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阴暗面：每场灾难的背后，都站着6个撒旦

“奥斯维辛”发生了，因此它就可以再次发生，发生在任何角落。

——普利莫·莱维

直觉上，历史上任何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都具备3个条件：

·规模足够大：蒙古帝国西征时，不仅先后屠戮了近百座城池，铁骑过后，整个中亚都沦为废墟。

·被害人数足够多：贯穿16世纪的美洲屠杀暴行中，6000万印第安人因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而死，而晚清时期的农民起义，死亡人数也远不止1000万。

·手段足够残忍：各类大屠杀中，比结果更残忍的，是过程。大屠杀中，人命不仅轻于鸿毛，更是泄欲、取乐、甚至实验的工具，相比很多令人发指的“活体解剖案例”，在大屠杀中能被一枪毙命简直就是种解脱。

然而，提起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大屠杀，人们率先想到的，还不是符合上面这三大特征的那些灾难，而是一场叫“奥斯维辛”的悲剧——

奥斯维辛，本是位于波兰南方的一个小城，希特勒崛起的纳粹时期，德国以种族清洗为目的，在奥斯维辛建立了一座“死亡工厂”。据统计，奥斯维辛存在的4年间，大约400万人在此被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此后，“奥斯维辛”就成了灾难的代名词。

奥斯维辛固然是20世纪一场罄竹难书的恶行，甚至是“人类历史上较为惨痛的记忆之一”，若以上述3类大屠杀的特征分析，它不仅称不上“名列前茅”，甚至有些无足轻重：

相比历史上诸多将城池、国家视为“杀人堡垒”的前辈们，奥斯维辛集中营占地仅15.5平方公里（约20个足球场）；

单以受难人数分析，20世纪类似规模的灾难几乎数不胜数。甚至对刽子手（纳粹）来说，400万这一数字更不惊人，光是二战时，死于"纳粹屠刀下"的苏联平民就有1300万；

以手法残忍程度看，奥斯维辛更“不值一提”。与绝大多数泯灭人性的杀人暴行不同，奥斯维辛大屠杀不仅讲求杀人速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安乐死原则”。比如，集中营内，死刑室常被伪装成浴室，而囚犯进入“浴室”（毒气室）后，管弦乐队还会为他们演奏“贝多芬”“莫扎特”。

然而，奥斯维辛之所以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罪恶的墓碑”，恰恰因为它的判断标准不是灾难规模、持续时长、惨烈程度等“前现代大屠杀”的重要特征，而是现代社会一桩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可怖罪行。而背后，更凝结着超越“大屠杀表象”的深层结构：

奥斯维辛最可怖之处，是它彻底点燃了“现代文明中常被忽视、被遮蔽的阴暗面”。人类从此证明了自己有能力通过一次次“奥斯维辛”，动摇、甚至摧毁“现代文明”，重回血腥暴力的野蛮年代——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人人都自愿奔向奴役，人人都感觉自己是无辜的，但人人都有责任。

提起现代文明，大部分人的印象，是自由、平等等普适价值，新的技术、发明的不断诞生，经济的持续正增长，战争杀戮的减少。这些都得益于从传统到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三大剧变：

价值一元的社会 → 价值多元社会

在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相对单一。好比，东亚国家主要以儒家为核心，西方世界也视基督教文明为“唯一真理”。然而，现代社会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价值由一元转为多元。比如，信仰领域，就有“有神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分野。而无神论者，有人信奉自由主义，有人信奉乌托邦主义。

蒙昧社会 → 祛魅社会

传统社会，是神秘主义盛行的蒙昧社会。而现代社会，却是一切都寻求理性解释的“祛魅社会”。好比，我们搭乘电车，即使对车为何会前进一无所知，但也知道背后有一套科学原理和操作系统。然而，假如古代人看到一个类似“电车”的东西，他们第一反应可能是“神明的造物”。

粗糙的官僚制社会 → 精致的科层制社会

“官僚制”这一概念同时适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然而，传统社会的官僚制往往有着“粗糙、死板、运行效率低下”等被人诟病的特点。而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又叫科层制）则以“高度理性化、专门化、非人格化”为特征，在执行层面具有远超传统官僚制的复杂性和高效率。

然而，以上三大剧变，在发明“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野蛮”的因子。比如：

多元价值既能带来选择的自由，也能带来“行为上的放纵”；

理性祛魅，既驱散了“愚昧的黑暗”，同样带来了“致命的自负”；

组织的科层制，既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也因其压倒、消解了“道德伦理价值”，让人异化为“效率的囚徒”、甚至将人引向“平庸之恶”。

更可怕的是，这些野蛮的因子，还会滋生出种族主义、唯科学主义、乌托邦主义、反市场、强人政治、平庸之恶等对现代文明威胁最大的“六个撒旦”，而它们叠加、组合的结果，便是在人间建造出一个个的“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人的照片和囚服

① 种族主义 | 以“高贵”的名义，抹杀他者“人的资格”

如果说，人类社会是古老的，那么，种族偏见的历史同样悠久。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肤色、血统、还是身形体貌，总有人认为自己比他人更高贵。

比如，雅利安人就认为，他们白皙的肤色是高贵的，而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族和其他土著是卑贱的；他们的“金发碧眼”是高贵的，然而同属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却很低等，因为他们在人种上低劣。

可以说，在种族偏见者眼中，“打造一个奥斯维辛”的幻想一直存在，只是，唯有在现代社会，“种族偏见”才能在纳粹的国家主义动员下晋级为“种族主义”，进而变为奥斯维辛的“终极解决方案”。

当然，现代种族主义另一大突出却致命的特征是“剥夺他者人的资格”。古代当然也有种族主义，但即便认为其他种族卑贱，但一般还会视为“同类”，而在纳粹的种族主义者眼中，其他种族压根不是“人”，而是需要从精神到肉体上，应该征服，甚至消灭的物种。纳粹最出名的“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更曾说，五百万犹太人死在我的良心上，这使我感到特别地满足。

② 唯科学主义之殇 | 当科学用于奴役，奥斯维辛才落地人间

科学是人类理性结出的硕果，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塑造者。然而，当科学的方法被纳粹分子娴熟运用于羞辱、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才真正成了现代大屠杀的符号。

奥斯维辛首先是个“现代工厂”：它符合现代工厂精确、纪律化、高度组织化、流水线化等特征。在奥斯维辛，纳粹将“福特生产汽车的方式”应用在了屠杀犹太人身上——每天有很多“各种身高、体重、年纪的零部件”被标注在管理者“生产表上”。他们的原材料是“人”，工序包含成为“无条件劳动力”“同类收尸者”等步骤，最终产品则是死亡。

③ 乌托邦主义 | 在人间制造天国不仅会带来奴役，还会诱发大屠杀

应该说，乌托邦一词从词根上即为“悖论”，它的原词，源于两个希腊语词根，ou、topos，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好地方”，在中文语境下，它也既有“福地乐土”的崇高向往，又有无法实现的“乌有之乡”的天真幻想。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乌托邦”的追求。然而，古代社会，人们从未有足够信心实现“乌托邦”，因此，它通常表现为柏拉图粗略论纲的“理想蓝图”，或者中国《礼记》中的大同社会。然而，在人类的理性能力被唤醒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征服自然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后，更进一步助长了人们（尤其是当权者）“无所不能”的自负。20世纪几乎所有的灾难，都源于此，奥斯维辛更不例外。

在希特勒的理想中，他许诺了一个类似《新约》启示录一般，恶魔重返世界前的“千年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丽——而创造的前几节台阶，就包括打造一个“奥斯维辛”。

④ 反市场 | 任何消灭市场的行径，除了让繁荣消散，更会给社会带来灭顶之灾

在一般概念里，反市场思潮这一“撒旦”应该早被现代社会“杀死了”。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强调，现代社会，正是“市场的逻辑”压倒“暴力的逻辑”的社会。

然而，“反市场”的思潮不仅从未消亡过，而且政治强人的野心和人类天然的妒忌心，使得消灭市场、掠夺富人财富成为实现乌托邦的捷径——奥斯维辛正是它最成功的一次尝试。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纳粹崛起背后不是军事政变，而是经济衰退。在德国民选中，希特勒之所以上台，是因为经济衰退后“朝不保夕的小资产阶级”贡献了最多选票。

希特勒上台后，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市场，强制资源、资本、劳动力优先保障军工需要，并大量没收犹太人的企业和财富，直至奥斯维辛，批量屠杀犹太人。

当然，奥斯维辛后，“反市场的撒旦”依然在其他地方“借尸还魂”。比如，20世纪70年代，堪称“石油王国”的委内瑞拉，就在亲近它后，从大繁荣走向大崩溃。实际上，任何无视、控制，乃至消灭市场的行径，除了会让繁荣消散，更会给社会带来灭顶之灾。但遗憾的是，这种浪潮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

⑤ 强人政治| 权力叠加野心，会推动“世界冲向悬崖”

哲学家休谟认为，道德规则不是人们通过理性得出的结论。然而，在理性主导一切的现代社会，人们坚持凡事必须寻求证明。尤其对“将宇宙中最大物体和最小原子都为我所用”的政治强人来说，如果道德无法被证明，那就重新定义它。

奥斯维辛就是重新定义道德的产物。与其说它是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决策，不如说是政治强人希特勒“精神意志”在国家工厂内的无限量产。

政治强人至少分两种，一种是享有无限权力但志大才疏的，比如王莽；另一种是领导力和野心都爆棚的，比如，拿破仑、希特勒等韦伯称之为“卡里斯马型”政治领袖。当然，强人政治中，我们固然该警惕二者的交集——“不受限的权力”；但更要警惕的，是那些魅力型“领袖”——希特勒之所以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建造现代社会灾难的集大成者“奥斯维辛”，重要原因恰恰是他的“人格魅力”。 

⑥ 平庸之恶 | 雪崩到来时，没有一片“自诩无辜”的雪花是无辜的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说：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默许。

这种对上级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拒绝思考，尤其拒绝伦理思考的行为适用于任何时代。然而，现代社会，尤其在道德为政治强人做“注脚”，并以崇高名义广施天下后，这种“平庸之恶”被发挥到极致。

徐贲老师曾说，极权之所以能产生，并造成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道灾难，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并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道德义务”。

奥斯维辛是希特勒建立的，但管理、执行任务的，却是无数个德国人。他们几乎每个阶段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在“奥斯维辛亲历者““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利莫·莱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无数义务的细节”：

当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并不需要直接朝“犹太人开枪或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人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汉娜·阿伦特曾说，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这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杀人模式，不仅再度削弱了残存的“道德感”，更让他们只要坐在桌子旁就能毁灭“整个人类”。

总之，奥斯维辛不是人类前现代野蛮未被完全根除后残留的一次非理性外溢，而是现代性大厦里一位合法的新居民。相比古代社会数场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它成为了人类罪恶的代名词，因为曾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6大撒旦们，不仅常披着“文明的外衣”，一定程度上依然被当成“文明的优势”：

“科学理性化”——让现代人既完成了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梦想；也打造了一个让四百万犹太人“安然赴死”的现代工厂； 

“组织的系统化”——让现代人既搭建成了“落后国家都可能嫉妒”的高效官僚制度体系，也让现代的大屠杀拥有了远超古代的时效性、甚至崇高性；

实践层面的“去道德化”——让奥斯维辛这一灭绝人性的“社会实践工程”，变成了一场轻描淡写的“除草运动”，更让这种运动变换着不同的王旗，延续至今.....

早在19世纪，马克思·韦伯就曾预言，现代社会是个高度工具理性的社会，也是价值理性丧失的社会。这种压倒性的工具理性，极易将人类变成一个个只追求计算和效率的机器，最终困于“理性的铁笼”中。不幸的是，奥斯维辛中，韦伯的预言得到了彻底的兑现——在奥斯维辛，“亿万人被铁笼牢牢限制”，而“数以百万的犹太人被铁笼杀死”，更不幸的是，21世纪的今天，滋生奥斯维辛的“土壤”不仅没有消失，反倒更加肥沃。然而，绝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还未开始。

▌作为名字，奥斯维辛从未被遗忘；之于意义，奥斯维辛却在不断被消解

曾经，提起奥斯维辛，绝大多数人脑海中，仅仅是座曾屠戮400万犹太人的死亡工厂；而在今天，它更因太过惊恐等理由常被列入讨论的黑名单。

然而，奥斯维辛不仅需要被反思，甚至相比其他“历史节点”更值得被反思，因为它不单是文明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更是文明背后六大撒旦的集合体。奥斯维辛之后，人类所有灾难，都不过是上述“六个撒旦”在不同维度的重新组合或改头换面——即便二战结束后，很多国家依然在经历自身的“奥斯维辛灾难”。人类“从未真正走出奥斯维辛”。

为此，我们亟需一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不过，要真正做到反思“奥斯维辛”，必须跨越“真相、教训、人性”三个层次。

反思奥斯维辛的第一个层次——还原真相

索尔仁尼琴曾说， 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我们对奥斯维辛的反思，第一步也离不开“它揭示的真相”。然而，即便在奥斯维辛亲历者眼中，对“真相的认知”也难逃三类偏见：

用拒绝回忆的方式忘记真相：奥斯维辛后，如果写诗是野蛮的，忘记就是更大的背叛。然而，很多幸存者却拒绝回忆这段真相，甚至自动屏蔽、删除这段记忆。

用复仇的行为扭曲真相：基于对正义的呼求，一些幸存者走向了遗忘的反面。他们无休止地斥责、渲染奥斯维辛的惨痛，并将对奥斯维辛的仇恨升华为对德国、甚至当下每个德国人的仇恨。

以宗教的名义消解真相：极少数幸存者，对奥斯维辛“既不报复、也不遗忘”。在他们看来，奥斯维辛“不需要真相”，因为它只是上帝用来拣选他们的“载体”，来生通往天堂的“赎罪卷”。

然而，真相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奥斯维辛”代表了人们对正义的呼求、对知识的渴慕、对“重返地狱”的警惕，还因为受难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人们受难的事实被彻底抹消，而奥斯维辛绝不该被遗忘，被转移、被“美化其合理性”。

遗憾的是，能在“奥斯维辛”中幸存已经是个奇迹。而幸存者之中，再能超越“认知偏见”的人更屈指可数，普利莫·莱维正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

·经历奥斯维辛的炼狱后，莱维决心以毕生记录、还原“奥斯维辛的真相”：

莱维既是“奥斯维辛第174517号囚犯”，又可以被称为“奥斯维辛第1号记录者”。他曾自叙，早在置身“充满刺骨的寒冷和警惕的眼睛”的集中营内，他就险些冒死将其记录下来。

记忆强烈地烙在莱维心底。走出奥斯维辛，回到德国后，莱维写下了亲历奥斯维辛的《这是不是个人》。然而，与一般的回忆录最大的不同是，这部作品并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报仇的渴望”，有的只是“最不惊扰、最不伤害、也最不追究责任式”的冷静。

然而，这种冷静，并不代表莱维看淡了“奥斯维辛的经历”，反而代表了“被迫害的极致”。在莱维看来，正因为事实太过可怖，所以容不得半点“情绪上的修饰、记忆上的造假”、而最有利的回应，恰恰是“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

真相战胜了情绪——莱维曾饱受创伤，但他不仅拒绝滥用“受害者的道德光环”，更拒绝被情感俘获落入思维的陷阱、尤其是刻意丑化敌人的诱惑。

真相战胜了“复仇的渴望”——莱维深知，复仇不仅会滋生更多罪恶，还会让真正的事实变得“难以被审视”。在他的笔下，很少追求“大意义”“超越”等修辞，因为它们会矮化思想、污染语言。

真相战胜了“人与时间共同的局限性”——莱维认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记忆的失真”及“主观性”，莱维才在多年后竭尽所能、整理、收集了一份跨度为41年的“不同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证词，将其命名为——《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

反思奥斯维辛的第二个层次——反观制度之恶、现代性背后的“撒旦”

对奥斯维辛，极精准的评价是“现代罪恶的耻辱柱”。然而，这一形象的概念，往往掩盖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应该是谁？最主流的，是下面两个答案：

·“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包括“平庸之恶”的德国人。

·坏的制度。包括法西斯主义制度，甚至是“现代文明蕴含的罪恶因子”。比如，鲁本斯坦与 J·罗斯曾在《通往奥斯维辛之路》中所说：“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了死亡集中营。”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种观点的拥趸，而崇尚深度思考、或喜欢探究问题的学者，往往更认可第二种观点。市面上，反思奥斯维辛最深刻的社科作品亦不鲜见———最广受赞誉的包括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劳伦斯·里斯《奥斯维辛 ，一部历史》等。然而，即便在群星璀璨的思想领域，莱维依然是至为独特的一个。

·“反思奥斯维辛第一人”：深刻思想 + 纵观视角 + 文学笔法

莱维并不认为批判希特勒和德国人就是“肤浅的”。在《休战》中，他强调希特勒的执迷、仇恨、对暴力的鼓吹、在失意中激起的无限回声的成就感，确实让他自诩“尼采预言的英雄”，并犯下滔天恶行；而绝大多数“闭紧了嘴巴，眼睛和耳朵”，借此为自己营造“无思幻觉”的德国人也是罪行无可指摘的帮凶。然而，“这只能解释质，却不能解释量”。因为极权主义带来的国家恐怖主义和纳粹机构的高效率，才让一切成为可能。

他还超越了对极权主义本身的探讨，回归了马克斯·韦伯忧虑的现代性这一“原问题”，并对“极权主义的普遍性与欺骗性”有着最深刻的警醒：

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莱维曾感叹，“当奥斯维辛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在肉身毁灭之前，已经快速高效地摧毁了人的精神与尊严”。

对奥斯维辛之于现实的关系，他提到：“必须警惕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拖曳它那偏狭、凌辱而奴役的足迹，可能诞生于我们的国家之外，为自己改了个新名字，踮起脚尖，悄悄溜进国门。”（引自《休战》）

这些洞见，阿伦特、鲍曼等思想家亦有揭示，但奥斯维辛对他们而言，更像“某个典型素材”。而让奥斯维辛真正成为罪恶的代名词，并愿意倾尽毕生之力进行反思、并在深知思想类著作难以写尽奥斯维辛的丰富性、故事性、多样性后，决心以小说、诗歌、访谈录、历史笔记、杂文等“文学纵观视角”持续书写奥斯维辛的，唯有莱维。

奥斯维辛迫害了莱维，但同样“成就了莱维”——如果没有“奥斯维辛”，莱维博物学家般的好奇心、历史学家的严谨、观察学者般的细致、文学家的天分、以及思想家的洞察等特征“极可能被隐没”。然而，经历奥斯维辛后，这些却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超越性地展现”——他本人甚至因此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反思奥斯维辛第一人”。

比如，我们都知道，极权主义会将人异化为一个“没有情绪波动的动物”。

但莱维笔下，这种异化有了具体的“细节和相貌”：

在《这是不是人》中，他写道：

“一个士兵完全不带愤怒殴打一个人”，“你怎么可能想象一个人完全不带情绪去殴打他人？”

在《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中，他又写道：

死于一个“是”或“否”......

阿伦特曾将极权主义拆解为“ 强人政治、平庸之恶、单一意识形态、国家掌握真理、传媒控制、警察治国”等核心要素，但在莱维笔下，这些曾经被解构的特征再次被整合，并被“轻描淡写”地编织到一个个可怖的细节中。

在自传《元素周期表》中，他提到一个“幸存后的细节”：

“当他幸运地被选中在集中营的橡胶实验室担任化学家时，实验室负责人抬起眼睛看他的牺牲品。那种目光并非人与人之间的目光，倒像是人隔着鱼缸的玻璃壁看鱼的目光。”

莱维说：“要是我能解释那种目光的本质所在，我也就能解释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疯狂。”

......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曾说：“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极权主义）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但阅读莱维的作品，不仅可以让我们知道当年的奥斯维辛，还可以沿着莱维的反思，知道人类未来可能还要遭遇的悲剧。

反思奥斯维辛的第三个层次——罪感文化与灵魂深处的自省

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曾认为，自重、自觉、自制三者可引向生命的崇高境域。然而，做到这三者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反思自己。然而，反思自己却极其艰难，因为面临三大瓶颈：

首先，是“制度的瓶颈”：在极权社会中，反思往往意味着反抗，而反抗又常常伴随致命风险，这正是很多纳粹“宁愿杀人，也不愿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重要理由。

其次，是“人性的瓶颈”:人性本能趋向“逃避、遮掩、推诿”——好比很多幸存者反思奥斯维辛，更多是控诉，以及对罪魁祸首希特勒的谴责，而谈及自己，只是无辜的受害者。

最后，是“现代文明的瓶颈”：东西方文明间存在着“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西方新教伦理中，信徒与上帝是一对一的关系，信徒犯错后，内心时刻受到上帝的“罪恶感”之折磨；而东亚儒家文明中，道德至高点是“三纲五常”，人犯错后，首先在意的是社会评价，若没有外界的“评价与反应”，便可相对免去耻辱责难。

不过，自现代社会“信仰式微”后，无论是西方的罪感文化，还是东方的耻感文化，都在退潮。尤其当缺少“罪感文化土壤”的东方社会面临“消费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等诱惑后，反思自己不仅更艰难，更会被视为大多数人眼中的“病人”。

然而，反思自己不仅是良知的警戒线，更是社会前行的动力。因为如果整个社会有罪，这个罪是在每个人身上，而不只在谴责的那些人的身上。如果人们只是苛责他人而拒绝反观、改变自己，社会终会因沦为一场“所有人指责所有人”的战争而崩溃。反之，假如社会出现病状，“最无辜的人”都能反省自己，又怎么可能从病症演变为一次次的“奥斯维辛”？

作为一名“奥斯维辛幸存者”，莱维本可顶着“受害者的光环”过完余生，甚至成为一名“对奥斯维辛的宽恕者”都会被异常尊重。然而，他却选择成为一名“灵魂上的反思者”。

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却为自己幸存下来而得到羞愧与罪恶。这种罪恶与“原罪”无关，而是莱维对“人类不可知的邪恶的羞愧”——获救后，他曾数次想过自杀，然而，正是这种“今天早濒临灭绝的羞愧感”让他克服了这种渴望：

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中，它写道：放逐的经历刺刻在我身上，但并没有泯灭我活下去的意愿，因为他赋予我的生命一种目标，就是得带着证据出去，为了使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

这种不断见证的“义务”，让他将有关奥斯维辛、有关极权主义的著作一部一部展示给世人，希望无数人“亲眼看到强权主义背后的地狱”、反思躲在奥斯维辛背后的”6个撒旦”，避免重蹈覆辙。

40年后，当物证被销毁、记忆已模糊，但“奥斯维辛”的征兆却屡屡出现时，莱维再次通过《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记忆和见证历史。这部作品是他40年苦难经历的总结，一部有关奥斯维辛最沉痛而深刻的“沉思录”，也是他人生最后一部作品。

莱维最终没有走出这种刻在石头上的“罪恶感”。1987年，莱维在公寓中自杀，奥斯维辛迫害了他，“成就”了他，也结束了他的生命。

因此，如果说莱维值得“致敬与怀念”，我们更应该铭记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警惕“不反思的恶”——与生活的战争、与罪恶的战争、与自我的战争，甚至与撒旦的战争从未结束，有的只是暂时“休战”。撒旦被击败了，但远未被消灭；撒旦睡去，但还会再醒来。而与撒旦的“休战”，正在让人扼杀良知、滋长仇恨、背弃信仰。

当然，“奥斯维辛”也绝不只在战争等极端状态下出现，真正的奥斯维辛常以某种高尚的名义，从“极端状态”升级为“生活常态”，以至有人说，历史上奥斯维辛的灾难，正在以“电子镣铐”的方式重现，这也是今天必须重视、重读莱维的重要原因。莱维作品散见网络，先知书店经多方争取，特别复活了这套中文简体世界迄今最全的《莱维作品集》（共13卷），点击链接收藏：（还可在规格中收藏曾让本文受益的“反思现代社会灾难”经典五书）

策划：先知书店店长、万壑松

文稿：凌晨

编发：先知书店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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