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的一档长期电视节目《我会骗你吗？》有个基本前提：参赛者会因成功撒谎而获得奖励。评论员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同事们如今认定：他升任保守党领袖和首相，同样是对其成功撒谎的奖赏。BBC一篇标题为《首相与真相的关系是什么？》的文章明确表示：约翰逊的声誉和受欢迎程度肯定不是因为他“说的是真相，全部真相，仅有真相”（译者注：英美法庭证人的誓词）。约翰逊的前大臣级同事罗里·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对此表示赞同，并称约翰逊“或许是首相职位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骗子”。记者、约翰逊的前粉丝彼得·奥本（Peter Oborne）甚至用了启示录式的语言描述：说真话这个原则……在鲍里斯·约翰逊及其团队进入唐宁街的那一刻，崩塌了。奥本认为，虽然约翰逊的前任们都是老奸巨猾之徒，但他们还保留一丝体面，即“坚持事实准确性的共同原则”。

本文无意继续增加对约翰逊职业和个人生活中与真相龃龉的揭露和批评，也无意记录他对道德标准的反复破坏，包括处理威斯敏斯特内部“保守党丑闻”中的各种指控（最著名的是时任国会议员欧文·帕特森违反游说规则）以及他对“派对门”的回应（据说同时违反了唐宁街的疫情政策）。相反，本文意在检视：为什么在首相进入威斯敏斯特会议厅这个外界认为他跟他的议会同事们没办法故意撒谎的环境时，他与谎言的有害联系似乎得到了缓和。从本质上讲，议会程序有个默认前提：首相和国会议员都说实话。在会议厅里指控国会议员撒谎或欺骗属于“非议会用语（译者注：unparliamentary language，也有侮辱性言辞的意思）”，很可能面临——以厄斯金·梅（Erskine May，英国宪法理论家）晦涩但令人生畏的描述是——“来自主席的干预”。如唐·巴特勒（Dawn Butler，工党议员）所言，这种干预的悖论在于：在威斯敏斯特，指认别人撒谎的人会陷入困境，而撒谎的人却不会。

然而，审视这一悖论，会进一步揭示出一些相关悖论，这些悖论涉及：公众态度和信任、议会规则和一般规范，以及大臣级礼节的监管等问题。重要的是，这些悖论和进一步的悖论相互嵌套，直指“英国宪法核心”的心脏：议会拥有获得关于政府的准确信息的基本能力，尤其是在政府不想提供时。这种“信息问责制”模式——要求大臣们随时向议会通报情况——是大臣责任传统的关键要素。 汤姆金斯（Adam Tomkins，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坚信，“不对议会撒谎”对维系传统至关重要。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情况是否仍然如此？通过对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鲍里斯·约翰逊担任首相这几年的研究，本文发现：威斯敏斯特内部也在越来越担忧，首相倾向于在下议院说谎而不会受到惩罚。

从历史上看，国会议员往往得不到英国公众的信任。如果问公民，他们是否相信国会议员会说实话，近几十年来的数据是：大约70%的受访者回答“不”。例如，莫里公司（Ipsos MORI）2021年4月的调查中，只有23%的受访者相信国会议员会说实话，这个数据在2004年是27%，略有变化。不难预料，这些数据被当作公众对议会甚至是英国政治体系不信任的证据。从调查结果出发，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虽然选民对国会议员的态度或许展示了公众对政治不诚实的“定位”，即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不指望国会议员说实话。但这是否可以推出公众默许国会议员在议会中撒谎的结论？

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尽管公众并不期待国会议员说实话，但也基本认为，说谎的政客应该得到惩罚性的下场。这一倾向在Electoral Calculus 2021年4月的一项调查中有明确表现：86%的受访者同意“说谎的政客应该失去职位”（其中55%强烈同意）。Deltapoll为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做的调查显示：尽管存在犬儒主义和放任态度，公众也明确认为国会议员和大臣应该遵守道德标准……任何不道德行为，不管多细微，有没有被质疑，都是危险的先例。这种观点得在2021年4月，由133021人签名支持，提交给英国议会和政府请愿书网站，提议“在下议院说谎应被定为刑事犯罪”。而这仅是在2021年就此问题提交给请愿书网站的9份请愿书之一。

▲ 英国国会议员的标准民意调查，2021年4月，图源：Electoral Calculus

撒谎行为通常与故意的和有意识欺骗相关；其本质是“说谎者蓄意坚持自己认为是错误的内容，目的是使他人形成错误的信念”。然而，在明显的谎言和彻底的欺骗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空间，属于话语操纵和不实陈述。其中不仅有“真骗子”，还有“普通骗子”和“胡说八道者”。“真骗子”是想让你相信一件假事；“普通骗子”则不关心事情本身的真假，只说对自身有利的事；“胡说八道者”不关心真相，也不会费力给自己的话找证据——他们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废话连篇。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们投入了大量的思考和精力来理解这些形式的“不真诚言语”，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和重叠。

本文借用这些区分来引入这样一种可能性：约翰逊的议会发言或许不能定义为“故意撒谎”，但确实表现出了对“真诚”的漠不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是一种“普通谎言”，又或许是某种“随意撒谎行为”，是出于对真实的漠不关心，而在表述上东拉西扯漫不经心的表现。风格上，约翰逊已经完全掌握了部署快速随意的虚假陈述、事实糅合和欺骗，以促进为其自身服务的“自我宣传”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技术应该被称为“突袭式撒谎”（drive-by lying）：提出虚假或误导性的结论，并在不真诚表述被记录或正式挑战之前，通过东拉西扯迅速转移话题。

 3   指控撒谎的意外困境

保罗·西沃德（Paul Seaward，英国历史学家）精准地抓住了在下议院撒谎的悖论：指控撒谎的议员会被要求撤回或改写指控；而被控撒谎的人却很少被要求证明自己。他将这一悖论的起源追溯到十六世纪和绅士行为准则，在准则中，撒谎指控可以触发“绅士暴力”（也称为决斗）。虽然这种暴力现象已经消失，但其他部分得到了保留：议员对另一名成员“故意撒谎”的指控会被“特别严肃对待”，并且通常导致“主席的迅速干预”。“干预”的结果可能包括：冒犯同事的议员被要求撤回指控；对被干预指控提出实质性动议，由下议院进行裁决；如果提出指控的议员拒绝撤回指控，则暂停其职务。每当首相被指控故意说谎、误导议院时，下议院议长都会特别勤勉地要求指控者撤回指指控。相应地，那些被要求撤回的议员往往同样努力地确保他们的撤回和纠正仍然能够表达他们最初指控的本质。事实上，在威斯敏斯特，经过校准的撤回生命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艺术形式。

在近代史上，指控、干预和撤回的循环在1979年到1990年，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尤为显眼。有16次，撒切尔夫人被指控故意对众议院撒谎；然而只有4次，议员拒绝撤回指控，打破这个循环。每一次，拒绝配合的顽固议员都被暂停了职务。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对首相故意撒谎的明确指控明显减少，约翰·梅杰只受过两次指控，他的工党继任者托尼·布莱尔只遇到过5次直接指控。悔过的循环仍在继续——提出指控，然后撤回或纠正。遮上薄纱的委婉措辞替代了直接指控：即使首相“没有能力故意撒谎”，他们还是可以“在真相上有所保留”或“无意中给出了不实之词”。布莱尔离任后，他的三位直系继任者戈登·布朗、戴维·卡梅伦和特蕾莎·梅——在议会议事录中都没有被直接指控故意说谎的记录。根据在这些首相任期内担任议长的约翰·伯考（John Bercow）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布朗，卡梅伦和梅都“没有对下议院撒过谎”。

然而，在鲍里斯·约翰逊受到10次指控，改变了传统。由于他愿意“一再撒谎”，并“一遍又一遍地向议会提出明显不真实的主张”，他被认为与他的前任首相们截然不同。这是威斯敏斯特内部广泛认同的评估，6个反对党的议会领导人于2021年4月签署了一封联名信给霍伊尔议长，以表达他们“深切担忧众议院的地位和声誉由于首相的报告缺乏真实性而受到威胁......他不是偶尔不准确或误导性使用数字的问题，而是一贯未能诚实地对待事实“。

这种“一贯未能”可以在网络议事录的实例中得到量化，案例中“说谎”、“谎言”、“首相”等关键词可以相互关联。在约翰逊担任首相的前30个月，这样的记录有18次，而在过去的40年中，类似记录只有23次。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指控，干预和退出的准仪式循环在2019年之后几乎成了固定模式。有几次，有议员试图绕过对“非议会用语”的严格规定，提及约翰逊的早期职业生涯——“请记住首相曾因说谎被解雇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以作为“他显然不可信任”的证据。在议长确认，这一陈述只是针对首相曾经的职业生涯，而非指控他在下议院的行为时，其批评者往往认可前者，否认后者。伊恩·布莱克福德（Ian Blackford，苏格兰民族党党魁）特别鲜明地表达了观点：约翰逊是一个骗子，但没有受到议长制裁。他说：“议会规则不允许我指责首相多次说谎……但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你是骗子吗，首相？”面对他的质问，议长裁定，布莱克福德的批评虽然不构成“非议会用语”，但“很讨厌，不符合议会期望”。同时，直接指控首相在办公时间“误导众议院和整个国家且……反复对下议院和全国撒谎”仍然被视为“非议会用语”。 唐·巴特勒因提出这一指控却没有道歉而被众议院停职；她仍然坚持认为“下议院必须有人站出来指出首相撒了谎”。

巴特勒认为约翰逊是一个习惯性的骗子，这一观点得到了她的许多议会同事的认同。他们看到他“随意误导议院的态度”，或“对事实真相的一贯不诚实”，并将随意撒谎的倾向和对不实之词的漠不关心认定为其履职风格的标志。在这里“随意撒谎”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在众议院故意提供误导性陈述”的范围，囊括了约翰逊所有言辞忽略、不实陈述和“有罪的无知”。事实上，首相答问环节（PMQs）为约翰逊的随意撒谎提供了演出背景，它给首相和议员们建立的是每周短暂、浓缩、快节奏的交流，尤其是对反对党领袖。作为“潘趣和朱迪（译者注：英国木偶剧，意指针锋相对的形式）政治”和“不对称战争”的混合体，约翰逊领导下的首相提问时间集中在他往往是冗长、匆忙交付且混乱的答案上，这些答案将事实和确切的信息与虚假和不准确的缠绕在一起。也正是这种形式，引起了议会的“深切担忧”。

▲ 约翰逊在首相问答环节上发言。图源：bbc

 4   逍遥法外之徒

唐·巴特勒在回顾她被下议院停职一事时，确信约翰逊会“继续撒谎，因为他顺利逃脱了”。她特别沮丧的是，似乎很少有可执行的制裁或纠正程序来阻拦首相，使其不要（无论是否有意）误导下议院，或提供错误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制裁和纠正程序是存在的，只是很大程度上要诉诸宪法惯例和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如果首相（或其他大臣）在向议会提供信息时出现“无意错误”，则应“尽早”进行更正。这一原则已在《大臣守则（Ministerial Code）》中有所体现，该守则在2019年更新，包括约翰逊签署的前言，承诺坚持最高的礼仪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唐·巴特勒的愤怒源于约翰逊一再违反《大臣守则》及其原则。用她的话说，首相“没有体面来议会纠正记录”。议员们一再抱怨首相未能做出这样的更正，导致议长提醒下议院：“所有议员，只要向众议院发表了不准确的陈述，都应更正记录。更正可以通过程序发起，也可以在辩论中进行，大臣们还可以发表口头或大臣级书面声明……犯错误不至于不光彩，但规避承认错误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还特意强调，“政府自己的大臣守则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对大臣的期望”。

《大臣守则》也规定了第二项原则，即“故意误导议会的大臣应向首相提出辞职”。但是，如果故意误导议会的是首相，规定中没有后果。虽然约翰逊向下议院联络委员会承认他受《守则》的约束，但他不认为大臣——逻辑上也包括他本人——违反守则必然导向辞职结果。另外，由于《守则》中缺少对“故意”的定义标准和解释主体的规定，“大臣级别故意误导议会应辞职”的规则又被进一步侵蚀。如果议会可以认定故意，那么议长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对“误导”这个词非常谨慎，就会产生类似“第22条军规”的难题。打破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案，就是首相承认在议会中故意发表误导性声明。而类似的对“不恰当行为”的承认，在下议院不大可能被认定为藐视议院。又因为众议院在处理藐问题上受明显限制，许多此类行为只能进行“监督”、非正式处理或免于惩罚。

 5  能拿他怎么办？

（1）独一无二的语境

如果撒谎是约翰逊独有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很简单：让他停止撒谎。然而，从他的个人和职业历史中很难看出他愿意或能够重新调整他对真相的漠视。因此，另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是承认约翰逊确实是个骗子——不管是故意撒谎还是无意撒谎——而且他对真实性的漠视应该被允许在议会中被议员们指出。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下议院在使用非议会用语方面的惯例和礼节。这些惯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公众有权期望议员行为文明并具有最高水平的诚实和正直”；以及“议员应注意他们所说的话的影响”。以上假设加强了议员的“高尚人格”、因此不会在议会中故意撒谎的预设。因此，不应指控议员撒谎，如果提出，应立即撤回。当然，这种规则在下议院由坚定正直的议员组成的语境下是有意义的；但约翰逊随意说谎的特殊情况所提出的问题是，语境是否已经改变？

语境很重要。厄斯金·梅毫不怀疑，什么是非议会用语，"取决于使用一个词或短语的语境"。霍伊尔议长在2021年9月发布的《行为和礼节规则》中也同样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因此，鉴于当前政府由一位对真实性漠不关心的首相领导，似乎此时正是承认“随意说谎”确实成立的时机。然而，鉴于议长严格遵守程序上的假设：即没有议员或首相会故意说出“不实之词”或“错误之词”，这仍然是不可能的。虽然霍伊尔议长承认首相有时可能没有提供“正确的信息”，但他拒绝被“拖进就某项声明是否准确而展开的争论中”。

（2）事实核查和纠正

如果程序惯例和政治敏感性使议长无法质疑言论的意图或对其真实性进行裁决，那么其他人就有责任质疑首相向议员提供的信息的“正确性”。在威斯敏斯特内部，下议院程序委员会在2021年不愿意审查关于国会议员声明的准确性和议会中直接说谎的规则。程序委员会主席布拉德利（Karen Bradley，保守党议员）虽然承认“纠正的可见性和透明度”可能会得到改善，但她坚持，大臣们对他们提供的信息准确性的负责，有赖于现有程序和议员们自己的“坚持和主动”。同样，独立的议会标准事务专员和标准委员会都表示，设计一个内部体系来调查“对直接、故意欺诈的指控”或对“真相和准确性”进行裁决是不可行的。

对外，约翰逊的不准确和不实的内容经常遭遇外界的“事实检查”和司法纠正，例如，BBC的Reality Check和FactCheck节目，Full Fact和Good Law Project等组织，以及包括统计监管办公室等官方机构。在内部，议会规则已经规定，大臣们有义务“尽早纠正任何无意的错误”。大臣们的更正被记录下来，并与原来的措辞相互参照，记录在每日议事录的一个单独部分，并尽早在网上公布。在线搜索功能也列出了每位大臣更正次数的总和。就约翰逊而言，他在担任外交大臣时做了五次更正，但在他担任首相的前三十个月里，他没有做任何更正。因此，作为总理，约翰逊似乎对《大臣守则》的义务和要求以及众议院关于立即纠正不准确信息的决议无动于衷。

如果修改记录首相和大臣更正的程序，使非内阁议员能够要求纠正，然后将请求和大臣的答复记录在议事录的一个单独的纠正部分，那么这种看似无所谓的态度可能会有所改变。如果公布纠正的累积清单，以便比较政府各部门的纠正频率，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首相对这些请求做出有意义的回应，并减少纠正的需要。当前的纠正程序无疑是有问题的，在政治上也是有争议的，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其他既定程序将继续被首相利用来继续他对事实准确性的漠视。事实上，议长（和副议长）以及众议院当局并不排斥公开和私下向国会议员提供建议，即通过适当的程序寻求部长承认和纠正向众议院提供的信息中的不准确之处。这些程序包括秩序问题（points of order，在议事程序错误时，议员向主席提出纠正错误）、早期动议（EDMs，提交给下议院辩论的动议，但没有确定日期）和关于紧急问题的辩论、休会或实质性动议。前议长伯考坚定地认为：“如果每次首相撒谎，他都被要求回答一个又一个紧急问题，或者留下来处理这一不诚实行为引发的秩序问题，他才可能会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

（3）政治意愿

尽管议员们“坚持不懈，积极行动”，利用现有的程序，试图让首相对其随意撒谎的行为负责，但在担任首相的前30个月，约翰逊仍然在撒谎，并继续拒绝纠正其不实之词。英国议会生活的基本要点是，议会几乎没有集体身份或集体偏好，它只是不同机构身份和优先事项——主要围绕着与政党和政府有关的角色和代表的实践——的总和。因此，在面对议会政党时，威斯敏斯特统一的、有凝聚力的“政治意愿”的概念倾向于四分五裂。议会中的政党因其自身的忠诚和偏好而分化，多数党议员对其首相有着压倒性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六个政党的领导人在与程序委员会主席的通信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如果当下政府占据绝对多数……党鞭的影响……使得现有的议会机制既不可能导致对事实的客观考虑，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机会来实现真正的问责制。”

如果威斯敏斯特的对抗性环境消解了让首相为其不实之词负责的集体“政治意愿”，那么就需要找到一种权宜性的单边“政治意愿”。乍一看，保守党议会似乎最有可能体现出这样的意愿。然而，自2019年以来，保守党议员们要么感到受制于人，要么感到胆怯，要么被约翰逊明显的民众和选举吸引力所诱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约翰逊的随意不实行为同流合污，并默许了他突袭式的撒谎风格，认为只要他转向下一个误导性声明，上一个谎言就会迅速淡出公众视野。但这种接受既取决于约翰逊在选举中的持续吸引力，也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迅速从对其不实之词的无情审查和质疑中脱身。2021年末，对约翰逊处理保守党性丑闻和“派对门”指控的无情批评动摇了以上两个偶然因素：首先，保守党的民调支持率急剧下降；其次，保守党议员承认，由于坚持对这些指控做出误导和不真实的回应，首相堵在了在他自己制造的拥塞中。正如一位前大臣所说，这些回应是“谎言，没有人相信他，大臣们也不相信他……我们常常被他误导。”重要的是，著名的保守党成员也开始提醒首相，故意误导下议院“将是一个辞职的问题”。

 6  结论

约翰逊有误导、误传信息、说假话和公开撒谎的习惯，这是他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在处理英国对疫情的“世界领先”的反应方面，在国会休会的理由上误导女王方面，在处理包括“搞裙带关系”和“墙纸门”等各种形式的“保守党丑闻”方面，还是在2022年初更引人注目的应对“派对门”方面，他的这一特点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派对门”带来的政治漩涡揭示了约翰逊是如何因自己的“混淆视听、推诿和逃避”而陷入困境的——一方面，根据对唐宁街和白厅违反疫情防控规定举行聚会的相关发现、记录和诉讼，内阁办公室（由公务员苏·格雷领导）和伦敦警察局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另一方面，保守党的议员们似乎也在唯利是图地算计着他们继续支持党魁的可能性，因为他的上述行为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公众舆论在支持首相辞职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

事实上，在约翰逊的整个任期内，关于他不当行为及谎言的指控一直笼罩着他。然而，2021年底和2022年初“派对门”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从宣传的力度、公众调查的规模，还是公众对事件的反感程度上来看，针对这件事的指控都具有很强的“公开性”。因此，当与“派对门”放在一起时，会觉得首相在过去30个月中18次被直接指控在下议院撒谎，以及未能在下议院纠正明显的不实之词这些事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如果“信息问责制”——向议会提供准确的信息——是内阁，特别是首相任职的先决条件，那么，不对议会撒谎则是英国议会政府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不应像一些边缘问题一样被忽视，它本身就是“大规模系统性计划”的组成部分，因此非常重要。二十五年前，当汤姆金斯指出：“它在当下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不仅需要意识到对议会的误导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更需要适当的监管”时，它就很重要。现在，它仍然重要，它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在约翰逊担任首相期间，它的恶性程度越来越被认识到，相应地，对“适当监管”的需要也越来越紧迫。

*文章转自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3, No. 1, January–March 2022。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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