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 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
在这部巨著中，托克维尔作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预言：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被大规模迫害。
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他曾在国王面前为人民的权利辩护，当议会审判国王路易十六时，他又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因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才幸免于难。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民众往往以为，那些最先被推翻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但是托克维尔发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
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
他关爱穷苦百姓，救济贫民。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周围农田，应当付给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
在路易十六统治后期，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人们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富有创造性。
然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
托克维尔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
但事实上，革命不仅没有摧毁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几年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在哈耶克生命的最后时光，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
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被忽略的财富转移：国家超发货币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委内瑞拉，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
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了这个“神话”。
◎货币的非国家化：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 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货币是财富的度量衡，一切物质财富都要兑换成货币才能进行流通，因此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谁就控制了人类。
在世界历史上，历代政府都将货币的发行权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因为这是他们从民间汲取财富的方便法门。
正如哈耶克所说，拥有暴力背书的政府一旦掌控了货币的发行权，就会难以抑制地发行货币，直到经济崩溃。
但是，每当经济陷入低迷，民间反而会渴望政府的经济调控，甚至呼唤用“大水漫灌”来刺激经济。
但是哈耶克警醒我们，经济危机的本质，往往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当一国政府开始走向凯恩斯主义，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因此，哈耶克的预言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可能在未来再次上演，对于每一个勤劳、诚实，合法创造财富的公民来说，如何捍卫自身的财富，应对政府超发货币导致的经济危机，关乎着自身的根本权利。
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前瞻性预言，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深入了解，并引起警惕和深思的。
到那时，“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
但是，回到当前的现实语境中，这次犹在途中的转型，如船过三峡险流，激荡无比。已在其中航行过的，有文化名人，诸如“小册子作家”胡适；有政界大佬，比如“外交第一人”顾维钧；还有那些被贴上标签的风云人物，如“窃国大盗”袁世凯。
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
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轻则发展迟缓，重则饿殍遍野，血流成河。
从1640年光荣革命开始，人类历史正式步入了现代文明。然而，在了解法国大革命对满清的影响后，我们发现和以往认知不同的是，鸦片战争前的满清政府，并非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文明的迟到，绝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如何才能拥抱现代文明，彻底摆脱“历史三峡”的预言？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政治现实中的人来说，是一件轻则决定利益，重则决定生命的大事。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厉害的：君王、祭司、先知。
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上帝的启示。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纵观人类历史，像哈耶克、托克维尔、唐德刚这样既能深入历史细部，探究人的行为逻辑，又跳出细节，站在前人肩膀上看整体，通过预言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的大师寥若晨星。他们的预言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他们的预言做到了以下几点：
◎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人性亘古不变，人类大多数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写进了历史，一切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
当今现实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也越来越难以预料，只有带着对现实情境的问题意识，躬身进入历史现场的人，才有能力预言未来。
正如英国的一句谚语所说：“最好的预言是过去”。一切伟大的预言，无论是哈耶克对货币超发、托克维尔对改良与革命、还是唐德刚对中国转型的思考，无不是深挖到历史深处，致力于将其中最关乎人类命运的答案揭示出来。
◎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大灾难，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忧思
往往是那些经历过动荡年代，亲眼看见过人类大灾难的学者，才能深刻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脆弱和愚蠢。
托克维尔、哈耶克、唐德刚三位学者的人生，刚好横跨三个世纪，他们或见证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目睹了席卷世界的战争，或亲历过国家的几次大转型，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对未来世界的预言，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而是有深入骨髓的体会。
因此他们提出预言，比起学术追求，毋宁说是要用自己的良知和洞见警醒人类，让人们有所行动。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先知的世纪预言”书单，包含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唐德刚的《历史的三峡》的世纪预言，以及仍在接续唐德刚世纪预言的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这个大多数著作都陷入鸵鸟式思考的时代，他们的世纪性预言却超越了时间的局限，警醒我们要对历史保持谦卑、对权力与理想保持警惕，否则灾难将一再重演。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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