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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历史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早已深深刻入文化的基因。提起历史，司马迁和《史记》，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来审视，《史记》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并不“合格”——◎论起正统性，它比不上《汉书》：虽然《史记》被视为二十四史之首，但事实上，后世的正史，继承的更多是汉书的体例。史记的整体结构和精神，并没有被后世史家真正理解。◎论起镜鉴功能，它比不上《资治通鉴》：《史记》带着司马迁个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不追求《资治通鉴》那样明确的现实功能，并不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治世之道为主要目的。就这样，司马迁的《史记》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特质：一方面，超出了一般人对历史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对历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甚至超越地域与时空：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名字便取“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毫不掩饰自己对司马迁的敬佩之情。正如杨照所说，我们今天无法理解真正的司马迁，是因为，他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我们的一般观念。司马迁的后继乏人，是因为少有史家能达到与他同样的高度和视野；不讲“真相”，是因为他有着更为宏大的野心，更高的道德和精神上的追求，那就是司马迁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所指向的是历史的最高境界。若要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真正理解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意义，首先需要认识到历史的三个层次。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历史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辨别真伪、探明真相。首先找到掩藏的真相：海量的信息就像海量的泥沙，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总是被掩藏其中。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我们寻找真相的困难越发明显。其次是摆脱“价值先行”的诱惑：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之所以无法做到“公正还原历史真相”，往往是因为“价值先行”——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史料。
最后，哪怕洞察了真相，还可能面临强权的威胁。而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与史记相比，《汉书》就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呈现一个时代的真相——班固以“实录”精神写各阶层人物；他吸收了更多的史料和原始资料，对西汉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
然而，这种呈现时代真相的“实录”精神，既让《汉书》的完备与严谨的体例，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书的历高度——明代张辅就认为，班固力求巨细靡遗，反而不如司马迁简约的文字、恰当的取舍，将事实阐述得更清晰。更为重要的是，过于拘泥于细节的真实，反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和“人道之常”。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也是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取的，意为“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谓“鉴于往事”，就是借鉴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治理”的经验。然而，真正值得深思是，同样的历史文献，有人从中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有人却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从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到底能够得出怎样的经验和教训，显然因人而异。而且，其差异，甚至可以大到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程度。资治通鉴也陷入了这样的尴尬：高度赞赏《资治通鉴》的宋神宗，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中看到，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核心作者，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情况下不禁让人怀疑，历史真的能提供给我们有用的教益吗？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会对自由人诉说真相”。这时候，对历史的认识，就必须上升到第三个层次：历史不仅关乎真相，还关乎道德和信仰。黑格尔说，人类在历史中所能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汲取任何教训。对不读历史，不关注历史真相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历史教训。从“不知晓历史真相”到“知晓历史真相”——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博学，但不一定道德。知晓历史真相，也珍惜历史教训，懂得判断是非对错——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又有正义感。但是，这依然停留在“古为今用”的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他的悲欢，不一定能与“凡夫俗子”相通——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他总是无法理解：明明是正义的事，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坚持到底？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最现实的例证是，北宋并不缺少明君贤相，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训，但是仍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几乎所有改革都违背人性、事与愿违，最后与其他朝代一样，屈辱而惨烈地亡国了——如果没有洞察人性深处的奥秘，任何历史教训都只能是以苛求古人的方式自我安慰。因此，历史的最高层次，就是洞察人性、悲悯人心——正如塔奇曼所说，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性。什么是人性（Human nature）？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性情和特征：理性、意志、情感、直觉、良知……从轴心时代的耶稣基督、先秦诸子、苏格拉底，到启蒙时代的休谟、斯密，再到科学时代的韦伯、哈耶克……古往今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都是从论述人性开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情和特征，让人有别于动物或机械？很多人将人性视为“大自然的产物”，但伟大的思想者都将它看作是“上帝的造物”。因为人性如此玄妙、矛盾，一点都不科学、理性：人性很卑劣，自私又顽梗、贪婪又胆怯，肆意破坏，伤害同类；人性很高尚，会同情弱者，聆听古训，还会缔结契约、协作创新。人性很脆弱，既经不起诱惑，又经不起打击；人性坚韧且单纯，任何种族、制度、时代的差异，都无法遮盖人性共通的自由和正义……
千万年来活过的亿万人类之中，从未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但是千万年来，人类的道德、智力和审美，也从未有过任何本质的变化。
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趋深刻，政治似乎越来越顺应人性，但是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潮、权力结构、国家意志，实质上并没有太多新意。所以，“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为什么能够超越“政治教训的历史”，成为最高层次的历史？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这一基本前提。人性中的斗争，就像大海的几次潮汐；历史中的政治，就像冰山的一角。一个人写历史、读历史，如果止步于“镜鉴兴替”的政治教训，就注定无法参透更深刻、更宏大的人生意义。 虽然，长期有“史学二司马”之说，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史记》，虽然它更宏大。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比如：满朝文武都知道李陵孤军深入、投降匈奴是错的，但只有司马迁愿意体谅李陵。他说，李陵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将士的性命。司马迁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却在李陵跌落神坛时，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当汉武帝听信谗言夷灭李陵三族时，他遭受牵连，却忍辱负重，只为完成最后的大使命。司马迁的不朽，并非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而是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 在那个天道衰微、皇权独大的时代，司马迁的文字对帝王将相不屑于折腰，对悲剧英雄不忍于苛责，对贩夫走卒从不藐视，甚至对刺客的梦想和悲欢，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敬意。读这样的历史，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当时各个领域的智慧，更是亲身体验一个个敢爱敢恨、命运无常的人生。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性，竟然被史家忠实记录，精炼提纯，最后娓娓道来——最高层次的历史，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在司马迁之后，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寥寥无几。当下能给我们提供指引的，往往不是揭示历史真相和经验教训的史学家，而是触及生命底层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家：大多数正史的叙述，更像是在掌控历史事件的解释权；今天的历史教育，也不过是历史课本中给到的一堆固定的事实。而司马迁却将历史视作实现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的根本路径，以极具启示性的历史书写指示我们——如何在明确天道与人事的分际下，思考个体命运和历史的趋势；如何在人格的觉醒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赛道，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未来写作的人。为当下写作的人，终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后来者所超越。而为未来写作的人，指向的是永恒，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愈加显出其重要性与意义。司马迁面对的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究天人之际，指向的是对个体命运的叩问；通古今之变，指向的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人性的洞察；成一家之言，则是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真正理解历史的人，绝不会将司马迁仅仅看作一个历史学家，而是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家。因此，在今天，当其他史书原典的读者，越来越局限于专业领域的时候；《史记》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早已超越司马迁个人的历史追求，成为更加普遍、令人向往的人生境界。以思想为铭，是唤醒历史记忆，保持文明精进的重要标识。而铜器铭文，正是经历了商周之变、历史意识开始觉醒的产物；《史记》，则是经历了周秦之变，历史意识臻至巅峰之作。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书房读史必备——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繁体竖排本《史记》，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镇尺，作为最好的伴读。镇尺为“先知文房·黄铜镇尺”系列，以有“最后的文房贵族”之称的黄铜文房，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铭刻入铜，朝夕砥砺。作为“文房珍藏”，除了合适的材质和铭刻的思想，凝聚其中的匠心巧思与工艺，亦不可少。为了更好的质感，我们寻找到工艺美术大师吴德寅先生，精心设计；以与昔年一击惊人的2008年奥运缶一脉相承的工艺，制作打磨；历经11道古法工序潜心雕琢，只为了与它承载的价值相匹配。所选《史记》，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领衔编辑，综合历代版本标点、校对，遂成半个世纪以来通行《史记》整理本，堪称当代《史记》最权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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