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考究一下学校的起源，进而说明自由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据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的研究，他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在苏美尔，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多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公元前500年以前，曾经出现了像泰勒斯七贤那样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而非学校培养出来的。在希腊语中，scole是“休闲”的意思，而英语中的school与希腊语scole一词同源，所以最早的学校就是休闲的意思。古希腊人认为，学习是劳动之余的事，是休闲的组成部分。因此，古希腊人在劳动之余，从事哲学思辨和艺术创作，从而开创了古希腊的灿烂文明。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这就说明：自由是教育必需的前提。卢梭是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是自然主义教育的奠基者。在卢梭看来，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因为人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基于这种理念，他认为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也迅速传播到欧美各国，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教育理念。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合成了《大学理念》一书，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如此，他的《大学理念》出版一百多年后，至今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诸如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大博物学家赫胥黎、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等，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而且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人物也都得益于自由教育。赫胥黎除了成名之作《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论自由教育》一书，他把自由教育解释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他的孙子阿尔杜斯·赫胥黎在《目的与手段》一书中，有一章也专门谈自由教育。抗战胜利后潘光旦先生将《赫胥黎论自由教育》翻译为中文，这本小册子曾被编入《新中学生文库》，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过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国家，自由教育已成为共识，人们自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教育大国和强国，自由教育原则也贯彻得最彻底。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该会于20世纪初颁布了三A原则，即：Academic Neutrality（学术中立）。正因为自由对于大学是如此重要，所以有不少大学都以“自由”为校训。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得以自由”，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杜尔大学的校训是“自由地接受，自由地给予”，等等。甚至在世界上还有以自由命名的大学，如芬兰的自由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后者的校训就是“自由、真实、公正”，这所1948年创建的大学，“自由和国际化”一直被视为它最显著的特点。▲斯坦福大学校训：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 （让自由之风劲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它创办于1891年，不仅不能与声名显赫的哈佛大学相比，甚至与同一地区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相比，也显得默默无闻。它在1891年创建时，首任校长戴维·斯坦尔·乔丹选定“让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1974年学校又通过了《学术自由声明》。因为赶上了新技术革命的头班快车，学校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它造就了美国的硅谷，成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大学传入我国，大约是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期间，是“中体西用”口号下直接带来的成果。因此，我国早期的大学，无论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或是教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欧美教育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但办学头十多年，校长更换频繁，各种问题频发，学校毫无起色。蔡元培先生留学欧洲多年，熟悉西方教育的精髓，他受命于学校危难之际。1917年元月，他走马上任，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雄才大略。1918年《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先生在发刊词中全面诠释了他的办学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一次把自由教育引入我国的大学中。燕京大学是于1919年创办的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约翰·司徒雷登，他制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有人翻译为“自由、博爱、民主”。清华大学创办于1911年，它是在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6月3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立碑纪念，在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后一直被清华大学骄傲地视为该校的大学精神。自由是人生来俱有的，是人生命的最高目的，是个人或集体保持创造性活力的先决条件。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当今教育上存在的问题，都与我国教育缺失自由密切相关。总览我国各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
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其主要功能有三，而根本一点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首先，以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机器完全不同，造机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就需要自由的环境，尊重每个人选择的自由。现在一些大学乱提口号，把培养目标一味地拔高，什么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和“顶天立地”的人才等，这些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无论是天才或是大师，都不是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他们都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赋予他们创造性的各种素质，使他们能进行清晰的、逻辑性的独立思考，做出准确的判断，为其日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我们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任何约束、管制和干预，都只能扼杀创造性，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既不是由科研规划出来的，也不是由领导重视和号召出来的，更不能靠搞群众运动，而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刘道玉被誉为“武大永远的校长”，在他担任武大校长期间，“自由”二字正是他办校的宗旨；离任校长之职后，他仍奋力为中国的教育自由鼓与呼。在武大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近年来，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即使在这种艰难条件下，他仍然完成了《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作为对中国教育的献礼。刘道玉一生著述颇丰，但本书是他迄今为止最看重的一本书。这本自传，凝结了他大半辈子对教育的思考，又新增了他晚年的洞见——除了关心中国教育根本问题以外，他又在哲学层面，探讨有关教育之本质的基本观念：一个民族必须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一些大智慧的人物，这是穷究真理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需要。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本书是以下四类读者的必读书：曾受益于刘道玉校长的“武大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焦虑的家长和莘莘学子、关注中国改革前景者。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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