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和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侯欣一少数派文库

瞿同祖（1910—2008）

寻找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佳惠学林，同时弄明白其失踪的原因，并对其学术成绩给予科学的评价，是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瞿同祖就是这样一位失踪者。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瞿鸿禨为清光绪朝的军机大臣，参与筹划过预备立宪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叔父瞿宣颖是国学功底深厚的文史学家，出版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等著作，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名校。瞿同祖因与祖父生年同为庚戌，故取名同祖。他自幼聪慧，静心于书本，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度过青少年时光，进的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如北京的汇文中学等。1930年保送进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杨开道等研习社会学。在燕大，他读书、恋爱、听古代音乐，系统接受现代科学训练的同时，用心品味着年轻的快乐。1936年以《中国封建社会》一文通过燕大研究院的硕士论文答辩，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在学界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战乱南下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时兼任西南联大讲师。期间，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认为家族主义和阶级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特征。1945年春应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的邀请，远赴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步入西方主流学术界。1961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著作《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修订版），此后又陆续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等作品，研究上日臻化境，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领域里的权威地位。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遗憾的是，此时国内学界对其研究成果和水平所知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瞿同祖的妻子热情澎湃，偕儿女先行回国。瞿同祖与妻子系同学，伉俪情深。瞿同祖因研究工作尚未完成，继续留在美国。瞿的妻子回国后被安排至遥远的贵州。1965年，为了与妻儿团聚和报效祖国，瞿同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学术环境及待遇，毅然回国。回国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安排到湖南文史馆打杂，夫妻仍然天各一方。“文革”后，瞿同祖终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但此时妻子已病逝。结婚四十载，夫妻团聚十八年。

1981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在大陆出版。此时的大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正需要好的学术作品来提高社会各界的阅读品位。因而，尽管没有特别推介，该书甫经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学者苏力著文回忆说，1982的春天，“大四撰写毕业论文，有关中国法律思想史，我阅读了新版的瞿同祖先生的旧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总体感觉‘好’，与当时读过的诸多中国法律史、法律思想史教科书甚或学术著作不同，讲道理，有味道。将近十年后，在美国偶然阅读了瞿先生的英文著作《清代地方政府》，同样是这种感觉。会同改革开放以后的其他著作，它们大致确立了我喜欢的那种法律（而不是法律史）学术著作的直觉标准。”

看过书之后，读者纷纷打听瞿同祖是谁。瞿同祖去国太久，加之回国后，国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因而，想打听也无渠道。30多年过去了，学者更换了几代，但读者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热情仍然丝毫不减，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亦纷纷加入出版行列，这种现象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多见。进入90年代，媒体逐渐发达，且无孔不入，但瞿同祖为人低调，因而有关该书作者的情况媒体上仍然鲜有报道。作品之外，作者几乎从未进入过读者的视野。

瞿同祖回国的时候，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国外的一些熟人与同行自然对其寄予厚望，他们关注着他的最新学术状况，但同样了无音信。瞿同祖又一次成了失踪者。

其实，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终于有了做学术的机会，年近七旬的瞿同祖准备大干一场，写一本自己满意的好书献给国家。他天天乘坐公交车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资料。图书馆一开门他就进，一坐一天，图书馆下班前再借几本带回家晚上接着看。写好书的精神压力过大，结果身体出了大毛病。于是认命，不再提写书之事。瞿同祖是“文革”之后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他对培养学生之事看得极重，有资格却一直没招学生。他选择了沉寂，每天以听古典音乐颐养天年。2008年10月，以98岁的高龄辞世，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晚年瞿同祖曾自嘲地说，我对国家的贡献，一是没有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国家省了点钱，二是没有招一个博士，自己没精力带，怕学生乱抄，败坏了学术。

鉴于他的经历，有媒体将瞿同祖定义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不管这种定义是否准确，瞿同祖的作品始终牢牢地占据着学术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