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关乎国运：一战时的中国为何差点站错队？

1914年7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竟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但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

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对德宣战。

但是日军不用远赴欧洲去参战，而是向在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他们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详情请阅读前卷《袁氏当国》，唐德刚著）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

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1917年2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千字君注：当时美国向欧洲大量出口战争物资，而德国为了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宣布将击沉任何驶向英国的商船）

▲1917年初，欧洲激战正酣。图为德军潜艇

美国的对欧政策，本就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待到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了。

美国既然参战了，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在北京政府和全国舆论之中，就发生了中国参战与否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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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演讲

其次，中国参战之后，不但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意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2000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至于“北洋系”的人马之所以热衷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祺瑞那么单纯了。在他们看来，参战就得有参战军。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可整顿税收，交涉外债。

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

▲四无（无军队、无地盘、无收入、无外国后台）总理段祺瑞

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元洪，就坚决反对参战。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虽是一位徒拥虚名的领袖，对各派政治势力而言却有被利用的价值。

在反战最烈的孙中山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就是一场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分赃的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革命尚未成功”，所以民国不如大清。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

孙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于是在他的号召影响之下，商学各界也就跟着反了。

▲1918年11月28日，北京市民庆祝一战胜利

部分国会议员也反参战，但其实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而言实在非关闳旨。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是否参战也未可知也。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也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仅在一年之前，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期间，他们初次摆脱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到了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千字君注：袁世凯称帝引发“护国运动”，各地军阀趁机扩军增税、抢占地盘。推荐阅读：唐德刚《袁氏当国》）

▲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在云南率先宣布独立，护国讨袁

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加上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却和黎元洪一样，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嫉妒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于是以反参战为借口拥黎反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于是，国会之中的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全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

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

▲1916年10月府院之争最激烈之时，黎元洪为显示实力举行阅兵式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以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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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都还仅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比前台精彩得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左侧学生手持标语：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密约

在当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是否参战都极为重视。

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

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的必要。

▲1916年11月，山东威海卫，法国人招募中国铁路工人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

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的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携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就是贿赂)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到半公开的酬金、佣金、手续费用，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探案了。

▲时任德国公使辛策

最难想象的是，连“一代圣贤”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了他们帝国主义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

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才案情大白。

为着“反参战”，孙中山曾经接受德国政府秘密奉送的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老人家实际上只收到100万马克，另100万马克，被何人打劫了，或是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

须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认为革命是无道德的，都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何事不可为？

这一概念，对于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将其奉为圭臬。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孙中山故居 | 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

德国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们既然答应了，据当时目击者冯自由等人的回忆，不久这宗百万钞票，就装满几麻袋，用黄包车拖到孙公馆了。福无双至今朝至，孙国父在一夕之间，就从一个升斗不继的穷老汉，变成百万富翁了。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巨款。这笔款对其后的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留待后文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