵中看见“美的永恒价值”，我们也可以找到“审美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限制”，然后对它进行不间断的革新和变化——或者说，回归美的本真。今天，我们正面临一场审美的战争。三个最危险、最丑陋的敌人分别是：专制主义、工业主义、媚俗主义。▎专制主义审美：当世间只允许一种美存在，那一定是丑“专制”本是政治学术语，指君主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美并无定规，但在专制主义的语境下，只有统治者拥有定义美的权利，并强迫别人遵从。这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甲方审美”、“领导审美”都是属于此列。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曾讲过一个故事。20多年前他和一位设计师朋友合作，给部分国内城市做形象优化，朋友负责形象，他负责文案。两人前后忙活了两年，设计出一份很好的方案。然而，负责此事的官员大笔一挥，方案瞬间面目全非，除了实用功能，没有任何美学设计。这就是一种审美的专制主义，也是几乎所有设计者都遇到过的“甲方审美”：我不懂美，但我可以定义美，可以践踏你的美，因为我是甲方，我说了算。另一种专制主义审美，是以强制的方式，规定只有一种美。拿破仑执政的时候，非常不喜欢哥特艺术，觉得哥特艺术既野蛮又原始。在加冕仪式时下令拆除了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正门的拱顶装饰，哥特艺术的一件杰作就此毁灭。拿破仑们认为：我不喜欢的，就不允许存在；我手握利剑，就可以毁掉我不喜欢的。审美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并不是由别人给你一个现成的“美的标准（规范）”——即便这个标准来自“多数派”，你也没有义务服从它。专制主义审美的本质，就是手握暴力工具的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宰制，是一部分人试图“用自己的人格，取代他人的人格”。 因此，专制君主不仅垄断“美德、智慧、自由、艺术”等美好的事物，最终还要消灭一切美好的事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当世间只允许一种美存在，那它一定是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对费顿的出版人表达敬意，他们当年的抢救，不仅是为了延续西方文明的精神图腾，更是为了抵抗法西斯专制主义对审美的宰制。在“抵抗强制”这一意义上，费顿出版的艺术精品仍未过时，甚至历久弥新。汪民安教授曾这样定义工业主义：机器化技术和工厂生产，以及这种生产带来的社会组织效应。而“工业主义审美”，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量化、标准化审美。其特点是千篇一律，缺乏个性。饱受诟病的城市规划、“网红脸”、同质化的电子产品……工业主义审美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翁贝托艾科在《美的历史》中尖锐地指出：“新的美，可以复制，但也很短暂易逝：它必须说服消费者快速更换物品，如此，消费循环才不会停止生长。”
工业品一开始就是为了被消费掉而生产的，使物品失去了决定其美与重要性的特征，它甚至根本不在乎消费者的美感，而是要刺激新鲜感。黑格尔曾说，第一个把美女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重复这一比喻的是庸才，第三个重复这一比喻的是蠢材。艺术是去创造新的事物，也就是从0到1的过程，它追求创意、个性，对艺术家的才能有极高的要求；而工业主义是去复制，是从1到N的过程，它要求标准化、批量生产，要求生产者尽可能的物化。然而，在工业主义世界：“工人不过是完成一个固定的机器化动作，和最终产品并无接触。而这，使他们的劳动可以被完全地量化。这种清除了人格的物化生产，终将使工人的意识也逐渐被物化。”（汪民安语）工业主义对审美的戕害，使重复、物化的“美”大行其道：毫无新意的影视剧桥段、长相难以区分的网红、批量生产的小鲜肉偶像、千篇一律的旅游街，它们从备受热捧到跌落谷底，甚至都无法刺痛大众的一丝惋惜……工业主义给人类带来物质富裕的同时，也给人类套上了枷锁，就像安徒生童话里“被诅咒的红舞鞋”：女孩卡伦受不了红舞鞋的诱惑，穿了舞鞋去跳舞，结果受到诅咒，不停地跳舞，也无法脱下来，最后不得不找人砍断自己的双脚。如何摒弃工业主义对审美的侵害？我们先来看看西方艺术大师们创造经典的案例。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堪称艺术经典的杰作。这是一副绘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礼拜堂——整个屋顶长36.54米，宽13.14米，平面达480平方米——的壁画。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米开朗基罗必须每天仰着头，举着胳膊作画。当绘有 343 个人物的大型壁画完成时，米开朗基罗已经成了半个残废——由于长期仰头画画，脖子已经僵硬；再加上颜料常常滴进眼睛，视力也变得有些模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只能昂着头，把东西拿到头顶上看。难怪歌德在参观西斯廷大教堂之后感慨道：“没有到过西斯廷的人，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力量能达到的程度。”在人类文明史的进阶路径上，工业主义确实不可逆——事实上，人类已经迈过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然而，在文学、艺术、音乐、修辞等领域，我们很难用“今必胜古”的进化思维去理解。在经典的创造上，今天知识再渊博、文采再好的人，也很难说他超越了李白、苏轼、莎士比亚；知道再多艺术流派，掌握再多技术工具的艺术家，也很难说他超越了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从审美角度，我们依然需要阅读唐诗宋词，依然需要品鉴诸如费顿艺术经典、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这不是简单的汲取知识的阅读，而是一种精神的净化和抚慰。难怪有人说，纸书一定会消失，但宗教典籍、艺术经典会永远留存，因为它们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如果说专制主义、工业主义是来自外在的枷锁，那么媚俗主义就是源自人内在欲望的束缚。媚俗主义，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媚俗艺术》）媚俗主义审美，是指对普通大众最肤浅的审美需求、奇怪念头提供即时的满足。我们生活中的偶像剧、快餐文化、网络小说、综艺节目、网络游戏等，都属于媚俗主义的范畴。最早关注媚俗的思想家，大概是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一般读者的需求时说：“由于他们能够用于文学的时间很少，娱乐选择却很多。于是他们偏爱那些无须深度思考就能很快理解的书。……习惯了实际生活的单调，他们需要激剧的情感，惊人的情节……作者们的目标是耸人听闻而非使人悦乐，是搅动情感而非陶冶趣味。”托克维尔预见了大众民主的来临，也道出了媚俗主义的本质：用最少量的努力换取最大量的刺激，以此填满空余时间。媚俗主义与美是背道而驰的。翁贝托艾柯在《美的历史》中，对美这样定义：因为事物本身之故而欣赏之，而无关我们是否拥有此一事物。它让我们静观欣赏，而不会产生占有的欲望。比如，在《泉》这幅画里，安格尔画了一个直立的全裸的女性身体，占据了全篇几乎三分之二的面积。但线条、形体、色调的和谐安排成功塑造出一种“清高绝俗和庄严肃穆的美”，让人有一种合理舒适的视觉感受，而不是追求感官欲望的刺激。《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以迄今最好的制作工艺，再现了安格尔对美的诠释。媚俗主义就像是生活的滤镜，从根本上是一种审美欺骗或自我欺骗的世界。它不再去追求美，而是将动物性的欲望进行美化、合理化，直到人类成为欲望的囚徒。戕害美的行径，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消失过，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君主时代，艺术和审美，被君王和贵族垄断；今天虽已进入大众民主时代，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导致“温和的暴政”，这是最令人绝望的审美专制主义。除了专制主义的戕害，工业主义审美正在以批量复制美的方式，从源头上扼杀美，而媚俗主义的流行，正在解构人类积累了上千年的关于审美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不仅是我们正在遭遇的另一场“战争”，更是人类审美将长期面临的限制，也是我们超脱当下、追求永恒的意义所在。为此，人文英华诚挚推荐这套“致敬古典艺术经典”之作：《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以及《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系列。正如康德所说：美是道德的象征。每当“美”被遮蔽，被篡改，被扼杀，留下的就只有破坏、失败、灾难和恐怖。“美的丧失”只不过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回归她诞生的源泉，而《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与《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所致敬的正是奠定了今天美的“源泉”——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们。文艺复兴是“美”的胜利，是用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伟大创造让“美”挣脱出黑暗的牢笼，在这些大师画作和雕塑中跳动的灵魂，是无论专制、工业还是媚俗都难以遮蔽的，人类共通的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在这两套艺术经典中，《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是费顿出版社的大手笔，英文版一经推出，就被誉为“重新定义出版艺术的标杆之作”。而《欧洲文艺复兴大师》系列的主编费德里科·法拉利，更是评价道：这套书在欧洲是艺术品，可以拿到银行去做抵押贷款。硬核的内容，艺术品的制作标准，美术馆级别的原画还原，让这两套艺术经典的中文版一经推出，不但重新还原了长达四百年“美”的定义，更成为彰显艺术眼光和品味的绝佳礼品，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两套书在公开渠道已经很少见到。为了让更多书友鉴赏、收藏这两套“让美回归”的艺术经典，经过与出版方争取，先知书店取得了最后几十套《费顿经典：时间的回归》的独家授权，并复活了已经绝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大师》系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收藏费顿艺术博物馆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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