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日不落帝国”的启示：后发国家如何走出“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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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日不落帝国”的启示：
后发国家如何走出“后发劣势”？
在道格拉斯·诺斯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对西班牙的财政政策对有效率财产权造成的后果，做了如下说明：
源头是农业方面，各种偏袒“羊主团”的法令严重阻碍了有效率的土地财产权的发展，例如，1480年的王室命令要求清除农民在公有地上圈占土地时设立的围栏；1491年王室敕令禁止在格拉纳达圈地；1539年，王室决定对小麦实行最高限价，这进一步削弱了耕作农业的发展动力。
这些事件，不过是人民全部的财产权都没有保障的征兆而已，随着王室的挥霍导致财政困难的加剧，以上种种现象则更加屡见不鲜，最终影响了不光是农业，也包括商业、工业等所有民间经济群体。当他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经济停滞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正如诺斯所总结的：这个君主专制国家，虽然掠夺了大量财富，然而却沉湎于争夺政治主导地位的斗争无法自拔，未能创建一套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财产权，结果使他们的经济陷入了停滞。
▌后来居上的英国及其文明遗产
诺斯解释说：英国早期在发展财产权以及将财产权应用于创新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它有适度集中的政治权利和中央权威，又有利于开发潜在的大市场。且各地的地方性小市场都受到了保护，可以防范特权的干预。集市和市场是经王室特许建立起来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室授予专属特权就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是有价值的，因为能够提高经济活动的潜在回报率。这也是英国与西班牙，两个“日不落帝国”的最大区别。
现代国家财税制度。国家的财富来源于纳税能力。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进行了税收改革，彻底废除了当时欧洲普遍实行的“包税”制度，成立了一整套专职的国家税务机构负责征税，使税收制度化、专业化。
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合理利用，英国还创建了一整套先进的公共财政制度，并实行财政预算制度。今天全世界通行的国家财税制度，就源自英国。
现代经济金融体系。如果说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是现代文明的灵魂，那么经济金融体系就是现代文明的躯体。
162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专利法——《垄断法规》。这部法律确定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定义沿用至今。专利制度的实施，保护和激励了技术创新，大量的发明创造问世，知识逐渐成为经济的驱动。
追求“程序正义”的普通法系。普通法极度强调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它承认社会是多元的，没有谁能掌握绝对真理，一切意见都应该在思想市场中被检验，也因此，它更追求程序的正义；普通法让法律更有弹性，能够迅速适应新兴事物，自发创造了很多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
用妥协的智慧解决问题的范式。宗教改革过程中，宗教冲突和大规模的宗教仇杀遍布欧洲，英国却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它实现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妥协——在宗教教义上采用了新教的教义，但在宗教仪式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的传统。
英国对待北美独立的态度，以及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退出，都具有鲜明的妥协色彩。这种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不极端”“不追求最好，只追求最不坏的结果”的妥协精神，正是保守主义特有的智慧。
意外的遗产——美国。美国的诞生，是英国妥协智慧的产物。以当时英国的实力，完全可以用军事手段控制美国。但是受斯密、伯克等思想家的影响，英国选择了“与北美和解”。
美国独立后，英国不仅没有围堵封锁，相反，迅速调整战略，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大力开展贸易，展现出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心智。这不仅让英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还赢得了美国的尊重，直到现在，美国总统在与英国女王会面时，都要按照英国皇家的礼仪排演一番。
独立后的美国，“继承英国，又超越英国”。美国在英国议会两院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度。提供了一套公认的制度范本。
▌两种“日不落帝国”的启示：文明何以发端和维系？
同为“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和英国留给世界的遗产，为何如此泾渭分明？
保护财产权的核心，就是限制包括国王在内的政府权力。因此，英国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都是围绕如何保护私有财产权而制定的，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两院制、代议制民主等。
人类告别饥饿与贫困，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富足，是现代文明一个最朴素的表征，而这也正是“经济增长”为何重要的根本原因。然而，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不过是最近250年的事情，其余时期，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才是常态。
此外，国际竞争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促使其他国家改变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的展开提供激励。即成功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有效的财产权的发展。
这本书的核心洞见：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的主因，不是技术变革、不是人力资本、也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尤其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明确的产权保护等要素的出现。
书中关于财产权等核心论点与《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不谋而合。不过，诺斯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弥补了亚当·斯密未能认识到的空白，这些案例与细节亦在书中得到丰富展现。
不过，由于书名极易被人误解，必须强调一句，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西方世界”，但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其解释力则是普适的。
上世纪80年代，本书引入中国后，迅速被奉为不可不读的社科经典，是国家兴衰、经济史研究者、 人文社科爱好者、关心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者的必读书。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本《西方世界的兴起》，理由有三：
1.重磅作者，经济学界的里程碑：本书译者说，这应该是一本不用写一个字推荐语的名著。本书作者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本《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他的成名作。
很多人强调，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堪比社会学界的马克斯·韦伯、科学界的达尔文。与之相比，他诸如“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新经济史先驱者”、甚至“诺奖得主”等荣誉和称号压根不值一提。
当下作为中国经济学天花板的周其仁、张五常、吴敬琏、张维迎、韦森等知名经济学家，皆深受他的影响；华人世界“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亦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和借鉴。
美国前总统里根评价说：何谓制度自信？制度框架与经济增长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一些国家发达，一些却长期落后？这些问题的答案，你都能在经济学大师诺斯的作品中得到最完美的解答。
诺斯的理论在当年即属前沿，当下仍然受用，其精华都汇聚在了这本《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3.全新版本，重译升级：对一部引进的经典而言，除了原作思想、内容无可挑剔，还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翻译、装帧。本书以往版本虽然也好评如潮，但也有无数书友呼吁“本书虽然不用写一个字的推荐语，但必须被重译”。
时隔几年后的今天，这一“重译升级版”终于问世，这在种种改革步履维艰的当下，可谓是“好书知时节”的最好注脚。
相比旧版，新译本逻辑更清晰、语义更晓畅、专业名词处理更严谨，几乎接近对原作精髓原汁原味地展示；在装帧和工艺上，新版本采用原脊精装装帧、磨砂质感等工艺，大大提升了用户品读、收藏经典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