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土尔其的一连串事变引发全球关注：先是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计划，决心实现“土尔其世纪”；之后土耳其遭遇恐袭事件；近日土尔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89个目标开展打击。不仅如此，这些年土耳其常以一己之力对地缘政治发挥关键影响力，国际存在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土耳其成为两国的调停方；土耳其既因对乌提供无人机而受西方肯定，又因阻挡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而受批判。这一系列动作以及看似矛盾的政策背后，是否存在一种不为外界所理解的一贯逻辑？ 本文以土尔其高中历史教材《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为切入点，分析了土耳其内部意识形态的特殊趋势：把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嵌入到一个全新的民族主义叙事中，促使右翼宗教民族主义与左翼世俗民族主义达成某种“共识”。作者指出，这本教材不是外界简单化理解的宣传工具，而是以土耳其的20世纪斗争史为基础，形成一套挑战西方霸权、争取民族独立的连贯叙事。在这种叙事下，土耳其内部之争得以抚平，而土耳其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大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该教材强调土耳其要加强政治稳定和军事力量，以获得完全独立，真正的斗争是反对技术依赖，争取实现土耳其的工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作者试图深入土耳其内部来理解土耳其，但其基于特定立场，目的还在于批判土耳其。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这本教材类似于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美国曾把自己视为反帝国主义大国，其行为却有旧帝国的特征；今天土耳其高举反帝大旗，但为了渴望已久的大国地位而采取某些行为时，也染上了它强烈谴责的美式强权色彩。对于身处局外的我们来说，观察这些纷争和变迁，或许有助于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深层逻辑。本文原载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网站2022年5月26日，原题为"A New History for a New Turkey: What a 12th-grade textbook has to say about Turkey's future"，由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新土耳其的新历史：12年级教科书对土耳其未来的评价文｜Nicholas Danforth
翻译｜Ahsen
来源｜文化纵横
▲ 图源：互联网
《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Çağdaş Türk ve Dünya Tarihi），一本12年级（译注：高中第四年级）的新教材，在国际上受到了许多埃尔多安批评者的谴责。一份报告指责该书带有“微妙的反民主观点”。随后又有文章警告称，作为“埃尔多安将土耳其社会宗教化的企图之一”，教材已经被“武器化”了。然而，这些指控尽管令人不安，却没有抓住这本书的要义。《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不仅仅是简单的宣传，它的雄心是：将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嵌入到一个全新的民族主义叙事中。从整体上看，这本书综合了土耳其反帝国主义的不同观点，对过去一百年提供了一个过于连贯、但不准确的描述。它赞美了凯末尔和埃尔多安相隔一个世纪的反对西方霸权的斗争，在相邻的页面上赞扬了杰马勒·古尔塞勒（Cemal Gürsel，译注：1960年-1966年任土耳其总统）和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译注：1996年-1997年任土耳其总理）为推动土耳其的工业独立所做的努力。它还解释了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译注：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和50美分（50 Cent，译注，美国说唱歌手）的作品对美国社会缺陷的看法。《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是《新曙光报》（Yeni Şafak，译注：土耳其保守派日报，以支持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而闻名）式的阴谋论和反东方主义学术批判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混合体。这无疑表明土耳其的发展趋势。但这不是某种宗教宣言。相反，土耳其的西方伙伴应该清醒的是，这本书在埃尔多安以后的时代将多么容易被继续使用。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存在相互竞争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和反美思想。在外交政策领域，埃尔多安拥抱“蓝色家园”(Mavi Vatan/Blue Homeland，译注：土耳其的新海上地缘战略，主要针对东地中海潜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主权争议海域，主张积极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表明，他的右翼宗教民族主义如何与左翼的世俗民族主义（Ulusalcı，译注：一种受凯末尔主义影响的新民族主义）达成了共识。这本书代表了史学领域的一个类似联盟，追求将20世纪的历史改写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土耳其的历史。目前，安卡拉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受到称赞，同时又因为阻挡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而受到批评。《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揭示了这两项看似矛盾的政策背后的思想渊源。
《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对20世纪多样化的、引人入胜的描述中，其叙事的中心主题是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表现在军事、经济、技术和艺术等领域。该书以对粗暴的强权政治的直言不讳为特色，但也表现出了对不公正及其后果的持久关注。在这种叙述中，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中心地位。帝国竞争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在战争后果的讨论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欧洲在中东的扩张和苏联对中亚的重新征服成为战争的主要后果。学生从中了解到，是凡尔赛分裂了奥斯曼帝国，而那些希望实现民族自决而投靠苏联的土耳其人，发现自己面临更大的压迫。在这种背景下，该书简单回顾了沙米尔（Imam Shamil）19世纪在高加索地区领导的反抗沙俄入侵的斗争，并叙述了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对苏联的游击战。在战后秩序的构建方面，这本书介绍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哈尔福德·J·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和哈里·A·萨克利安（Harry A. Sachaklian）的理论，他们提出的“统治世界的关键”分别是对海洋、陆地和空域的控制。该书作者继续解释道，对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渴望推动了美国战后的全球基地政策，而萨克利安对空中力量的强调在越南战争和入侵伊拉克等冲突中得到了证实。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也赢得了该书的赞誉。明治维新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日本“迅速实现了西方花了几个世纪才完成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然后要求学生思考：为什么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努力没有成功？除了讨论空中力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体系结构和无线电宣传的影响力，该书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这样的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复杂且远非正义的条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各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也是其原因之一。”该书进一步强调了凡尔赛体系对德国施加的苛刻条件。这与其说是为纳·粹辩护，不如说是将不公正视为世界政治中的暴力与残酷背后的因果力量。以前的土耳其教科书因忽视纳粹而受到批评，《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对此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然而，该书没有像美国教科书那样，把纳·粹大·屠·杀看作一种独特的可怕罪行，而是把它作为西方野蛮行为的几个例子之一，与斯大林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美国对日本平民使用核武器有着隐含的相似之处。该单元末尾的思考题给出了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形象描述，并附上了杜鲁门总统的胜利声明，然后要求学生“从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角度评估这一声明”。在解释二战后全球秩序的建立时，该书再次回到了不公正的主题。在对北约和冷战的起源进行了常规的叙述之后，介绍了联合国及其后来对波斯尼亚、索马里事件的干预失败。这为埃尔多安在三百页的篇幅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提供了一个机会：这里插入了一张他站在世界地图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旗帜前面的图片。文中写道：“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口号‘世界大于五国’反映了（联合国）内部结构的不公正和面对全球危机时的不足。”![]()
▲ 图源：Çağdaş Türk ve Dünya Tarihi 12 Ders Kitab在联合国的成立之后，紧接着以“重塑中东的帝国主义势力”为题，对以色列进行了讨论。学生从中了解到，巴勒斯坦问题是该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它始于奥斯曼帝国——“建立犹太国家的最大障碍”——变得虚弱，导致以色列的建立。它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将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并重建所罗门圣殿的理想”。接下来讨论的是战后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公式，即建议经济危机中的国家采取紧缩政策，通常会导致失败，混乱和社会动荡。”然后要求学生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不同的政策。在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广泛的全球影响时，《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对军事技术和艺术的发展都给予了相同的关注。该书将文化政治也放置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之下，强调西方艺术霸权的终结。“尽管资源充足，好莱坞电影还是在艺术上衰落了，”部分原因是该行业的反共清洗。南美和远东地区并不满足于参与美国文化潮流，而是在木下惠介和黑泽明等导演的努力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好莱坞长期以来在电影制作方面的数量优势也转移到了日本、印度和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欧盟冷战起源的背景下，这本书才明确涉及宗教文明冲突式的修辞。欧洲统一的思想被追溯到十字军东征，而关于基督教对欧洲身份的中心地位的引述，出现在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与欧洲领导人站在一起的戏剧性画面下。下一页指出，欧盟对土耳其候选资格的态度以及“欧盟所有国家都是基督徒”的事实，都对欧盟的身份“提出了质疑”。冷战早期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也成为把凯末尔颂扬为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英雄的机会。“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成为20世纪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作者写道，“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在独立战争及其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为欠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并引用了凯末尔本人1922年说过的话：“我们捍卫的是所有东方民族、所有被压迫民族的事业。”本节最后引用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译注：印度开国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译注：巴基斯坦创建者和第一任总统）和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突尼斯第一任总统）等领导人的语录，讲述了凯末尔如何在他们自己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激励着他们，或者用尼赫鲁的话来说，是“我的英雄”。随附的地图也指出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所有在民族独立革命运动中受到了土耳其影响的国家。![]()
▲ 图源：Çağdaş Türk ve Dünya Tarihi 12 Ders Kitab《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里有相当多的冷战内容。有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遇害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对妇女权利的呼吁，更不用说城市化和猫王了。该书从这里开始更直接地转向土耳其政治。在这里，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争取技术、经济独立的斗争，有了更具体的形式。在埃尔多安时代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该书努力将土耳其政治历史中相互冲突的部分编织成连贯叙事。这类叙述掩盖了历史上的竞争对手之间分歧和敌意的程度，而是描述他们为了国家的共同目标而并肩工作。尽管土耳其的各政治派别长期以来都持有反美的世界观，但这通常只会分裂而不是团结他们。几十年来，埃尔多安和他的反对者都指责对方是美国的傀儡，代表敌人削弱了自己的国家。《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表明，这种言辞如何能起到团结的作用，从而把关键的政治分歧纳入到共同斗争的叙述当中。也许该书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对埃尔多安本人曾严厉批评过的人物——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译注：1961年—1965年土耳其总理）——做了正面评价。伊诺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保持土耳其中立而做出的娴熟外交努力，为他赢得了赞誉。尽管同盟国和轴心国对安卡拉施加了压力时，作者写道，政府“奉行了一项政策，即为了捍卫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惜一切代价远离战争”。在解释土耳其在战争年代遭受的物质匮乏时，最后一句话给了伊诺努自己：“战后，有一个人指责伊诺努离开这个国家，去喝加了葡萄干而不是糖的茶。伊诺努回答道，‘但至少我没有让你的孩子成为孤儿’。”对于1945年至1960年期间充满忧虑的国内政治情况，该书也做了平衡处理，当时土耳其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该书把批评的焦点放在美国援助的负面影响上，认为美国有意使土耳其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依附性，当这一努力受到威胁，就转而支持土耳其政·变。虽然美国向土耳其提供了军事装备，但维护费用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反过来造成了依附性，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包括迫使其赞同以色列的决定。这本书继续介绍，内吉梅丁·埃尔巴坎作为年轻工程师时，通过创建古姆什汽车工厂（Gümüş Motor Factory），为打破土耳其对西方的技术依赖的努力。他的野心使那些希望土耳其继续保持农业国状态的人感到不安。此处引用了土耳其学者巴斯金·奥兰（Baskin Oran）的话，指出美国害怕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1950年-1960年土耳其总理）促成土耳其工业化。该书当然也没有忘了肯定新军政府为建立国内汽车工业所做的努力。杰马勒·古尔塞勒被简单描述为“在民主党政府终止于5月27日之后成为总统”，似乎和埃尔巴坎一样，致力于扭转因美国援助而造成的依附性。古尔塞勒的汽车“德夫里姆”（Devrim）在第一次测试中失败了，随后被放弃。尽管如此，本节的结尾以胜利的口吻描述了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的当代计划，即制造完全使用本地零件和技术的汽车。该公司声称，成果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初上路。除了汽车工业，该书还非常重视土耳其飞机生产运动，详细介绍了努里·德米拉（Nuri Demirağ，土耳其实业家、政治家）和韦吉希·赫库斯（Vecihi Hürkuş，译注：土耳其著名飞行员、飞机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的贡献。该书描述了赫库斯如何与不支持其事业的官僚机构作斗争，并引述他的话：“土耳其青年若不与共和国、祖国母亲、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亲密相连，将难以在天空中迎击敌人。”该书对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开发的卫星、无人机和其他飞机也进行了详细描述。民族独立的叙事也有助于淡化土耳其冷战时期的国内分歧。该书介绍“68一代”和像德尼兹·格兹米什（Deniz Gezmiş）这样的左翼领导人时，把他们描述成为了维护土耳其的独立而抗议抗议美国第六舰队的反帝国主义者，并引用了乌尔·穆库（Uğur Mumcu，译注：被暗杀的土耳其独立调查记者）所描述的“黑暗势力”——大概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土耳其1971年政·变中的关键角色。该书对随后十年的政治激进主义也持相对中立的态度，表明互相敌对的意识形态运动都是对该国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真诚回应。对此，该书引用了凯末尔·卡帕特（Kemal Karpat，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话：“右翼和左翼的意识形态都试图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对未来做出展望。一个人的意识形态选择通常是机遇或环境的结果。”因此，作者暗示，虽然外国势力挑起或利用了这些运动，但可以对参与这些运动的公民个人给予无罪推定。有趣的是，该书在讨论2013年“占领盖齐”运动时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如果各种金融利益集团和外国情报机构在盖齐公园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大多数参与者在自愿加入抗议活动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以一种追随土耳其主流政治话语的人所熟悉的话语方式，汇集了20世纪的教训。西方大国仍然是土耳其及其地区内部冲突的主要根源。作为回应，土耳其继续与这些敌对势力作斗争，以加强其民主稳定和军事力量，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土耳其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其地理位置、地上和地下的资源、人口结构、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角色以及民主价值观，土耳其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大国正在努力利用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派差异作为分裂因素，试图削弱土耳其的团结及其拥有的潜力和财富。土耳其过去二十年的外交政策，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该书赞扬安卡拉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但没有提到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译注：土耳其政治家、外交官，曾任土耳其总理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甚至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简称AKP）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扮演的角色。作者写道，这一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土耳其应该在多地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土耳其在21世纪初对巴尔干半岛的态度为例，“其目的是确保和平与稳定，同时限制大国的地区影响力”。十年后，在叙利亚，“欧盟将自身利益置于普世价值观之上”，而土耳其则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援助难民。以下是作者介绍9/11袭击事件的背景，以回应美国的全球傲慢：凭借冷战后获得的自信，美国开始认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它开始下达更多的命令，更少地服从国际协议。它的提议和定义决定了哪些国家将受到惩罚，哪些制度将受到改变。这些做法成为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的原因之一。这本书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采取了更加矛盾的态度。嘻哈文化和街头涂鸦和霹雳舞一样，都是“社会抵抗工具”，出现在里根时代经济匮乏下的美国贫民窟。学生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著名说唱艺术家和90年代流行歌星的名字。在电子游戏的部分，该书给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有两个看起来很无聊的青少年，并提出问题：习惯于通过按下按钮来解决问题的孩子，能否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随后的一张图是公益组织“绿新月”（Yeşilay）拒绝网络成瘾的宣传运动：“登录，但不要依赖。”正如该书结论所表明的那样，土耳其的21世纪和20世纪一样，真正的斗争是反对技术依赖：土耳其经历了2013年12月28日的后现代政·变和2016年12月17日到15日的两次法图拉派恐怖组织（Fethullahçı Terör Örgütü，简称FETÖ）的政·变企图......为了应对这些年的国内外威胁，土耳其加强了旨在减少其对外技术依赖的计划。
为了说明这一点，该书以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齐兹·桑贾尔（Aziz Sancar）等著名土耳其科学家的传记收尾。随后是土耳其国产飞机的组图。鉴于土耳其无人机计划在其外交政策话语中的流行程度，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本以凯末尔肖像开头的书，最后以拜拉克塔尔-TB2（Bayraktar TB2，译注：土耳其“旗手”无人机）照片结尾。
在总结《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时，本文不可避免地聚焦在有争议的、挑衅性的和值得警惕的方面。尽管该书存在种种问题，但对于任何习惯于阅读《每日晨报》（Daily Sabah，译注：亲政府的土耳其日报）专栏和SETA基金会（Siyaset, Ekonomi ve Toplum Araştırmaları Vakfı，简称SETA，译注：土耳其政策智库，被西方媒体称为“AKP的智囊团”）报告的人来说，该书还是更像一本真正的历史教科书。目前，《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与最近的左倾学术相比，更符合许多美国人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确，在这里，历史和史学的相互作用有一种美妙的周期性。在整个20世纪，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世界头号反帝国主义大国，与此同时，却重复了过去帝国的许多特征。今天，土耳其对大国地位的渴望，恰恰反映出它最强烈谴责的20世纪美国强权的某些方面。例如，当联合国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时，埃尔多安对扩大安理会的执着，就像是对该机构冷战时期声望的认可。同样，在宣传土耳其的太空计划或海外基地基础设施时，土耳其媒体马上强调这是国际影响力的传统标志。《新曙光》的一篇题为“土耳其正在重返奥斯曼领土”的文章开头指出，“在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被视为军事强国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美国目前拥有的海外军事基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得出结论，许多国家现在都在叫嚣着要在土耳其建立自己的基地。土耳其将权力投射与反殖民批判相结合的做法，在非洲表现得特别明显，也特别有效。安卡拉在向非洲大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建立军事基地、出售武器的同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解放的行动者”。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土耳其领导人面临的一些矛盾与以前的解放行动者相同。例如，2020年8月，马里军方成员推翻了与埃尔多安关系良好的总统。安卡拉表达了“悲痛”和“深切关注”。一个月后，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译注：土耳其外交部长）成为第一位会见该国新军事领导人的外国官员。“像兄弟一样”，他“真诚地分享”了对顺利“过渡”民主的希望。其态度之真诚，与1960年5月28日美国大使弗莱彻·沃伦（Fletcher Warren）向杰马勒·古尔塞勒表达类似的期望时，无疑是相似的。阅读《当代土耳其和世界历史》，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土耳其已经很好地吸取了20世纪的教训。土耳其无人机项目设计师塞尔丘克·拜拉克塔尔（Selçuk Bayraktar）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作为一名学生，“我对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非常着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向安卡拉出售了F-16喷气式飞机和西科斯基（Sikorsky）直升机，用于残酷镇压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叛乱。没有人比乔姆斯基这样的左翼学者对这一行为的谴责更激烈了。现在，安卡拉正在向埃塞俄比亚出售拜拉克塔尔无人机，在那里，它们被用于另一场残酷的内战。*文章转自“文化纵横”，原载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2022年5月26日，原题为"A New History for a New Turkey: What a 12th-grade textbook has to say about Turkey's future"。
希腊欧洲和外交政策基金会的非常驻研究员。他之前曾在威尔逊中心、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两党政策中心从事土耳其及其地区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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